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麟阁经略
作者:仝麟阁
“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体会改革开放的伟大”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个农民在一份保证书上按下了红手印。这份保证书上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这份保证书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民间实验”,次年10月,小岗村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过去五年的总和。伟大的邓小平力排众议,把“包产到户”的改革推行全国,从此,饥荒在这片土地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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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鲜为人知的是,“包产到户”早在60年代就曾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并取得了显著成功。“饥饿的60年代”,在63至65年,实现了粮食产量成倍增长。这主要归功于刘少奇、邓小平和陈云的努力。如果这个进程没被终止,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提早15年。
“包产到户”,最初是在中国浙江沿海那座有着“小香港”之称的奇特的城市——温州诞生的。牵头的是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包产到户”第一次受到批判被叫停,认为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可1960年,在安徽宿县,又出现了“包产到户”。时任安徽第一书记的曾希圣因推行“责任田”,被毛指责为“变相单干”,随后遭到罢免。但出乎毛意料的是,“责任田”就像星星之火一样蔓延开来,不长时间,全国就有20%的生产队搞起了“责任田”。
随后,毛的秘书田家英被派下乡调研,返京后汇报时,得到了农民们也非常愿意搞“责任田”的结论,遭到了毛痛斥。毛认为,这反映了落后群众的要求,不能听。但田家英也把情况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做了汇报,得到了肯定。
陈云也是“包产到户”的支持者,拖着带病的身躯于1961年7月拜访了毛。毛很恼火,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路的问题。
这个消息很快传给了陈云,他听到后态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语。但邓小平和刘少奇却对陈云的建议给予了支持。
面对严峻的粮食问题,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根据陈云意见起草了《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案)》。随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刘少奇带头讨论并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改革便从此开始了。
(以上内容节选自人民网:第七章 风起云涌【7】--党史频道-人民网 (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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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潮汕有幸成为了最早一批“吃螃蟹”的地区,一周前,我去一位亲历改革的阿伯家中做客,他的经历十分有趣,当街卖水果“发家致富”,却差点因“投机倒把”锒铛入狱......
1960年伊始,农作物可以一年三熟的潮汕地区破天荒出现了饿死人的事情。那时,阿伯只有十多岁,却要在本该上学的年纪,去生产队里种田。公社制下,每个队生产的东西要上交,再根据每个人出工时间所积累的“工分”来结算收入。
阿伯当时的生产队,主要种橘子。而在这种安排下,无论种地收获多少,基本都要上交。受平均主义影响,只要保证出勤率,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工分都一样。这导致大家完全没有工作积极性。
当时,阿伯一天的收入有三毛钱,在全国算是不错的水平。然而,在市场被消灭之后,一家老小只能靠有力气干活的男人养活。阿伯的家里有7口人,只有三个男的能挣工分。公社食堂没有吃的,干活的人一天只能吃一碗大约200克米饭,不干活的只能吃一半,这在当时已经算不错的家庭了。
可阿伯是个头脑灵活的人,他拿着生产队的种子,偷偷在山上种了些果。果子熟了,他就骑着车逐个村地找熟人卖。这样的收入,竟然是生产队的四倍,日入一块多的阿伯,竟然让家里人都吃上了饱饭。
可好景不长,不到一年他的“小生意”就败露了,这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行为,抓到是要坐牢的。万幸的是,阿伯的叔叔正好管着一家生产队,他爹跑去求他叔叔帮忙,开了个“统销证明”,把这事搞成了“合法生意”,才算有惊无险地混过去。
牢狱之灾是躲了,思想教育可免不了。15岁的阿伯被罚停工,天天去听课。更尴尬的是,生产队虽然没找到他拿种子的证据,却因为阿伯在外面开了“小灶”,开始排挤他。挣得不如以前多了,一家人又过上了饿肚子的生活。
1963年,刘邓主导的改革惠及到了潮汕地区。阿伯虽没有成年,也承包到一小块地种橘子。当时大家对改革的理解,就是一句话“交够公家的,剩下是自己的”。阿伯说那天他开心极了,有种命运抓在自己手中的感觉,从此便起早贪黑认真种地。一年后,产量翻了3倍多,他的收入又回归到了一天一块多。
63-65的这三年里,刘邓在潮汕人中的口碑达到了顶峰。就连生产队里的大队长,都一改往日肃杀的面孔,笑嘻嘻地跟大家说:“刘主席让咱们吃饱饭了!”所有人都在“包产到户”中尝到了甜头,并认为这样的日子会持续下去,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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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好景只维持了三年。1966年的一封大字报开启了“荒唐十年”的序幕,刘、邓、陈陆续被打倒。当年,在毛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邓被指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之后,两人成了全党全民的讨伐的对象。《刘少奇的最后岁月》机要秘书的回忆【4】--党史频道 (people.com.cn)
曾经潮汕人心目中的“救星”,立刻成为了大喇叭和大字报中的“反革命”。所进行的“包产到户”也被批判为“路线不正确”,被全面叫停。当生产队收回承包下去的份地时,前来视察的人感叹道,从没见过有人把地种的这么好,那天,阿伯就像丢了魂一样。
日子又回到了一天赚几毛钱的状态,这世界最残忍的事,就是给一个人希望又无情地夺走它。那些推广“包产到户”的积极分子,都成为了会上批斗的对象。然而,却没有人能为他们鸣不平,那些曾在嘴上感谢过刘邓的村民,此时都沉默不语、战战兢兢。
这样的日子,没想到一过就是十年。改革开放之后,大家终于能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了。阿伯说,自己和很多潮汕人都觉得亏欠刘少奇,受了刘的好,不光没能力为他讲话,还被迫跟着批判了他那么多年。
今天的中国人摆脱了饥荒,真的要感谢刘少奇和邓小平。现在的年轻人没过过苦日子,不知道饿到头晕眼花、皮包骨头,还要去地里干活是什么样的滋味。我是亲身经历过的,从苦日子到好日子,再回到苦日子,那个苦闷真是无人可诉。”说到这里,阿伯的眼眶湿润了,
“今天有些小崽子,啥经历没有,一天天就怀念这那的,真的贱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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