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成立初期下辖三个师、六个旅：
115师
343旅旅长：陈光
344旅旅长：徐海东
120师
358旅旅长：卢冬生（未到任），张宗逊
359旅旅长：陈伯钧
129师
385旅旅长：王宏坤，陈锡联
386旅旅长：陈赓
在这六个旅中，385旅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旅。
385旅前后分“老385旅”和“新385旅”两支队伍，旅长也不同。
第一任旅长王宏坤是原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的堂弟，1933年便在红四方面军做到过军长的位置（下辖四个军）。
创建伊始的385旅下辖769团和770团两个团。
769团团长即陈锡联，770团团长是大家不太熟悉的张才千（开国中将）。
抗战爆发后不久，根据总部安排，385旅旅部和770团留在了陕甘宁根据地，成立了“留守兵团”。
769团则随129师一起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而该团的亮相之战，就是大名鼎鼎的“奇袭阳明堡机场”。
这一年，担任团长的陈锡联只有22岁。

抗战期间，八路军的队伍增长的非常快。
于是129师方面一合计，便以769团为主力，编入刚刚成立的独立团和游击支队成立了新的385旅，全旅共8000余人。
陈锡联由团长升任旅长。
政治委员是从兄弟部队386旅772团调任过来的谢富治（团政委），副旅长是原游击支队的支队长汪乃贵。
接替陈锡联任769团团长的先是一营营长孔庆德，之后是大家熟悉的王近山将军（原772团副团长）。
抗战中后期，新385旅大部并入了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即后来的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
1947年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时，一共带了1纵、2纵、3纵、6纵等四个纵队，共12万大军。
任务艰巨，千难万险。
带上的这四个纵队自然是中野的精华，司令员分别为杨勇，陈锡联，陈再道和王近山。
清一色的二野名将。
1949年初，全军进行了一场大的整编，总兵力约28万人的二野被编为三个兵团。
原385旅的两位老搭档陈锡联和谢富治都荣升“正兵团级”，前者是第三兵团司令，后者是兵团政委。
第四兵团的司令和政委由陈赓一肩挑。
第五兵团司令是杨勇，政委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苏振华（海军政委、上海市委书记）。
陈锡联、谢富治、陈赓、杨勇和苏振华，这便是二野整编时诞生的五位“兵团正职”。
1955年授衔时，“兵团正职”是授上将的重要参考条件。
作为原先的纵队司令或政委，能被直接提拔为兵团级领导的极少，而陈谢二人都做到了。
李德生陪同邓小平视察东北，1978年9月
在《出将入相》一篇里，我们梳理了建国后将帅们的发展情况。
熟悉人物履历的朋友不难发现，385旅的同志们表现非常出色。
准确的说，是最出色的一个旅。
385旅诞生了一名常委（李德生）和两名委员（陈锡联、谢富治），都是风云人物。

其中李德生同志在八年抗战期间历任385旅769团排长、连长、副营长、营长；参加过夜袭阳明堡机场等多场重要战斗。
抗战结束前，升任769团最后一任团长。
七十年代初，李德生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后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1971年是京城风云变幻的一年。
作为关键岗位上的人物，李德生立场坚定，沉着应对，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高度赞赏。
因在京城漩涡中不肯向“四人帮”低头，他于1973年和老领导、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互调。
总政治部主任的职位后来被张春桥抢了过去。
七十年代中后期那段波谲云诡的岁月里，李德生是小平同志的坚定支持者。
1974年冬天，二次复出的小平同志刚刚接手国务院工作。
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利用一次来北京开会的机会，专门探望了老领导。
1978年秋天，在“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激烈交锋的关口，小平同志曾选择东北作为舆论上的突破口。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便是老下属李德生担任着沈阳军区司令员，在东北地区有巨大的影响力。
毛远新与陈锡联
时间再回到建国初期。
二野大军平定西南后，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出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
第三兵团政委谢富治则先是担任川东区委书记，后调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地方工作和军队工作有很大的不同。
就后来的发展看，很多军事主官在短暂接掌地方职务后，又回到自己熟悉的军队领域。
比如陈锡联，1950年即离开重庆调任解放军炮兵司令，从五十年代末开始更是长期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1969年打珍宝岛战役的时候，主要指挥者便是陈锡联。
面对苏联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陈锡联非常清楚问题的复杂性。
在筹划时他反复强调：
“要立足于小打，规模尽量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期间，陈锡联和时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后兼任沈阳军区政委的毛远新关系十分不错。
这种渊源给他带来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
作为“接班人团队”的重要成员，十年动荡后期陈锡联曾一度接替叶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此处不表。
乌苏里江中的珍宝岛
与军事主官相比，建国后政治主官们的舞台更宽广一些，返回军队系统的比较少。
像谢富治，他在云南前后担任了七年省委第一书记。
1959年，谢上调入京出任公安部部长。
十年动荡期间，“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就是他提出的。
不仅如此，诸如“中国的赫鲁晓夫”等帽子也是由他替“四人帮”出来宣传的。
彼时他不仅执掌着公安系统，还在1971年后兼任北京市委的主要领导，权势极大。
要说发明口号这件事情，谢富治还真有天赋。
早在三十年代初，他便在红四方面军内担任宣传队队长，肃反时提出了“要勇于怀疑一切 ”的口号。
张某人对此赞许有加。
六七十年代谢富治和江青的关系非常铁。
据说后者喜欢摄影，常给身边的人拍照，而谢作为座上宾经常收到各种照片。
谢曾在公安系统内强调：“对江青同志，不能有一字一句的损伤”。
本篇的最后，聊一聊从385旅走出的王近山将军。

王近山将军曾是陈锡联新385旅初期的主力团团长，也是李德生的老上司。
在1949年初定二野下辖三个兵团司令的人选时，作为主力纵队司令的他原本非常有资格竞争。
不过小平同志这样对他讲——
“论打仗呢，你比杨勇强，但其他的你都不如他。所以他当司令，你当副司令。”
尽管错失了兵团正职和上将军衔，但作为中将的他还是在建国初期做到了北京军区副司令的要职。
熟悉1955年授衔史的朋友一般都清楚，最年轻的开国上将是萧华，出生于1916年；最年轻的开国中将有三位，都出生于1917年。
因此同为1915年生人的陈锡联和王近山都是开国将帅中非常有年龄优势的。

可就是这样一位前途无量的将军，却栽倒在个人问题上——小姨子的故事。
六十年代中期，王近山被作为建国后“陈世美”的典型给处理了。
军衔降为大校，外放到河南周口黄泛区一个农场做副场长。
尽管几年后王近山在红四方面军老战友许世友的帮助下复出，但也只是担任了一个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的职务。
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于因病去世，享年63岁。
追悼会前，小平同志亲笔把王近山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的头衔改为了南京军区“顾问”（中央军委补发了任命通知）。
这样便可以参照正大军区的规格办理。
王近山的追悼会很庄严也很隆重。
南京军区的大礼堂中有一千多人前来参加，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等老领导悉数到场。
全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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