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1号下午，我因为滑板摔断右手住院，诊断结果右肱骨外侧髁骨、右桡骨小头、右尺骨鹰嘴多处粉碎性骨折，需要手术开刀接骨复位。

从那以后，左手全盘接管了我的生活。从自渎到自救，我学会用它吃饭，签名，擦屁股，打漂亮的响指，在社交网络上面敲字发帖，求助于板仔们丰富的自虐经验。
很多朋友都对我的伤势表示困惑，说玩个七八年也没见摔这么严重的。这群逼人鲜有对我的伤势展示出同情心，还说什么“负了pro的伤也算沾了回pro的光”，仿佛骨折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荣誉勋章，没想被一个刚玩一个月的新手拔得头筹。
那我可是太幸运了。
1
事发时间是当天凌晨1点。我、小贱、李然和亨特张，哥几个练完板，买了几瓶麒麟坐在广场上闲扯。带我入门的亨特张看见我顶穿鞋子的小拇指，向我介绍了一双性价比相当不错的国产滑板鞋。作为回报，我为他快要顶穿裤裆的小兄弟介绍了一家性价比相当不错的按摩院。就这样，我们脑子发热，身体重新变得轻盈起来。bro叫了滴滴，一口干完剩下的啤酒，扔瓶子，大步刷板，朝着街边的定位点疾驰。
夜晚的大悦城相当宽敞，商场店铺早就打了烊，只有一家全球内衣品牌连锁的巨幅广告牌还亮着。那是维多利亚的秘密，也是青年路一带无处可去的板仔、BMX玩家和街舞男孩儿们的秘密。店门口探照灯每晚11点准时开启，街头运动爱好者在此聚集，承蒙友情赞助的光线。
维秘的关照之外，路况变得暗淡起来。尽管补了两脚速度，跟上老手的节奏依然很费劲。我拐过一个圆形花圃，才突然发现两位大兄弟停在了正前方。他们已经收了板靠在台阶的扶手旁等车。一切为时已晚，我猛蹬了一记板尾，忘了减速，一个翘头就把自己抛射了出去。
我双腿朝天头朝下，在空中划出一条牛逼的弧线，以前空翻只完成一半的姿势坠地。慌乱之中伸出右手救场，只听咔嚓一声，胳膊肘发出脆响，被撞得反向撑了出去。我发出凄厉惨叫，倒在地上不能自已。
一阵松弛的滚轮声靠近，有人徐徐滑到了我跟前。
“他的表情怎么看起来还有点享受”，是小贱的声音。
“你怎么了？”

“还好吗？”两个大兄弟终于反应了过来。我感觉在场所有人看我样子都想发笑，但又迅速地意识到这样好像不太礼貌。
剧痛剥夺了我的语言能力，我小心抬起右手，指着受伤的胳膊。那感觉就像身体被换上了一件新媒体艺术生设计的3D动画作品，正在演示不合物理规范的bug动作。细密的汗珠瞬间渗满了我的唇周。
过了好一阵子，情况没有得到缓和，我绝望地说，“可能骨折了。”
李然建议我先动动手看看：结果上臂屈伸范围只剩下了10度。然后他分享了自己从地下车库的连排减速带冲刺下去，被颠得骨头都快要散架，最后摔得用脸擦地半米远的经历。重要的是，他现在还活着，“应该没什么大事。”
想想也对，我至少没哭天喊地。而且30岁大兄弟的性欲——是很宝贵的东西，突然就觉得说自己骨折不太好意思了。
“要叫救护车去医院吗？”小贱问。
“先不用了。有可能就是脱臼。回去睡一觉看能不能好些吧。”然后我就做了一个让自己后悔的决定，执意端着手回家，寄希望于云南白药，错过了最佳就诊时间。
第二天白药果然没有发挥奇效，举了一宿的肘子已经肿胀得比原先大了一倍。我在床上熬到破晓，看见9月1日第一缕晨光打进卧室，想起了一则希腊先哲的神谕。
“还记得‘妄立誓则祸近’吗？”
“什么？”

“妄立誓，则祸近。”
“那又怎么了。”

“我觉得今年发了太多愿了。”
“是吗。”

“比如一定要戒手淫，学着跟自己独处，把买来的书都看完，把颠倒黑白七八年的生物钟调整过来，以及多训练左手精进鼓技等等。这些事情在我内心困扰太久了，但你看2021已经过去四分之三，我的进展可以说是毫无建树。”去医院路上，车一颠簸就能感受到断端骨头在打架，我向小贱忏悔了自己的人生。
“确实确实。老天可能实在看不下去了——“这个逼真是无药可救！”——然后瞄准你的后脑勺发射了一个念头。我看见你当时正在快乐滑板，浑身突然打了一个激灵，就把自己送上了这场灾难级赎罪之旅。”
2
一方面，我对老家那些专治跌打损伤的老中医传奇故事有一些情结，另一方面，我太需要立即止痛，所以无视了北京朋友都让我直接去积水潭的建议，就近选择了某家中医院。
医院里的工作环境会钝化人的共情能力，照X光和CT的医务工作者对骨折病人并没有太多特殊关怀，他们对我错位的骨头进行的一系列二次重创和冷酷摆拍。
“怎么不早点来看急诊，住院吧。”
接诊医生的背后贴着一张广告，上面列举了微创开刀的五项好处，下面是一些很恶心的手术照片，一层层肥腻的黄色脂肪泡被手术钳扒拉开，露出病人白狰狰的骨头，还连着血丝。我的CT照则显得很文明很有未来感。
“那我这个能微创吗？”我指着后面的海报。
“这不行，你的情况不太妙。”

进去的前一刻，我才被告知因为疫情时期特殊管理方案，全北京的住院部都是封闭式的，病人不得离开，亲属不得探视，相当于坐牢，至此开启了和外面世界长达15天的隔离。
由于需要核酸检测才能住进普通病房，我被临时安置在单独的房间里，和疫情非常时期的“紧急物资”以及骨折病人的各类术后复健器材睡在一起。
到下午6点，右手已经让人疼痛难耐，那感觉就像有人把你的肘关节划开，然后往里面撒了一堆玻璃渣子，再给缝了起来一样。我左手拿着右手，看着医生护士在这里进进出出，期待他们进来推走的是我，而不是那些红外线理疗灯台。
终于等来一个男护士，他径直走过来，夹着一个带木板和铁夹子的记事本，一上来就问我喝酒了吗。
“啊？”我有点懵逼。
“我是说摔倒的时候，”他补充说。
“喝了喝了”，这都能第一时间考虑到，我心怀感激，连续点头赞美他们无微不至的专业水平。

他在本子上勾了一笔，然后把头凑得更近了。
“你是要走医保吗？”
“当然了。”
“那这个喝了酒的情况是走不了医保的。”
我突然语塞，心想你他妈怎么不先问我走不走医保再问我喝酒了没。幸好我暂时身体不健全，行动迟缓，且在任何过激行为出现之前，他突然又开始识趣了。
“那我重新问你一遍，你要如实回答，你说什么我就记什么，好吧。”
“好。”
“——你当时喝酒了吗？”
“我觉得那时候体内酒精已经完全代谢了。”
“你就回答喝酒了没。”
“没有。”
然后谢天谢地，主治医师给我绑了石膏，我可以吊着右手而不是拿着它了。值班女护士带着针筒和输液管，要来为我消肿和止痛，真想放一饼火炮迎接她。
这位女护士，戴着口罩，眼线画得很细，声线很娇柔，还告诉我不要担心，这里的病人绝大多数都比我严重。我想，这就是我接受的教育，这就是天使的模样。她温柔地托起我的左手，我则尽力通过眼神谋求更深入的交流。她感慨我的静脉真细，而我升起一种不详的预感。上周我刚看了一部电影，叫《疯狂的巴里》，里面有句台词，说每一个海洛因重度成瘾的人最后都会变成优秀的护士，因为他们能找到这个世界上哪怕最细的静脉。
眼前这位天使没有毒瘾，她没能找到我的血管，我的手背被她戳出一个逐渐隆起来的包，她捂着嘴巴，尖叫着说着对不起，然后跑出去叫来了她的师姐。
一剂止痛针下去，我开始观察病房里的细节，我发现门后挂着一张查房巡视记录表，签字的时间间隔显示，他们平均一个小时会来关注我一次。晚间11点时，我去厕所抽了根烟回来，墙上的巡视表多出了三条查房签字记录，直接覆盖到未来凌晨的2点20。
接下来的3个小时，有人抛弃了我。
3
早上6点，我被突然叫醒。白炽灯很晃眼，止疼针也过劲了，一群白大褂涌进了屋子里。等每个人都在杂乱堆放的器材中找到容身处，领头的主任叫人过来用剪子拆开我的石膏。这时有人低下头记笔记，还有人躲在人群后面打哈欠，玩手机。我像一只被捕获的外星生物一样被人展览和参观。
有热气升腾出来，他们像拆开一根竹筒饭一样拆开了我的手，里面情况惨不忍睹，一支绯红色的臂形肉粽正在变熟。“我操！”，我情不自禁叫了出来。
“这里、这里和这里都给撞碎了。”
“这一面明显可以看到碎骨渣子”，主任将CT照传阅给其他人，“继续给他消肿。”
我追问以后还能不能滑板，他不予理睬，只顾自己说，“手术有一定风险，还在进一步讨论研究。”
“什么风险！？”我听出他们对这种情况没有经验的意味，激动插话。

主任清了清嗓，直直地看着我眼睛，“术后感染，关节炎，神经功能障碍，手臂屈伸受限，骨筋膜室综合症，这些都是”。
我陷入惊慌，脑子浮现出自己申领残疾证的样子。临走时，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没有给出任何手术方案，还要求我竖一个大拇指。我艰难照做，因为有必要保持乐观，我想要继续赞美生活。第二天他们又重复这个要求的时候，我才得知这是每天的例行程序，要检查我的神经有没有萎缩或者粘连。
几乎每天早上我都在惊恐中醒来，有一天是听见一个男人的耳语，问我昨天有没有拉屎，然后迷迷糊糊就被扎上了留置针。还有一天睁眼就发现我房间里有人，床对面悬着一个脑袋。一个女人，像上吊一样，把自己头挂在复健装备上，无言地拉伸着她的颈椎。她昂首挺胸，手机举得高过头顶，像在自拍，十分励志。
从平时的工作和社交节奏中抽离出来，我的步伐也不自觉变得越来越慢，因为实在无事可做，有时候会停在走廊上阅读墙上张贴的《起居养生歌谣》和《医院分级护理基础》 ，观察金银花蜡叶的标本，像关心社区建设和国家时政的孤寡老干部，那些被忙碌人所忽略的信息，变成了我仅有的一切。
我不得不重新打开微信的消息提示，变成一个积极维护社交网络关系的活跃分子。住院生活高度依赖小贱，一方面她接过了我手头的工作，一方面由于匮乏的独居经验，问题出现我才意识到自己缺什么东西，她三天两头就过来补充一次我的生活物资。除了主任医师，小贱是我发放“板友专用赞”第二多的人。
9月2号下午，她说朋友们都想来探视我，我喜出望外，以“身份证好像丢了”为由，求护士长准我出去放个风。
“怎么可能，那你是怎么办的入院手续？”
“办完之后才掉的，真的，哪哪都找不着了。”
“不行。”
“拜托你了，我又不会走出这个医院。”
“绝对不行”，她顿了一下，然后瞬间有如神启，“——你是不是有朋友要见啊？”
像母亲的直觉揭穿小朋友的拙劣谎言那样，我涨红了脸，所幸对方没有抬头。为了挽回自尊，我重振旗鼓，恳求她设身处地想象自己孤身一人丢了身份证的无助，还邀请她一起分析了我做入院检测项目的复杂路线。
撒谎细节有所丰富。作为惩罚，她拿起座机电话，要挨个拨通每一个科室的电话，提醒全院留意这张并不存在的身份证。
“你让我自己出去找吧”，我赶紧制止。
“放你出去，胳膊又伤了谁负责？”
“我就去花园木板凳找找。我觉得几率很大，我在那儿抽过烟——你想，我穿着短裤，又只有一只手，还得掏火掏烟，身份证一不小心就滑出来了，那凳子中间的缝隙也很多...”
“——别跟我说这么多。我又负不起责任，医院也负不起这个责。”
“我可以自己负责。”

“说得轻松，出了问题谁撇得清。”

我感觉自己在玩一个儿童玩具手风琴，怎么捏都一个调。事实上我也并不是丢失身份证的病人，而是一个丢失身份的囚徒，在请求典狱长网开一面。就在我越来越绷不住的时候，楼下丰哲、方方、小贱三人如约出现在住院部的大门口。护士长听到电梯开门的响动，探头出去，看见方方正隔着电动玻璃门朝我卖力挥手。她斜过头来眯着眼，眼神里写满了对我的失望。
4
核酸检测出来之后，我从单间转到了集体病房。病房标配六张床位，四个普通床，另外两个比较特殊，安装了笨重的升降滑轮装置，用来悬吊患者的四肢，像是为那种车祸严重事故生还者准备的。我试着去想象睡在这种床上几个月不得动弹的体验，突然升起感悟——还好它们现在都空闲着，这对单纯断了手的人来说，既是一种威慑也是一种宽慰。
医生、护士、病人和护工，是住院部里的四种人群，待在这里时间越久，就越能感受到一种地位区分。
护工们大都操着外地北方口音，典型的黝黑精瘦劳动身材。他们心地善良，爱管闲事，一到洗漱时间和饭前饭后，就会成群聚集在洗漱间和厕所外。端屎端尿，洗衣洗碗，交换着新来病人的伤情。能从他们的交谈中脱颖而出的病人，都是生活最不能自理的。
一天下午，我跟洗发水瓶子发生了争执，它不愿意被一只左手打开。一位护工阿姨过来帮我拧开瓶盖，还问要不要帮我洗头。我十分感动，但一想到接下来至少三个月都得习惯独臂的生活，就回绝了她的好意。回病房的时候，我听见有病人正在发脾气。是那个阿姨的雇主，一个磕碎膝盖的老头，操着一口南城京腔。

“请——说——普——通——话！”

“你——他妈——能不能——说——普通话？”
老头声音浑厚，一字一顿，令走廊里充斥着正义的回响。他觉得自己的要求再简单不过了，一遍比一遍凶。阿姨只能耷着头站在轮椅边，脸上挂着尴尬和抱歉。
病人和护士之间的摩擦就不会呈现一边倒的压制，一旦双方认为地位相当，就会难解难分，隔着间房也能听见那种“我还能怎么好好说”、“这他妈是好好说话吗”之类的无谓拉锯。
和谐与共鸣大概只属于病人之间。要不就是集体抱怨伙食太差，要不就是医院的专业水平太烂。
“不是这儿离家近，我才不来这儿住院”。一位病友相信朝阳医院的急诊水平全国一流，他说三里屯那边喝醉酒老爱打架，把那家的医生训练出来了。
“可301和积水潭挂不上号啊，都得看点儿。”
“——得了，在这儿凑合凑合吧。”
我的病友们，一个落枕的，一个走路崴了脚，还有一个看不出哪儿有毛病，问了我好几次会不会斗地主，像是来度假的。我意识到自己分明才是受伤最严重的人。
我想起第一天那个美女护士的安慰，想起这段时间每天输的甘露醇把手都扎肿了，该不是这家医院根本就没有什么办法吧。
住院第三天，我的朋友大蹦驴咨询了他曾经就职的一家医疗公众号的朋友，打过来一通逻辑十分清晰的电话，逐条说明我需要转院的当务之急，让我重复了一遍谈话重点才挂掉电话。
（谈话重点：
一，这家医院调查过了，不太行。
二，催他们出手术方案，手术要赶在两个星期以内。
三，为了把手术风险降到最低，必须去某某某知名医院。
四，要想及时转院得挂急诊号。
五，要想挂上急诊，我可能需要求情。
六，如果这一切都行不通，去私立医院，牛逼的主刀医生有时候会去那儿接私活，但我需要自己掏5万8万的钱。）
大蹦驴平时擅长插科打诨，爱在开会时练习呼麦，或者在黑板上画生殖器来搅乱会议严肃气氛。这突来的正经，让人不得不高度审视起来。
9月4号上午，轮滑升降装置终于迎来了符合资质的病人。两个护工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可怜人从护理床倒腾到特殊病床上，一个护士在他的小肚皮上扎了一针抗凝血剂，一边扎针一边问医生，“这谁收的啊？”
答“王大夫。”
“——那这个月你要垫底喽。”
一阵沉默，裹得像木乃伊的病人突然嗷嗷呻吟起来。
5
由于这家医院的术前准备程序，我趁着离开住院部去拍彩超的机会溜出了医院。像一个在逃犯人，穿着病号服，在街对面天桥下的咖啡馆，与小贱、王画虎和豆豆秘密接头。
豆豆的身孕已经有些明显，她和小王三天之后就要回福建泉州老家准备9月18号的婚礼。
小王点好咖啡坐下，先是向我分享了身为一名福建父亲对台海局势的担忧，然后转而就担忧起我的手术条件。我还在时代更宏大的隐患里面没有反应过来，小王说他已经为我考虑过三种转院方案了。显然是有备而来。
或许即将成为父亲的原因，有孩子的男人身上普遍存在的理性光辉，照亮了我的知识盲区，我从他那里学到了“恐怖三联综合症”（一种肘部骨折患者常见的并发症，问题严重时会导致骨骼畸变），被吓得不轻。
“所以不要再拖了”，小王打开手机，又给我展示了一张微信名片。这人是一个医院号贩子，ID叫：就医帮扶🔥，“如果挂不上号就找他”。火焰的emoji，暗示我的情况十万火急。
连兜底的办法都准备好了：现在就包一个车去天津，找梅勒斯的爸爸。我并不知道小王让梅勒斯联系了他爸爸，一家医院的心血管科室主任，可以帮忙找骨科技术过硬的大夫。这是北京医院都挂不上号的备选。
我被朋友的细心彻底折服。这是一种家国天下的格局，从他平时喝了酒就喜欢叫朋友“家人们”的习惯就能看出。也可能不是。反正这和小贱爱我的方式不一样，一样的地方是他们都让我意识到自己是个生活上的无能。
就这样，第二天，四人一行，提着、拉着和背着我的行李把我接了出去。
和正常人时间待得越久，我越能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独自生活的能力。和大家客气了一番之后，我还是没能争取到任何行李。我空着手，被安排到副驾驶，请求小贱为我打开矿泉水，被小王关上车门，让孕妇挺着肚子坐了后座中间。本来只断了一只手，现在好像半身截瘫了一样，突然觉得玩滑板摔骨折不那么酷了。
我在车上幻想自己如果能给这段人生按个“快进”会如何。看起来应该会像我的国展现她的基建实力那样：人群在身边来回穿梭，声音变成失真的高频，光影统统连成线段，医生切开又缝上我的皮肤，药物和食物在体内新陈代谢，我的汗水滴在复健器材上面。最后我适时按下“暂停/播放”，像流利cue点的DJ。彼时，我出现在小王孩子的百日宴上，这和老话说伤筋动骨的恢复时间线刚好吻合。我健康如初的右臂环抱他们儿子，捎去叔叔对晚辈的关爱。
——但小王这种对自己的人生有着高度掌控感的人，应该会担心我摔了他的儿子。听小贱说他要花两个月自己去考月嫂证——他是那种请月嫂绝对放心不过别人的老公。
转到这家著名三甲医院前，我们完全低估了我的紧急情况。准备的痛苦表情包根本没有派上用场就被顺利接诊了。
比起第一家医院的会诊，医生只是模棱两可地告诉我“啧啧，不太妙”，这里的医生声情并茂，在我和小王之间来回扫视，以期寻求点头反馈。他向我们解释清楚了尺骨滑车和桡骨头是如何让上臂得以旋转与屈伸，还还原了我重创自己精密骨骼结构的力学过程。
5天了，我从来没有意识到骨折可以这么有趣，我感受到这个人对自己工作的热情，当场就学会了那几根骨头的解剖学名。
一定是这家医院的专业度感染了小王。他一路上都在赞美这里的高效，还抢了我刚从厕所里收集出来的尿液样本。那上面正在散发我的体温。他替我送到化验处去，我则可以抓紧时间去做其他入院体检项目。
一套重复的入院手续办完，又被抽走三管血。但还是得再等一晚上。这家医院的床位相当紧俏。我可以回家暂时休息一宿。我们整体情绪好像手术已经成功了一样，于是决定去北锣鼓巷的法国小超市喝一轮庆祝庆祝。
所有人的第一杯下肚之后，小王拿来了绝版的胆小鬼帝国世涛，将气氛推向高潮。我在第二杯开始后悔，因为肘子迅速浮肿起来，又要把石膏撑爆了。可这时候Van老师和高老师也闻讯赶来，她们本来在上家医院就要来探视我。高老师为我带来九月星盘行运分析，说白羊这个月初会有血光之灾，而作为巨蟹座的小贱将会陷入朋友制造的麻烦漩涡。
真希望她能说些好听的，于是我们所有人又喝了八杯，或是十杯，记不清了。当晚深夜2点，夫妇二人的眼神已经开始游离，在严正警告我明天一定要6点半起床之后，小王和豆豆回家了。我突然觉得，做他们的儿子应该挺靠谱。
高老师还是一如既往，每次都会喝到语无伦次，喝到今夜无眠直至失忆的状态。所以我邀请她去家里消耗一些威士忌存货，她为我们表演了醉酒阳春面的烹饪手艺，很咸。我喝了大量水，然后就自己回房去酝酿睡眠了。
我躺在自己的床上，一边犯困一边羡慕外面的氛围。客厅里不时传来大笑和尖叫声，一会儿杯子摔了，一会有人嚎啕大叫，主题已然跟一个需要静养休息等待手术的病人无关。
6
9月5日早上，我胀着尿包起床，一通胡乱收拾，和小贱小王在住院层的门口互道别离。护士台询问过我的过敏史、烟酒习惯以及有没有假牙之后，把我吩咐到了一个被称之为“N+1”的床位上。进了病房才发现，又是什么都没准备就来了。
“+1”的意思是排队预备状态，就像等车位，一旦有其他病号出院，我就可以伺机插入。
以风水的角度来看，这个床的位置糟糕透顶。它正对房门，被竖着夹放在两排床位中间的过道上，平躺着能看见左右两排脚丫子，很犯煞气。还没有床头柜、输液支架滑槽和紧急呼叫按钮这些配套设施。床头悬挂着一条插线板，连接头上的机顶盒和电视机。背对电视，我能清晰地感受到电流底噪，里面正在播放中央8台的连续剧，声音超大。我被迫得知这是一部年轻基层干部带领华北地区某农村经济转型的奋斗故事。
手机快要关机了。没有人在看电视。我询问大家能不能关掉它，也没有人屌我，于是拿出了充电头。
“嘿，嘿，干什么！”一个穿紫色连体制服的人出现在门口，向我晃了晃手里的遥控器，“大伙都在看呢！”
“手机没电了”，我向他晃了晃手机。

“你一个人手机没电”，他拿下巴尖指了指其他人，“这么多人要看电视。”

“那我没有充电的权力吗”，我环顾四周，所有人的手机都正在被满足。
“你那位置本来就没有插线板，插线板是给电视配的。你的问题待会儿再说。”
这人的语气，很容易让人想起学校里事业处在上升期的政治处主任。他鼻梁挺拔，戴金色手表，镀金边的方框镜框里面嵌着干净的镜片。镜片后面的眼神，是你读书时染了一头黄毛被叫到办公室所能体会到的东西。它唤醒了我对自己是否尚存“集体荣誉感”这种秽物的检视。
我首先没有意识到他是一名护工，其次没有意识到这家医院护工的权力跟上一家医院不同。直到3号床的病人喊了一声，“老曾，我要拉屎。”
老曾放下遥控器，我以为他会推一个轮椅进来，没想到慢悠悠地端来一个盆子。有一个人缓慢起身，我迅速会意尾随其后，保持礼貌离开了病房。
盆子摆放到位，一连窜的劈啦啪啦应声响起。他的消化很不健康，一股热便的味道弥漫到了门外。
房间里剩下的人没法保持礼貌，他们扯着病号服的衣领捂住口鼻，生无可恋。只有4号床什么都没意识到，闷着头打电话，似乎电话那头的事情比身边的更焦灼一些。
我在门口顿悟，终于搞懂那些断腿的人看断手的人眼里为什么会有一种微妙的嫉妒了。是3号床这位关键先生激化了这种嫉妒。
即便在这样一言难尽的环境中，病人的心态也明显比上一家医院乐观一些，仿佛所有人都有住进这儿就得能得到康复保障的共识。这家医院对药物和点滴使用很克制，每天只是按时测测体温，病人有更多的机会聊天，打听对方怎么摔折的，攀比谁会更疼一些。
崩出屎星子的3号床是密云县的一个老农，快手抖音是他生活唯一的调剂。他的手机里每天都会发出“我军”、“无差别打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势在必得”、“虽远必诛”之类的高亢字眼。因为整只腿都被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环形机械支撑设备固定着，吃喝拉撒都在这里。
你能清楚能看见他的小腿上有一道月牙形状的凹陷，一块骨头被削掉了，暴露在外面，是严重的开放性创伤。我问他怎么伤得这么厉害，他说是因为避让一辆突然横穿马路的摩托。本来不至于此，但对面车上有一家人，所以选择自己撞树上。
“我这一撞就是三口人啊。”
由于只有一只手，吃饭速度也比正常人慢一半，为了给我进食和他排便的时间错峰，从那次对话以后，我们达成一种无言的默契。我左手进食的速度因此得到光速的提升。

7

老曾和我之间就不存在这样的体谅。根据他丰富的骨科病人护理经验，肘部骨折案例一般多发于小儿。自从知道我是因为滑板弄的，他就一直叫我小孩儿。
“小孩儿，叠被子。”

“小孩儿，拿盒饭。”
“小孩儿！起床！起床了！”
9月6日，星期一早上，我的床头被老曾的拳头砸出波浪。我弹坐而起，打开手机屏幕，上面显示凌晨5点50分。军训都没有这么过分。
“去拿你的洗漱用品。”
“我没有。”
“那就随便冲把脸！”
他反复宣读这里的规范，并在病床之间巡回督促。要求每个人穿好病号服，打理自己的仪容，把床头生活用品摆放整齐，说什么“今天有大人物要来”。
我有一种因为骨折被判刑入狱的错觉，加上起床气，决定不予配合。结果吃完早餐，正襟危坐两小时，迎来的只是大夫查房而已。
病房骚动起来，每个人都想招揽医生的关注，巡视组看起来就像在包团选技师。他们按号翻牌，打量身体，比对个人资料。被光顾的人积极介绍自己情况，老曾则扮演毕恭毕敬的大堂经理，站旁边补充说明。
“电话那么重要你就打你电话好了！”轮到2号床位时，病人正在通话，激起老曾的不满，被通报批评。
我的收获不错，两种正在被讨论的手术套餐可供选择。一个是打钛合金钢板内固定术，另一个是用人工材质替换掉被撞坏的骨头末端，成为赛博改造人。另外，医生解决了我以后能不能继续打鼓和滑板的疑虑，“这都小问题，取决于你的康复训练。”

我心情大好，当天中午，跑到护士台去问能不能出去买盆子杯子和毛巾，一个护士说登记一下就行。刚准备出发，另一个护士说这怎么行，必须找人陪同。我在心中默默祈祷，“千万不要打扰曾护工的美好午休时间，千万不要打扰曾护工的美好午休时间”，然后护士就扬声了，“曾护工！”
“你陪他出去一趟。”

老曾出门就对我一顿劈头盖脸，唾星子飞溅一路。说护工一天事情老多了，如果每个人都像我这样blablabla——大概就是这些分外事根本赚不到一分钱。
我以为秒懂，赶紧道歉，并央求付他跑腿费。老曾说什么都不要，全程保持着不容贿赂的愤怒标准。
只有5号床的尿壶是老曾的快乐源泉，它的主人是一个中年卡车司机，酗酒成瘾，处在一个嗜睡的戒断期。这人每天都会打听一次谁有亲友来拜访，能不能帮他搞点酒进来。大部分时间都躺着，对身体康复没有兴趣。他每次需要拿尿壶方便，老曾就会憋着一股坏劲问，
“想你的酒壶啦？”
有时对方心情不到位，并不想接梗，老曾可不急，隔一会儿问一次，“是不是要酒壶”，“是不是要酒壶”，逼到对方无奈回应“...是”，他才出手相助 。

司机虽然醒着的时候弱势，却能在睡梦中实现反击。他的呼噜是和叹气声交织在一起的，“呼噜～哎哟～呼噜噜～哎哟哇～～”，像是在向生活的重拳求饶，音节很长，发自肺腑，能让整个宇宙轰鸣起来。
老曾工作强度高，夜里的睡眠和白头的打盹，都会被司机的鼾声切成碎片。进而缓慢抬起双眼，望着天花板良久，思考房间的共振原理，感慨苏联和我国在蜜月期结下的友谊，为什么会留下层高这么阔绰的援建大楼给我们做病房。很多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老曾冲到他的床边，我都觉得老曾想要谋杀掉他。
这种怨恨到了白天，就郁积到了一支尿壶上面。到司机出院那天，老曾还不忘提醒他“把你的酒壶带走”，司机居然腼腆一笑，颇有些不好意思。
我曾一度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投诉老曾，后来做出了以下三种推测：
一，这个人沉浸在自己蹩脚的幽默感里不自知；
二，这种对待病人的方式能宽慰自己的委屈，毕竟每天都帮人端屎端尿；
三，这是个明星护工，明星护工有强烈的个人风格配合医护方案，能变相鼓励卧床不起的骨折病人下床活动防血栓。
人一旦失去生活，活着于他就只剩下了屎尿屁。老曾总有办法刺激那些卧床不起的病人，给他们找点运动。他监视着每个术后患者的止疼药使用频率，能一眼识破装疼的人并加以羞辱。对年纪小的人大方呼来喝去，对年迈一点就循循善诱。或恐吓或鼓励，还会公开对比病号之间的康复训练勤奋度。
时间一久，你已经搞不懂老曾是权力超标还是责任超标了。这些骨折病人看见老曾来，就像班主任突袭自习室，躺着的人赶紧坐起来，坐着的人赶紧找拐棍，一屋子的大人都被监护成了未成年。
病房的运转有这个严肃紧张活泼团结的典型模范，变得高效丝滑。我在这短短一周时间，从初来乍到的人变成了病房里资历最老的一位，见证了两批病人的轮换。
这期间，断手的人和断脚的人比例始终维持在一个2：6到3：5的微妙平衡里。像我这样还拥有一半生活自主权的人，拒绝购买一对一护理服务，不能给老曾太多掌控感。加上他把我划分到那种不醒事的自私坏小孩队列，而我反感他家长式的工作风格，我们都下意识地避免过多的正面接触。
直到我和老曾已经在一个屋檐下共处了将近一周时间，有一回他戴着胶皮手套，和我一起在病房外面等密云老农的排便，房间里传来卸下负担的呻吟时，他终于决定打破这种沉默，我们因此实现了破冰。
“小孩儿，你多大了。”
“29。”
“啊？看不出来啊”，他瞪大眼睛，“你是南方人？口音也不像啊？”
“我来这儿都5年了。”
“你从南方哪里来。”
“成都。”
“啧，四川人就是皮肤好，显年轻。”
“可能是个儿矮吧。”
他说自己是西北人，年纪足足比我大两轮，刚刚盘大了两个90后。一番客套之后开始关心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说电子科大，老曾再度吃惊，竖起大拇指，一副恭贺前程似锦的表情，
“喔唷985211啊，高材生！”
但被问及自己的孩子，老曾却有一些囊中羞涩。他说让女儿读了一个专科卫校，但儿子成绩不错，在南京上的大学，“算个不错的二本了。”
他问我为什么选择离开成都来北京，我回答了一些诸如人才、教育资源、医疗资源之类的陈词滥调。老曾果然满意，频频点头，
“不错，年轻人就是应该奋斗。”
从那天起，老曾跟我说话的态度发生了颠覆性的逆转，甚至悄悄帮我叠过一次被子。而我实际上留了一手，没告诉他我没能拿到毕业证。
8

9月7号，临近开刀，我因为有些焦虑开始频繁往来厕所。
抽烟和不抽烟，在住院楼里也能被划成两类人。四号床是那种少有的，会自己拄拐杖来厕所里点上一根的。
来回一次挺不方便，他一根接一根地往下续。我递过去火，想知道他每天那么焦灼的原因。
小魏95年出生，是一个新婚家庭的经济支柱。看起来比我老很多，在建筑工地上班。伤势可能是病房里相对最轻松的人，但是也是整个病房里最不开心的那一个。
他说自己在京通高速的辅路被一辆逆行的摩托迎面撞倒，脚踝粉碎性骨折。对方看他站不起来就跑了。在车流旁躺了好一会儿，最后被一个好心的姑娘打120救了。这情况报不了医保，只能先找亲友凑足住院费。
“为什么。”
“他们说这是交通事故。”
“你还记得他车牌吗？”
“我疼得要死啊，他还下车来看了我一眼，我特么以为他会送我去医院，根本没有记他车牌的意识。”
“这个逼也太坏了吧，这是肇事逃逸啊，构成犯罪了吧？”
“我不太懂，反正他应该付全责。”
小魏现在面临的情况是找不到人来负责。调监控出来，只有现场的摄像头起了作用，后面连续几个路口都是坏的。
电话那头是老婆和老板，是民警和家里的老人。老板似乎对他出的意外非常不满，他也频繁给派出所电话施加压力。收到手术催款通知单那天，他沉默了好一会儿，开始和妻子商量办法。电话结尾，他反复叮嘱妻子，找到那人之后不要心软。
“别给他任何商量余地！”
确实，这张催款通知单上面的数额也没有商量的余地。由于同一天手术，我和小魏也一起收到单子，吓得我托小贱把所有的信用卡都带了过来。
9
9月7号，术前一晚，12点禁吃禁喝之前，我开始享用广东人的煲汤手艺。

根据骨折病人康复食谱，小贱捎来了她做的牛尾汤。我打开保温杯，香气弥漫，十分惊艳。

我一阵呼啸，把汤底的渣都给喝干净了，擦嘴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我似乎已经爱上了很多以前不喜欢的食物。医院食堂菜单上的红烧肘子、黄豆焖猪蹄，凡是有肥肉和胶原蛋白的东西都给试了个遍。身体可真奇妙，它最近很有主见，知道自己现阶段想要什么，不想要的，比如不想要骨髓流失精华，我就一点性欲都没有。

我甚至向高老师表达了出院以后会不会和他们这帮刷街夜猫子朋友的生活脱轨的担心。而她此时此刻却在为无常颠倒的生物钟煎熬，尝试多种褪黑素无果，归结于自己的懒惰。

我安慰她说，别焦虑自制力的问题。住院有感，环境的力量对“主观能动性”这种说法太碾压了。

“所以，也没有所谓无能改变的习惯，包括懒惰和勤奋，只是有成熟的条件时机而已。”

我由衷感谢布考斯基的敦敦教诲。生活爸爸的确对我更加仁慈，只要我在顺势而为。已经回福建的那个准爸爸也在他的婚礼群里为我收集了术前祝福。

“朋油明天早上做肘部手术，大家为他祈福🙏。”“拜各位吉言，沾王画虎吉事”，那一刻，我感激拥有这么多朋友。

躺下翻了好几个pro骨折的故事，发现滑板杂志《Thrasher》前主编的传奇。他说“我躺进医院的次数，比绝大多数人进监狱的次数还要多”。这个人一生滑板，攒下了290页病历表，给膝盖做了7次手术。我备受鼓舞，安心睡去。
第二天下午一点，另一套制服系统的人出现。我以一镜到底的仰视拍摄视角，看着天花板上的廊灯一个个往后窜，进电梯，出电梯。接着亲友团扑了上来，小贱、Amy和方方，他们追着我的病床跑了一条长廊，我和他们语速飞快地交换慰问，取下耳环、手机、一切金属物件给他们，小贱居然问我“那那些入了珠的人进手术室应该怎么办”，带着这个强烈的疑惑，我被推进了无菌手术环境隔离门。

像工厂流水线一样，我和一群准备手术的人排放在一起，等待将近半小时，然后就被麻醉针直入骨髓，感受类似武大郎被灌药。醒来之后，手术已经接近尾声。

骨头上有一支装修队在动工，我能清晰感受到锤子、钉子、凿子钻开了我的身体，发出呜呜的震动。主刀医生和助手在聊天，一边开玩笑一边流利切换严肃口吻，“给我递个12号”，“两个10号”。我出现了一种不停掉帧的幻肢体验，时有时无，像躺着在跳locking。
“大夫，我的手是不是在抽搐。”
“没有没有，你别说话。”

出手术室的时候，他们说已经过去了三个小时。追着滚轮病床跑的场景再度重现，方方说看我进门的瞬间，莫明快哭了。Amy说，都没来得及像电影里面那样深情地握着我的手。我很高兴为她们提供了这种少有的生活观察视角。
回了病房，麻药劲还没下，我开始努力争取身体的自主控制权。它给我的回应只有大拇指在高频颤动，看起来挺吓人。
被推进去之前，我还在知乎上找“骨折手术是什么体验”，三个小时后，我已经拥有回答“打麻醉针是怎样的体验？”、“使用镇痛泵是怎样的体验”、“缝针是怎样的体验”系列问题的权威。未来，我还将探索“骨折之后能喝酒吗？”、“骨折之后能做爱吗？”、“骨折患者能否正确面对人情冷暖？”之类诸多问题。
9月12号，我以钛合金终身战士的身份毕业出院，医生对我的寄语是恢复速度惊人。坏消息是一波疫情在福建莆田和泉州被发现，小王的婚礼被取消了。对面床的大哥已经对止痛剂上瘾，把输液管上的止疼泵按完，还一天拍了一板止疼药。临走时我提醒他，小心老曾抽你屁股。

好消息是4号床的电话那边传来捷报，他的肇事车主被找到了。但我问他要不要起诉那个人的时候，他却摇了摇头。我说，“你不准备要回误工费和精神损失了吗？”

他垂着头回答我，“那人也是个打工的。”

走廊上的病床迅速填进我腾出来的空缺。似乎我并没有被手术治愈，而是这些新的煎熬换来了我的解脱。回家路上，我趴着车窗看街景看得入迷，这座灰色城市的色彩在我眼中从未像现在那么饱和过。
如有神助般，我所有的发愿全部得到了强制兑现。阴差阳错之中，我戒了手淫，学会着跟自己独处，把买来的书都看了一半，颠倒黑白七八年的生物钟也调整了过来，还把左手训练成了惯用手。我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脱胎换骨。
撰文朋油编辑朋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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