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义伟于2020年9月14日赢得自民党总裁选举
“感觉太好了，我无法平静下来。”菅义伟在2020年9月14日说这话时，肯定没想到自己又将是一位“短命”首相。
那一天，他赢得了自民党总裁选举，即将接替称病辞职的安倍，出任日本新一任首相。约一年后的9月3日，菅义伟在自民党内部会议上宣布，他将不会参加本月下旬举行的自民党总裁换届选举。
他的这个决定也是在宣布自己首相任期终结的时间，因为退出党内角逐即意味着与下届首相无缘。从2020年9月出任首相到2021年9月首相任期终结（菅义伟将在9月30日总裁任期结束时辞任首相），一年的任期，很符合日本政治中“短命首相“的标准。
9月3日，菅义伟在自民党内部会议上宣布，他将不会参加本月下旬举行的自民党总裁换届选举
不过，留意国际新闻的人可能都有这种感觉，尽管日本首相的“短命”能登上新闻头条，但几乎从来不会给人带来“新鲜感”。因为在外界的印象中，日本首相突然宣布辞职、留下半截或大半截任期，似乎是日本政治的常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常态之中是否孕育着“非常态”？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日本周边国家来说，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悠久短命史
日本人动不动就换首相的做法，在国际政治历史中，可以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设立“内阁总理大臣”（即首相）这个职位以来，就开始了频繁换首相的历史，只是偶尔出现能长期执政的首相。
我们先从日本的第一位首相伊藤博文说起。这位曾在近代史上给东亚国家造成深重灾难的政治人物，在1885年出任日本第一任首相，这一任干了两年半。伊藤博文总共四度出任首相，总共不到8年的执政期，被切成了四段。最长的干了4年，最短的半年零半个月。
伊藤博文是日本历史上首个内阁首相
伊藤博文也是日本历史出任首相次数第二多的人，排名第一的是吉田茂和安倍，都是5次。但伊藤博文的每一首相任期，中间都有长则4年、短则一年半的间隔期。而吉田茂与安倍的第二任期至第五任期，都是连续的（分别是约6年和8年）。
截至目前，在首相位置上待得最久的，当属安倍（近9年时间）。排在第二位的是桂太郎，但他的执政期被切成了三段。论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也是安倍，排在第二位的是佐藤荣作，连续三度出任首相长达近8年。
如果以二战结束为节点，我们可以发现，频繁更换首相、首相执政期短是日本政治的一个显性特征。从1885年伊藤博文出任第一任首相到1945年二战结束，这60年里日本共出现了29位首相，每位首相平均执政期约两年。
1909年，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站台上击毙伊藤博文（图源：光明网）
论国际环境，那段历史时期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国内环境，却是日本政治野心膨胀期。国内政治人物荷尔蒙分泌旺盛，谁也不服谁，搞定政治对手、平衡政治利益难度大，结果就是换首相如走马灯。需要指出的是，那也是日本能完全“自主决定”首相的时期。
战败投降以后，美国这个“天皇之上”的存在，对日本的政治架构做了改造。自那以后，首相谁来当，美国的眼色很关键。即便不是一言九鼎，那绝对也是“重要参考”。但是，日本人频繁换首相的脾气，丝毫没有改变。
二战后日本政治周期的一个突出特点，基本可以归结为频繁的换首相与不那么频繁的换首相。如果从日本投降后首位首相东久迩稔彦算起，截至菅义伟任首相，日本在75年里共出现了35位首相。平均下来，每位首相执政期也就两年多一点点。与二战前相比，几乎没有什么“进化“。
但对于日本来说，二战后的国际环境，在美国的羽翼保护下，总体上是比较平和的。首相“短命”的原因，主要还得在日本国内找。
桂太郎
撇开政治文化这类形而上的东西不谈，关键的原因还在于日本首相的产生机制。比如，日本首相由众议院占多数席位的政党党首出任（有时候通过政党联盟实现“多数”），这就意味着，一旦执政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失去多数席位，那么首相必须辞职；如果党首在党内换届选举中落选，那么首相也得换人。这种党首与首相“绑定”的制度安排，客观上增加了换首相的几率。
还有一点，众议院每届任期是四年，但日本政党党首的任期规定另有一套规则。比如，自民党总裁任期是3年，连任不得超过3届（以前任期是2年，连任不得超过2届）。从规则上来说，这些因素就造成了这样结果：首相执政期被切得很碎。
短命与国运
“就算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只要努力也能立志当首相”，这是菅义伟在去年自民党总裁竞选时说过的话。当时，他的草根出身背景还被媒体塑造成励志故事。但他能奋斗成日本首相，却对自己执政时间的长短无能为力，这就是日本政治的现实。
路透社将菅义伟称为“挣扎的首相”

接下来的问题是，日本是否又将进入换首相如走马灯的政治“动荡期”？在菅义伟之前，有二度执政长达近8年的安倍，就任时即被认为是过渡性人物的菅义伟“谢幕”，很容易让外界产生这样的疑问。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有意角逐首相大位的几位政治人物，无论哪一位都没有显示出有能长期执政的绝对政治优势。
二战后的历史中，如果以任期3年作为长期执政的标准，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首相有28位，占比为80%。所以从概率上看，菅义伟之后日本再次频繁换首相，或许是个大概率事件。
但仅从政治周期的角度看日本，是有一定迷惑性的。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政治周期表象下的经济表现。因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大国的经济实力向来都是检验国运的一个关键指标。
尽管政治上有“短命首相”的特点，但日本却在二战的废墟中迅速崛起，并在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位置上待了40多年（1967年至2009年）。进入21世纪后，小泉（5年多）和安倍（两度执政共计近9年）都实现了长期执政，但稳定的政局与经济表现呈现的却是“倒挂”。
2020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为了避免因旧病恶化等导致影响国政的事态，决定辞去首相一职

2001年小泉执政到2006年卸任，日本的GDP从4.3万亿美元增加到4.5万亿美元，增幅仅为4.7%。2007年至2011年，日本5年内出现了4位首相，但GDP从4.52万亿美元增加到6.16万亿美元，增幅是36%。2012年安倍二度执政到2020年辞职，日本的GDP从6.2万亿美元下降到4.9万亿美元，萎缩了1.3万亿美元。
由此可见，进入21世纪后，日本政治“稳定”与否，与经济表现之间并不呈正相关性。那么问题来了，可能出现的“政治动荡期”，是否意味着日本的经济运势能止跌回升，就像2007年至2011年期间那样呢？这样看就把政经逻辑简单化了。
小幅增长有可能，但向下走的大趋势基本不会变。那段时期日本经济增速表现尚可，很重要的原因在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经济体齐心参与救市、挽救世界经济，作为外向型经济体的日本从中受益。
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
2012年二度执政后的安倍，之所以主打“安倍经济学”，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外部红利”效力递减的背景下，急需提升日本经济的内驱力。效果如何呢，安倍执政近8年的时间，足够检验。
还有一点尤为关键，2020年9月安倍离任时，日本的外部环境出现了冷战结束后未曾有过的变化。在外部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日本的政治人物也难以治愈经济增长乏力的顽疾，大变局下能表现得更好、逆势拉抬国运？日本政治中鲜有这样的先例。
外部的大变局与内部的“动荡期”叠加，对日本政治意味着什么，值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警惕。
作者 | 雷墨
编辑 | 风云 
排版 | 瑾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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