Photo by Rakicevic Nenad from Pexels最近回北京收拾屋子。
房间空置已久，挪动书柜，柜后的墙上贴着一张纸条——“静心、从容、坚持”，落款时间是2010年3月13日。当年，它本来是正对着书桌的，后来书柜移动后遮掩了它，它便一直默默待在那里。没有沾染太多灰尘，但纸张已有旧意。
我停下来多看两眼，渐渐回忆起11年前那个片刻，书桌旁的呼吸声和裁纸时的嘶嘶声又回来了，以及，那个空气中充斥着灰霾、抬头望不到星星、仰天长叹而不得的帝都夜晚。纸条上的三个词，今天看，自然是觉得啰嗦——有了中间的“从容”，自然就有前后两者，“坚持”是“从容”的结果，“从容”的人自然也会“静心”来。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轻重繁简的道理，把最关键的“从容”冲淡了。这样层次下写出的字条，自然是浮皮潦草，难以走心。
那年的我年届而立，刚刚到北京两年，满腔气力，但前方的路并不清楚，我隐隐约约知道自己应当干一件大事，但这件大事像一座苍茫到望不着峰顶的大山横在眼前，同样隐隐约约，而我手中空空如也，身边小伙伴一个个四散而去，我不知何处下手，不知山门何处，也不知何日是一个头。
这两天陆续收到一些媒体界朋友的来信：11月8日记者节就要到了，给年轻记者朋友写一些文字吧？寄语之类，现在这个境况，尤其需要给大家鼓鼓劲。其实，无需相邀，这几乎是我每年必做的事。其他大多数事情我都会拒绝，唯有这件事我不大会拒绝的。从2015年开始，我每年都会为记者节写一篇专文。2015年的主题是“好奇”——《我们最想与大家分享的，就是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呀》：记者的工作，就是破真相遮蔽之冰、解信息闭塞之冻。即便在万物收藏之季，这个社会也需要一批人，继续保持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去倾听、去挖掘、去传播、去感受不同生命的温度。
“好奇”是一切的缘起。以后便每年谈一个主题。2016年是“守望”——《长城无人守望，我们将深陷黑暗》；2018年是“真相”——《真相无法打折》：真相血淋淋，真相很奢侈，真相一定会大白；2019年是“坚持”——《一个空前的时代，真相和记者，都不会沉寂得太久》；2020年是“强弱”——《以弱居强、以强居弱》。如今到了2021年，是时候一起谈谈对我们个人而言最重要的那个主题了。您猜对了。这个主题便是“从容”。11年前我写在墙上的时候还不那么清楚它的意蕴，现在年届不惑，应当试试。一些读者朋友恐怕会产生疑惑：记者节是他们记者的节日，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为什么要花时间关注呢？而且，据说现在记者群体，首先是敏感，然后作用不大，名声似乎也不大好，你呦呦鹿鸣早就离场，为什么每年还要有这么一天藕断丝连呢？难道到了今天，你还不甘心吗？诸君有所不知，这个节所关者大，所关者切：记者节里真正过节的，不是记者，而是我们普通人。
如今是信息时代，我们依靠什么做日常决策？靠的是信息。而记者，就是提供信息的人。记者就是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就是“葫芦兄弟”里的二娃（千里眼和顺风耳），我们过记者节，是因为我们要提醒自己应当明辨是非而不是闭目塞听，也是因为“二娃”是七兄弟里攻击力和防御力最弱的那个，经常被蛇精和蝎子精抓走，甚至被妖精的“歪风邪气”和尖针震坏耳朵，刺瞎双眼，我们要护住这个兄弟。
正如在葫芦兄弟里二娃是不可或缺、呼吸与共的角色，没有二娃葫芦兄弟就无法合体打败妖精；在我们的世界里，记者的命运、媒体的命运也与一个国家休戚相关、升沉与共。我们怎么能不关心呢？太应该关心了。
相反，如果一个人自己想干的，只是遮蔽信息或者售卖假信息，而不是提供真实信息，那么，即便手里拿着记者证，也是不愿意也不需要过记者节的。比如贵州茅台集团前任董事长袁仁国，就持有《*费日报》记者证。这样的人大概不会对11月8日记者节有太大兴趣。
进入2021年11月的第一周，我注意到两位老者的故去。11月2日，李泽厚先生逝世；11月3日，左方先生逝世。今天的年轻人对李泽厚先生恐怕已不大熟悉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人浩劫之后贫瘠的精神家园里，正是李泽厚，携卓越洞察力和酷炫文笔，以一己之力，将国人引入理性和哲学启蒙的世界。在许多人心有余悸，连话都不会说的时候，他已经高屋建瓴，大江奔涌了。当时，他风靡全国知识圈的热度，几乎相当于前些年风靡互联网的马云。现在，这位滋养两代人心灵的思考者，当代中国几十年中唯一一位有全局性影响的哲学家故去了。这些天，有些学者对李先生发表一些酸不溜秋阴阳怪气的“评价”，我这样的圈外人，看着他们如此明显地被嫉妒心所统御而不自知，看着他们不知天高地厚，着实感到很可惜。我所见活着的思想者中，还没有原创力、影响力足以比肩当年李先生的人物，没人有他那样的底气，坦坦荡荡地说：《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在大学时，有一段时间，我曾经在图书馆里大段大段地将李泽厚先生的文字誊写在笔记本上，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是对一位作者最高级的尊敬。不过，作为他21世纪之后年轻一代粉丝，真正让我感佩的，并非他风靡上世纪末思想界的创造，比如“情本体”“积淀”“巫史传统”“实用理性”等，而是他1992年的个人举动——当时，正如日中天的李泽厚，忽然只身赴美，放弃祖国大陆一代宗师的地位，从零开始，赤手空拳打天下，改用英语开始给学生讲课谋生，在陌生的他乡开始一个新的30年。1992年时，他已经62岁了。这种上得了高峰、下得了深洞、直面人生的魄力，令我这样的年轻人自愧不如，我是决然做不到的。这是一种让我感到心灵震颤的从容。这种从容，与他一生著述、思考、为人的一个特点有关：不迎合。既不迎合权势，也不迎合庸众，不迎合时代，总是一人故我，坚持原创，”为人类而活着“。那个年代，下放干校劳动期间，李泽厚坚持阅读，偷偷阅读，几万字几万字地做笔记，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市民们在条件很差的“地震棚”里苦不堪言，他却表示自己非常充实愉快，因为他的康德述评最后一章终于修改完成了。1979年3月，《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出版，并在此后再版6次，4个月后，《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出版了，再接着就是《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华夏美学》和《美学四讲》。他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表现出蓬勃到难以置信的创造力，是因为之前二十年蛰伏期里一直在“下笨功夫”。
怎样的人下得了笨功夫？为什么别人下不了，而这样的人下得了？
在这个新世界里，左方先生也是“旧人”，但他着实重要——他是《南方周末》的创始人之一，这是一份曾经有全国影响力的报纸，而他长期担任主编。正是左方先生，给《南方周末》引入报训：“有可以不说的真话，但是绝不说假话”。这句我们今天看起来很普通的一句话，在当时的整体社会环境里，却是突破性的。也正是这样一句话，生发出诸多后浪：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我虽然是福建人，但因为天然无法亲近各种“圈子”的缘故，与他们说的“南方系”颇为隔膜，所知甚少，对左方先生了解更是有限。比如，我并不明白，为什么南方周末的公众号至今没有发布讣告，对左方先生的去世也只字不提。但是，我偶然间在杂志上看到左方先生的一段话，却让我感觉到非常想了解、想亲近这个人——他说，报人的最高境界是“从容不迫”：“它意味着吃透党的政策和现实的社会情况，同时有敏锐的触觉和政治判断力。从容不迫意味着宠辱不惊，既不因为你的报道符合某种外在的利益和需要而欣喜，也不因为它似乎触犯了这些而觉得怎么样，其实这些才反而可能是最有价值的，可以留给历史的。”这段话似乎也很普通，既不简练，也缺少修饰。但它对我，却有一种震颤的感觉。能说出这样一段话是多么难的事啊。恐怕，只有当我们真正经历过花团锦簇华袍加身，真正经历过泰山压顶明枪暗箭，才会明白，这段话所包含的意味。在我理解，这段话的要义并不在于文字表达本身，而在于人生选择与日常修炼。这些年，我亲眼所见，太多的人，将新闻报道或者文学作品作为实现个人野心与名利的终南捷径，随时想着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点滴雨露也欣喜若狂，几根骨头便埋头疯抢。也有太多的人，稍稍遭遇到一点挫败或者恐吓，还没有到雷霆万钧的阶段，就退缩千里，浑身发抖，口不能言，美其名曰沉默是金、明哲保身，实则能曲而不能伸，不免跌入蝇营狗苟之境。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因为太着急，这也想要，那也想要，得到的又总觉得太少太少，以至于动作变形。多可惜。昨天有一位在国外的读者朋友刚好和我聊到了左方先生。这位朋友已经离开媒体三十多年，但恰好是南方周末最早的一批记者。回忆起左方第一个细节是：“1980年我进南方日报社时，左方在资料室工作。南方日报资料室当时是广东最大的图书资料馆，书籍资料浩瀚。我喜欢去那里，发现左方的厉害，无论我想找什么资料，他都能够熟悉地从某个角落取出来给我。”当时，左方之所以被“发配”到资料室，是因为每次“运动”他都有份。他在资料室六年，只有一个做搬运工的朋友愿意来拜访，但他依然可以带着十足的精气神工作，沉下心来，与书为友，去熟悉它们，亲近它们。4.
左方的资料室六年，和李泽厚在下放劳动乃至开除公职时埋头写作，一南一北，精神相通。在人生困顿时期积蓄力量，在开放年代奋力争先，一下登上时代潮头。这样的人，最后将办报最高境界总结为“从容不迫”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左方先生曾说，他要与原来的中国新闻传统接轨。那么，中国原来的新闻传统是什么？是忧国忧民，是人民性，是对弱者的同情。1934年11月13日，上海滩报业巨子、《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被特务暗杀。章太炎先生为其写《墓志铭》，公开发表，最后一句是：“白刃交胸，而神气自如，斯古之伟丈夫歟。”古之伟丈夫，最重要的气质就是从容。这就是潜藏在中国真正文化传统中最有价值的一个气质。再往上，我印象中，第一个将这种传统总结出来的人是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大多数人都为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震动，但范仲淹这个名篇里还有至关重要的一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古仁人之心”，就是一种从容不迫的高级境界。我是从2003年开始工作的，编辑—突发新闻记者—政法新闻记者—深度调查记者—财经部主任—主笔—主编—创业者—公众号作者，从党报到都市报，到新闻周刊，到学术杂志，到新媒体，到创业公司，到个体写作……到今天。虽然每个岗位面面俱到是比较少见的，但距离社会普遍认知里的“成功”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更多的是一次次“把日子过成了段子”的尴尬。我的幸运在于，拜命运所恩赐，亲身目睹、经历了足够复杂、惊险的故事，心灵经常为之震撼，仿佛身处一部电影之中，甚至有时还是主角——这期间，环境之逼仄与生机，人性之卑凉与暖意，每每交替而来，高峰低谷，跌宕上下，绝望与希望之间，情节确实好看。只是，现在回头看，也每每不免倒吸一口冷气。整个过程真正经受考验的，是心境。一旦某次心中防线失守，恐怕已是身陷万劫不复境地。即便对“从容”二字念兹在兹，到处写上，但这个过程中，我着实并不从容，常常狼狈，常常手足无措。比如，一度失眠，一度高血压，乃至一度将身体折腾透支。一周前的《我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以这样结尾：“我看到了自己的未来：那个日拱一卒的卒子，死了，在路旁一个味道难闻的水沟里，一丝不挂。”经过心理建设后，我已经可以接受命运，但，假如当下这一刻就是终点，我却绝不能说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绝不能说是从容之姿。5.
读到这里，诸君也许会回想到本文开头，并产生些许荒诞之感：呦呦鹿鸣，一个并不从容的人，在试图将“从容”二字传递给他人；呦呦鹿鸣，一个试图给他人鼓劲的人，自己却是想着一丝不挂死在路边水沟的场景。这也太可笑了。诸君如果产生这种可笑的荒诞感，是自然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诸君面前的我，是且仅是一个普通人，修为远远没有达到所设想的高度。只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路要走呢。这些年，我有一句话是忍不住反复说的：“我们这一代人，注定是铺路石的命运”。既然是铺路石，往往会被压挤得东扭西歪乃至浑身破碎，也往往会被扔到路边的水沟里；在粗糙的大地上胼手胝足，营营役役，脸上身上自然是很难有什么好颜色，也很难有玉石的高雅气质。如果我们清晰了自己的铺路石角色，如果我们不再那么着急，不再那么患得患失，如果我们相信时间，相信自己，像资料室里的左方先生那样，热情如昨；像1992年的李泽厚先生那样，一代宗师可以放下过往从零开始；像1934年的史量才先生那样，白刃交胸，而神气自如——那么，我们这些日常微不足道的普通人，反而有可能会在某一个时刻显出一点别样的从容气象来：虽然破碎了百孔千疮了，虽然浑身脏污与泥水为伍了，但是，铺路石仍然在道路上。有言毕竟胜无言，只要还在道路上，只要这条道上有我们的一分支撑，周遭环境再粗粝，我们也能显出我们不大但也不小的人格来，心中也就自然“养活一团春意思”。“二娃”们如果守护住自己的双眼双耳，不让歪风邪气所困，葫芦兄弟们也就眼明心亮，不至于集体失明，集体失道。 在这最后，我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场景：葫芦兄弟们合体出击，妖精退散。不知这篇致辞对朋友们是否有所助益。今日“立冬”节气，我身处的地方，预报中的暴雪已在昨夜如约而至，望着车窗外白雪皑皑，不由想到《权力的游戏》中史塔克家族的族语——“凛冬将至”，不由想到故事里的北境边民在冰雪城墙下抵抗异鬼的命运，心神为之收紧，不免词不达意。就让我们一起重温守夜人誓词吧：“听我誓言，作吾见证：长夜将至，我从今开始守望，至死方休。我将不娶妻，不封地，不生子，我将不戴王冠，不争荣宠。我将尽忠职守，生死于斯。我是黑暗中的利剑，长城上的守卫，抵御寒冷的烈焰，破晓时分的光线，唤醒眠者的号角，守护王国的坚盾，我将生命与荣耀献给守夜人，今夜如此，夜夜皆然。”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