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中文完整版：默克尔卸任前最后一次深度访谈

译者：李熠

来源：新华二代在德国（ID：GermanTalk）

文章已获授权

导读: 在任长达十六年的德国联邦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即将卸任，离开德国政坛。以下是她应邀接受本报的告别采访。

出处:《南德意志报付费版》

时间: 2021年10月22日

记者：Cerstin Gammelin，Nico Fried，Wolfgang Krach

摄影：Regina Schmeken

译者：李熠

本周初，总理府六层。下午4点47分，默克尔来到为采访准备的小会议室。她戴着口罩，一边用击拳的方式迎接我们一边说：“我们就这样打个招呼吧。”

对话在一张浅色圆木桌边进行。窗外，柏林主火车站一览无余，朝向国会大厦的一侧被摄影师遮住了。大家保持防疫距离就座。通常，总理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待客人时会亲自为客人上咖啡；而这次，每个座位边上都有一小壶咖啡，供客人自行取用。

窗外黄昏降临，这间会议室的照明条件还是不太理想，刺眼的聚光灯对准默克尔，她开玩笑地说自己好像在被审讯。摄影师于是决定关掉聚光灯，然后，采访开始。

南德意志报：默克尔总理，您不用再去总理府上班的日子很快就要来了。那一天没有例行早会，只有吃着早点看电视。您对这一天已经有什么打算了吗？

安格拉·默克尔：没有。在新政府成立之前，德国政府的组织制度并没有规定交接的确切日期。下届联合政府的组阁谈判已经启动，现在只有一个大致的时间框架，所以对我而言后续的安排都还不确定，我还没想好卸任后的第一天要做什么。

一觉睡个够？

当然，当然交接之后我可以睡得越来越久。但我不觉得头一天就能睡到自然醒。

想到这个国家即将再次被一个社民党人执政，您还能安然入睡吗？

能。

默克尔与准接班人朔尔茨，时任汉堡市长。摄于2017年G20峰会

哦豁，您不担心社民党执政？基民盟的其他人可能不太乐意听您这么说吧。

政治分歧当然在所难免，不过我还是可以安然入睡的。

基民盟和基社盟在此次联邦议院选举中败北。您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没错，选举结果是不怎么好。基民盟和基社盟正在接受这一事实，吸取教训。我相信他们今后会做得非常好。

为什么联盟党会失去选民支持？是因为您不再参选，还是因为您没有为任后的基民盟铺平道路？

每个人都只能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工作。于我个人而言，作为基民盟领导人，这个时代在2018年已经结束了；作为联邦总理，这个时代马上也要结束了。我任内所做的所有决策，不仅考虑了其当下的必要性，当然也考虑了其未来的可持续性。

2018年汉堡基民盟党代表大会: 默克尔宣布辞去党魁一职

从前“默克尔”的牌子，是否比当下“基民盟”的牌子更受欢迎？

我个人从来没有做过这种划分。这次大选，我为基民盟站台，得到了基民盟的诸多支持，必然也挨过批评，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基民盟成就了我，我和我的党、我的党团曾经一同努力做到最好。现在，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

对您的一种指责是，您为了加强个人权力而忽视了基民盟的施政纲领，您对此怎么说？

我必须承受这种指责。

这种指责有道理吗？

我在2018年的例行党代会上就已经宣布放弃基民盟主席一职，因为我决定不再参加今年的联邦大选。这两件事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我始终认为，联邦总理和党主席之职原则上应由同一个人担任。可是，基民盟直到2020年12月的例行党代会才开始着手准备即将到来的选战，发展候选人，在我看来为时已晚。

现在回看2018年，您会说当年（放弃党主席之职）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吗？

（打断提问）不会。我想顺便提醒一句，当我2016年决定次年继续参选时，考虑的完全不是自己有没有再次胜选的实力，而是我能否在这样的联邦选举中，再次向德国人承诺做满四年总理。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因为它触及了我本来对总理职位的理解，而且对我来说，坚守这个承诺一直非常重要。

2000年: 默克尔首次被选为基民盟党魁

近来人们有种感觉，您与您党派的关系变得疏远了。在今年八月总理府年度夏季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您将在哪里度过选举之夜时，您的回答是：“和我关系密切的党在一起”。

我当时这么绕弯子回答其实是在开玩笑。八月份的时候我其实已经诚实地回答过这个问题，就是我还没有考虑过九月的选举之夜要做什么。当然事后仔细想想，选举开票之夜我当然要在康拉德·阿登纳大厦（基民盟柏林总部）。

您在今年德国统一日的演讲中，提到了阿登纳基金会的一份出版物。书中把您在前东德的35年经历描述成“包袱（Ballast）”。基民盟是否已经完全消除了与安格拉·默克尔的距离感？

这个描述的用词本身就很有说服力（译者注：默克尔在演讲中已经提到，Ballast这个词既有无用的包袱，又有平衡重量的压舱石之义）。不管怎么说，我个人并没有感觉到和我的党派有任何距离。基民盟是一个由不同社会团体来源组成的人民党（Volkspartei），所以有时你觉得自己属于一个团体，有时又属于另一个团体。而1990年德国统一以来，基民盟一直是我的政治家园。我一直支持我在前东德时期隶属的组织“民主觉醒（der Demokratische Aufbruch）”加入基民盟，对此我有非常具体的理论基础，即：推进德国快速统一，发展社会市场经济，实现西方一体化（Westintegration/Westbindung）。这些都是我的政治坐标，是我日后从政的基石。

1991年的基民盟党代表大会

在难民危机中，您和基民盟的关系不是一度相当紧张吗？

当年无论是处理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危机、欧债危机，还是推动难民政策，如果说存在紧张关系，那必然不只是和基社盟的紧张关系，也有基民盟内部的紧张关系。因为面对这类问题，从来都不只是要协调联盟两党、还要协调基民盟内部的意见分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要付出努力才能达成共同立场。比如2015年年底制定难民政策的时候，德迈齐埃（Thomas de Maizière）、施特罗布尔（Thomas Strobl）和我进行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后来在卡尔斯鲁厄，基民盟党代会以绝对多数支持了我们达成的共同立场，对此我十分感谢。

您刚刚列举了几个危机，但您总是在回避“难民危机”这个说法。

是的，我总是在回避这种说法，因为难民本身对我来说并不是危机，而是活生生的人。我们当时面对的是被人贩子组织和利用的难民运动，我们必须对它做出政治上的回应。由于边境协助偷渡者的犯罪行为，以及我们在之前的几年里没有充分关注叙利亚、约旦的局势发展，所以当时制定难民政策是非常大的挑战。我一直在说，不该犯的错误远在2015年秋天之前就已经犯下了。

当年关于难民政策的争论中，您有没有想过辞职？

没有，但当时我非常清楚，有些提议我是不可能同意的。

您和内政部长泽霍费尔（Horst Seehofer）的关系是否说明，即使在相互羞辱和激烈争吵之后，依然可以冷静地继续合作？

是的。无论如何，在政治上应该有这种能力。这很有用。

在基民盟，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和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对您也特别重要。您还会希望与科尔和解吗？

(思考了很久）除了政治献金丑闻之外，我从来都谈不上要和科尔的政策和解——因为我当时就支持他的政策。2006年，科尔来总理府拜访了我，我非常高兴。而且，我从他那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2011年: 科尔被授予亨利·基辛格奖。

当年的匿名献金者究竟是谁，仍然在困扰您吗？

科尔和我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件事，总还是会有区别。

您选择了不再参选，而朔伊布勒选择再次参选，却因败选失去了联邦议院议长的职位，并将作为一个普通议员继续工作。他是否应该得到一个更好的告别？

我认为，朔伊布勒可以回顾一下他非常充实的政治生涯。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一句话：respice finem——考虑结束。

关于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可能，最近似乎已经有了某种大功告成的苗头。他们三家正在小心翼翼地相处，强调合作机会。而您任上的任何一届组阁谈判都没有过这样的气氛。

怎么说呢，我的看法不太一样。2005年败选总理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刚被我取代，我的第一份大联合政府组阁宣言，自然不可能替他们社民党立政颁纲，但绝对是我们联盟党的施政宣言。我们联盟党当时设定了很多自己的施政计划。2009年我们转向与自民党合作组阁，也是依托了联盟党在那次大选中非常不错的选举结果。只是后来对那届联合政府的期望过高，导致合作崩溃，不欢而散。

那么如今，为什么在三家如此不同的党派之间，突然可以达成此前不可能达成的合作。

我知道，我领导的政府做到了什么（Ich weiß, was wir geschafft haben）。新政府要做的许多事情，我们已经为之做了准备工作。比如在本届立法议会期间（2020年6月），我们推出了《国家氢能战略》。但如果现在说这是全新的东西，那我也可以接受。

自您2005年上任以来，德国发生了哪些变化？

德国本身发生了变化，但更多的变化来自周围的世界。问题不是有没有变化，而是我们是否足够快，跟得上世界的变化，继续扮演好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

2005年: 总理默克尔在一次内阁会议上

我们跟上了吗？

比如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德国统一计划获得的成功。统一以后由东向西的人口迁徙已经停止，部分地区甚至逆转了。特别是我看到年轻人在向原东德地区的几个联邦州迁徙，这是非常好的发展势头。基于施罗德总理《议程2010》的改革计划，让我们的社会就业状况得到了大幅改善。与2005年相比，德国的失业率几乎减半；今天，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日益凸显。观察有移民背景的年轻人的学历变化，就可以看出我们在移民融入方面成效显著。科研和创新领域同样成绩斐然。2010至2020年期间，我们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再次取得了长足进步。相较1990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已经达成40%。

2015年: 默克尔参加了前总理施罗德的新书发布会

然而，您在气候保护方面取得的成就还远未达成实际需要的目标。剩下的工作，主要是代价高昂的提前退出核能和逐步淘汰煤炭。对未达成的目标，您的个人责任是什么？

作为联邦总理，我基本上要对所有事情负责。现在说说退出核能：早在2002年，社民党和绿党就在退出核能问题上达成过共识，当时的预期进度和我们今天的计划差不多。后来在和自民党联合执政的2010年，我们决定推迟退出核能的期限。尽管当时我对核电仍然相当乐观，但从我的角度来看，那个推迟计划还是有些过分了（译者注：当时的计划是推迟10到15年）。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件之后，这一推迟计划不得不撤销。

最近，联盟党中有一种声音，称我们应该先淘汰褐煤，再淘汰核能。

那都是些无稽之谈。因为想发展和保持某种技术，必须要有支持它存在的社会环境。日本福岛核泄漏发生之后，不用说德国社会，甚至在联盟党和自民党中也产生了巨大的恐慌。我们发现，即便是在像德国一样的国家，也可能出现核能安全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有保障的情况。

"联邦总理"

即便如此，在气候保护方面德国也并没有取得特别大的进展。

我们已经大大加快了速度。纵观欧洲减排现状，德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可惜煤炭在德国能源结构中还占有很大份额，这使得减少煤炭使用变得更加必要。在这方面我不想讲太多，我只想说，我们必须调整现有措施，必须更快、更果断。

气候活动家们指责您没有取得足够的成功。

2007年八国集团会议在海利根达姆（Heiligendamm）举行。当时，我和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一起从美国总统布什那里套出一句话：“我们将考虑……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半。”当时人们还为这个目标的确定感到高兴。而如今，我们希望德国2045年就能实现碳中和。整个欧洲的碳中和目标是2050年。当年的“排放减半”已经失去了它的指导意义。因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一次次地提高减排的紧迫性，我们必须作出回应，也以越来越大的雄心壮志作出了回应。

2007年: 德国海利根达姆G8峰会

第一次削减排放主要是通过关停了一批前东德地区污染严重的褐煤发电厂。第二次削减排放，是由于新冠大流行……

（打断提问）不是这样的。按照2019年的减排趋势，德国本来已经无法完成2020年的气候保护目标，但由于新冠疫情爆发，去年的减排目标还是得以实现。但这并不是靠技术进步实现的。

去年完成减排指标的主要因素，是二氧化碳排放交易证书价格的急剧上升。这导致2019年和2020年间，德国褐煤发电厂向波兰出口的电力大大缩减。这仍然和我们自己的经济转型无关，而全球气候变化并不关心电力是不是出口的。去年，我们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都不错，煤炭却很昂贵，这导致了部分煤电被风能和太阳能替代。而今年我们的风能不太好，所以不得不再次增加煤电产量。所以在德国，煤电暂时还不能被稳定的清洁能源完全替代。但毋庸置疑的是，过去十年中，我们再次实现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大幅减少。相比1990年代，实现这样的成就要困难得多。当年只要关停老式发电厂和生产设施就可以实现可观的减排效果。若以减排的实际需求来衡量，我们这些年的进步还不够，但我们已经打下了不错的基础。

在您任期的最后两年里，新冠疫情几乎主导了一切。您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将是二战以来德国面临的最大挑战的？

从2020年1月底开始，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思考新冠疫情。但直到3月中上旬，也就是我3月18号发表电视讲话前的几天里，我才清楚地意识到新冠疫情将是这样的一个大挑战。如今，我读了乔·米勒（Joe Miller）的《光速计划（Projekt Lightspeed）》，该书讲述了当时BioNTech公司开发新冠疫苗的经过。早在2020年1月24日，BioNTech总裁乌尔·沙欣（Uğur Şahin）就已经知晓了这一流行病的规模。我没他那么快。当我理解了新冠病毒疯狂的指数传播时，我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会让我们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迄今为止所经历的任何事情都相形见绌。

2021年一月: 默克尔在新冠大流行第二年的新闻发布会上

防疫期间，您和各州州长们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前所未有的。

没错。我真的不希望这样做：战后德国孩子们第一次长期无法上学，我应该是对这件事负责的总理。即便我之前已经不得不目睹了疫情的危急发展，后来不得不实施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措施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尽管如此，措施还是要实行，疫情还是必须要控制的。

2013年: 默克尔访问柏林Heinrich-Schliemann-Gymnasium中学

回顾两年的疫情，您自己做过哪些错误的判断？

我们必须搞清楚，衡量抗击新冠大流行成功与否的标准是什么。对我来说，决定性的因素是我们的医疗卫生系统没有超载，这样每个人都能得到尽可能好的治疗，以及尽量减少死亡。在这两点上，许多国家不得不经历的不幸，我们德国都避免了。因此根据这几条标准，截至目前，我们以相对较小的代价度过了这场大流行。

这段危机时期里什么最让您心情沉重？

我依然在为去年圣诞节期间感到难过。当时，我们已经推出了新冠快速测试，然而养老院和护理院的测试还是太少了。我在圣诞节前后与地方官员通话，试图推进此事。我们免费提供测试，还承担了人工费用。然而在养老院推行测试还是太晚了。那是抗击新冠疫情最严峻的时刻。

有人指责您低估了孩子们在疫情期间的痛苦。

我一直很清楚，孩子们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不得不承受很多缺失。我已经说过，孩子们不能上学对我来说也很难接受。或者大学生不能回到校园，高中毕业典礼被迫取消，这些通常是年轻人人生中的里程碑，当它们都无法正常举行的时候，无疑是很残酷的事情。我也意识到，特别是那些父母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孩子，或者在家里不讲德语的孩子，如果不上学就会有退步的风险。但是，我们总要权衡各种因素：比方说，不让孩子们去上学，对他们父母、祖父母意味着什么？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我有意识地坚持了这样的思考和权衡。

2020年三月: 当德国大流行开始时，默克尔与联邦卫生部部长斯潘在新闻发布会上

科学家默克尔和政治家默克尔之间的冲突有多大？

这种冲突一直都在。即便从科学角度看一些事实是如此明显，做出政治上的反应还是需要时间。例如2020年秋天，我们已经清楚感染人数将以何种速度上升，但有效的预防措施就是无法推行。只有当病例数上升、重症监护室负荷极度增加时，学校、商店、餐馆和剧院才被再次关闭。当然，假如我们提早采取预防行动，社会停滞的时间也许就会比实际需要的时间更长。但这就是政治：我们的决策需要多数人的支持。幸运的是，我们是一个经济和财政如此强大的国家，我们能够通过大型援助计划克服许多经济上的负面影响。

与意法不同，您很早就反对强制接种疫苗。为什么在德国推行疫苗接种这么困难？

问题始终是：你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我始终希望德国最终能达到像法国或意大利那样的疫苗接种率。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疫苗接种率也非常高，我为他们感到高兴。这些国家经历过非常可怕的几周时间，病患急剧增加，医院超负荷运转。而我们从未经历过这种情况。可惜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好运气似乎导致我们在接种疫苗方面的动力不足。

话虽这么说，但为什么我们对拒绝接种疫苗的人要求不那么严格？

我是一个相信理性力量的人。我认为，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社会的大分化。而当我看到萨克森州的疫苗接种率时，我发现事实是推行强制疫苗接种会引起大量的不必要的争议。

大家公认您是一位“危机总理”，这主要是因为您曾防止了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但是在您的任期内，好像并没有什么重大改革项目。

我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就拿欧洲来说吧：我就任总理的时候，继承了两个大型项目，即欧元和申根区的迁徙自由。但这两个项目当时都没有做好应对冲击的准备。当2009年欧元受到压力时，我们没有任何保障措施。现在我们有了ESM救援基金（译者注：2012年建立的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我们在银行联盟方面也取得了进展。这些改革，对于防止欧元崩溃、维护欧洲一体化的基石是绝对必要的。

默克尔在2015年基民盟党代表大会上再次重申: "我们可以做到。"

那申根区呢？目前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难民政策。

我清楚地记得在2016年，有一次我拿着地图察看申根区的边界，我们的邻国包括白俄罗斯、乌克兰、俄罗斯、土耳其、叙利亚、以色列和整个北非地区。这个事实告诉我如果想保护这些边界，必须有不同于以往的思路。当我想到欧盟边境和海岸警卫队（Frontex），或欧盟-土耳其关于难民援助的重要声明时，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也取得了进展。但我承认，我们在确保申根区安全方面还没有取得像确保欧元区安全那么大的进展。我想说的是：不论是着眼欧洲还是着眼德国内政，提高欧洲一体化基石（欧元和申根区）抵御危机的能力，也许并不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改革项目，但同样都需要付诸许多精力和热情。在我担任联邦总理期间，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您偶尔会被指责缺乏长期愿景。您说的话听起来好像是您利用了前任总理们的愿景，在您的任上才把它们付诸实践。

你在试图把我引向一个历史学家的思路，而我不是历史学家。还有一些其他新的项目是我发起的。想想我们的非洲政策，我对其给予了更高的重视。我们的《非洲契约（Compact with Africa）》完全超越了传统的发展合作模式。在我成为总理后不久，出于德法团结，我们参加了刚果的选举观察团，这在当时对我们来说是完全未知的领域。此间我还去过尼日尔、塞内加尔、马里和布基纳法索，并多次会见他们的总统。此前我们还从未真正和这些地区打过交道。今天，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是前所未有的。这些都属于重要的决策。

外交政策是改革政策？

对，比如我们与中国和印度都建立了政府磋商机制。这在我看来代表了德国与世界联系的扩大，甚至是和那些我们此前从未一贯投入过战略关注的地区。我自认为是多边主义的坚定捍卫者，支持能够发挥作用的国际组织，支持寻求共同解决方案，而不是停留在各个国家层面的单独行动。

您与中国有着特殊的关系，您几乎每年都会去那里。

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我刚就任总理时，德国当时的GDP是2.8万亿美元，中国的2.3万亿美元仍然略低于德国。而今天，中国的GDP是14.7万亿，而我们的GDP已经增长到3.8万亿。尽管德国是一个相对富裕的国家，我们在全世界的影响力还是越来越小，因为世界的重心正在转移。因此我们处理德中关系必须有战略上的智慧。过去我们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本身就很重要。现如今我们必须为继续保持我们的重要性而努力。

您当年就任总理时，是否想过有可能与普京（Wladimir Putin）建立互信关系？

我一直很清楚，甚至早在他2001年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言时，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苏联解体对俄罗斯总统来说是一个悲伤的事件，而冷战结束、德国统一和欧洲团结对我们来说却是件高兴的事。不过在我就任总理时，绝不可能想象普京日后会吞并克里米亚，并在几乎和欧盟交界的东乌克兰爆发武装冲突。

2010年: 普京在总理府

英国脱欧，匈牙利，波兰，都给欧盟带来了越来越多新的压力。在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时代，“寻求妥协的机器”还能发挥作用吗？（译者注：默克尔有个绰号“妥协机器Kompromissmaschine”）

必须发挥作用，但目前来看是越来越难了，我很担心。除了欧元、申根区和移民，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欧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欧盟是各个国家不断相互靠近的“越来越紧密的政治联盟（ever closer union）”吗？还是要退回到由民族国家组成的松散组合，仅通过经济的、也许还有数字化的内部市场相互联结，而在社会政治方面每个国家各走各路？在我看来，当务之急是尽可能找到一条使欧洲保持团结的道路。

您的个人经历让您扮演了欧洲东西部之间调解人的角色。在您之后谁将接替这一角色？

我希望能有足够多的同事来做这件事。

欧洲即将同时有三位出手阔绰的政府首脑：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意大利总理德拉吉（Mario Draghi）以及可能是下届德国总理的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这会让您担心吗？

朔尔茨给我的印象并不总是花钱大手大脚。

2018年: 预算辩论、财政部长朔尔茨发表演讲，默克尔在旁听

整个欧洲已经债务累累了。各国共同担负债务不应该是例外情况，而应该是既定规则。

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不能随意举债。欧债危机的时候我们已经经历过债台高筑的情况。现在抗击新冠疫情让我们的债务又增加了不少。比如，作风果敢的意大利总理德拉吉正在以合理、透明和对纳税人负责的方式使用我们的疫情重建基金，意大利此时正需要他这样的总理。（译者注：曾任欧洲央行行长的德拉吉在欧债危机中就曾救欧洲于水火。）

您对德国有什么担心吗？

德国的政治气候已经变得更加严酷了。2005年我第一次当选总理时，智能手机尚未问世，脸书才刚出现一年，推特在一年后的2006年才出现。今天，我们所处的媒体环境早已改头换面，这和政治气候的变化不无关联。

这对政治意味着什么？

新的媒体环境改变了政治沟通的方式。作为官员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我们该如何接触民众？我们该如何确保讨论能够在尊重不同意见的前提下进行，而不是参与讨论的每个人都躲在他们自认为正确的角落里？通过今天的媒体渠道，人们可以让自己的个人意见轻易地得到许多陌生人的支持。对于民主，妥协是必不可少的。我担心，我们在达成妥协的道路上会越来越艰难。

今天的德国是否比2005年更加分裂？

这很难说。我们必须处理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问题，这些都是大问题。但话说回来，1992年当我还是青年部部长时，在索林根、莫尔恩、罗斯托克-利希滕哈根就发生过种族主义袭击事件。我们的国家也不是近来才有这些问题的，我依然看到，大多数国民是希望这个社会安定团结的。

您是否赞成缩短联邦总理的任期？

限制联邦总理任期，将直接导致我们的宪法秩序在联邦总统和联邦总理的关系上发生相当大的变化。我不建议这样做。

您做了十六年总理，但基民盟还是没有足够的女性。而且目前为止只有五名男性准备竞争党魁之位。社民党的女性也必须为职位而战。为什么会这样？是哪里出了问题吗？

现在我们的主席团毕竟还是有三分之一的女性成员……

（打断回答）对不起，但这是在浪费时间。

不，我不这么认为。我们还没有成功地让足够多的女性对政治感兴趣，我们必须继续努力让女性有更多参政的自信。因为即便有一定比例的女性，如果她们并没有什么政治野心，比方说争夺党主席的位置，也没什么用。我只能继续鼓励女性参与政治。只有男性的政坛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了。如果想成为一个人民的政党（Volkspartei），就必须接受并努力做到性别平等。我本人已经在总理府的最高公职上成功做到了这一点。当年我从B9职等开始时还没有一个同级的女同事，而现在，作为总理的我获得了平等。这方面我们的内阁做得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