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预型”达尔文主义
会导致新物种形成吗？
文丨 罗伯特·赖特
>>Robert E. Wright <<
译 禅心云起 编：瑞秋的春天
有时，我会听到“自由至上论太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味道了”之类的话，还来自于对社会世间的理解超过中等水准的人。但这样的评论总让我觉得荒谬透顶，因为一切环境包括社会环境都会产生选择压力。换句话说，社会必然鼓励具有某些特征的人比具有其他特征的人更能够获得生殖成功。然而，这些选择压力的强度与每个社会的生产力（大致相当于其实际人均产出）成反比。
选择压力表现为不同生殖成功概率（活到性成熟并将后代抚养长大，而这些后代也获得生殖成功）。任何可遗传性状，从身体特征到行为倾向，都会受到选择的影响。值得庆幸的是，以前关于“天性还是教养”的古老争论，最终被搁在一旁了。如今我们明白，几乎一切有助于生殖成功的因素都要部分归功于遗传、部分归功于（从文化到营养的）环境因素，而主要归功于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且选择压力呈概率性，任何人的生殖结果都不是预先注定的，不过是一个复杂的、随机系统中或大或小的可能性。运气还是十分重要的，事后才会知晓结果。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达尔文自然选择进化理论在社会政策上的粗糙应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为了物种的利益，政府和行善者不该采取拯救穷人免受饥饿或疾病之苦的措施，而应任他们自生自灭，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一步的话。有人认为，人为增加社会中最不适应环境的成员的生殖成功率，只会损害最优秀聪明者的生殖成功率。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看来，财富再分配不仅仅是不道德的，在生物学上是完全有害的。
我个人不知道哪个古典自由主义者拥护社会达尔文主义。许多人，包括我自己，不屑于强迫性政府对任何人（不管富人还是穷人）进行财富再分配。但从国家统制论角度来看，“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人们可以通过储蓄和保险的自愿金融市场互相帮助【详见我的《金融排斥》（Financial Exclusion）一书】，如果更幸运的话，他们可以通过慈善机构自愿帮助穷人【详见我即将出版的《失落的自由》（Liberty Lost）一书】。最好的政策是鼓励提高生产力的政策。这使绝大多数人摆脱了导致早夭和不育的极端贫困。
换个说法，所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都对减贫的国家干预措施不以为然，但并不是所有对国家减贫干预措施不以为然的人，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古典自由主义者支持的政策，是最大限度地扩大经济“蛋糕”规模，让人们放开手脚，通过捐赠或契约，将蛋糕分配给那些无法为自己争取到足够份额的人。
同时，干预控制型国家（以公有制计划经济体为典型）的生产力低于市场导向型国家，从而面临着更大的选择压力：更多人口生活在死亡或闭经、勃起功能障碍或其他影响生殖的疾病边缘。因此，担心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更应该关心“干预型”达尔文主义。
值得庆幸的是，不管在什么地方，干预控制型社会还没有持续足够长时间来改变人类基因组。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要历经无数代，而非仅仅若干代，尤其是在成百上千万或数十亿生活在差异极大环境中的生物体经常共享基因的情况下。但如果干预控制型社会终有一天在整个物种中获得长期优势，(亚当·斯密有灵，但愿不会发生），选择压力最终会改变人类，使其朝着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在情感上、智力上和（或）身体上有能力残酷剥削其人类同胞的人会得到选择，而那些温顺柔弱地接受自己被剥削的命运，以换取拥有一两个孩子“特权”的轻信者也会得到选择。
在干预控制型社会的基因争夺战中失去的，将是许多拥有这样基因倾向的个人：既非冷酷到足以登上至高宝座，也不怯懦到足以平静接受奴役的人。这些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正常人”，将被选择所抛弃。如果国家因为其不服从命令而无情杀死他们或给他们绝育，那么那些使他们倾向于政治稳健和互惠交易的基因，就将很快从人类基因组中清除出去；如果他们仅仅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群体，则这种清除的速度就会稍缓。
双向选择压力最终会导致物种形成，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作家威尔斯（H.G. Wells，1866-1946）在他1895年科幻小说《时间机器》中想象了一个神秘的反向乌托邦主义干预控制型公有社会的未来。在这个未来世界里，贪婪的莫洛克斯族（Morlocks）在夜间出现，享用如孩童般柔弱的埃洛伊族（Eloi）的肉体。威尔斯暗示莫洛克斯族是从工人阶级演变而来的，但显然他们将是公有社会政治精英的后代，快乐但无助的埃洛伊族则是这一类社会逆来顺受群众的后代。威尔斯的未来中缺少的是我们所熟悉的真正人类：尽管有自利之心，但只有在国家开始奖励他们对别人的施暴行为之后，才具有剥削性。
威尔斯物种形成假说只有在很漫长的一段时间内才可以验证。然而，我们可能已经看到了它的迹象。人类基本上在没有任何类似于国家的情况下，进化了几百万年，所以选择压力有利于任何倾向于独立、理智思考的个人基因。那些能够合作而不易上当或被愚弄的人，那些与他人理性交往（交易）并尊重财产权的人，享有相对的生殖成功。
然而，在过去5000年左右时间里，越来越多人类生活在干预控制型政府的统治之下，因此面临着上述的双向选择压力，一方面是残酷无情的剥削，另一方面是轻易上当的顺从。而公有制计划体只是干预控制形态的一种特殊类型。简而言之，最近有这么多美国人之所以如此迅速而彻底地屈服于联邦的各种干预措施，是因为他们在基因上倾向于跟随那些软弱无助的畜群，而这些畜群由那些先天倾向于剥削性控制的人领牧着。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没有全面沦为埃洛伊族。下次有人指责你，或你的（古典自由主义）派别，或和你的市场经济意理相亲近的群体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时，告诉他们，你想通过支持提高生产力的政策，让人们借助于慈善、保险和其他自愿机制帮助不幸者，从而帮助穷人幸福繁荣。还要告诉他们，控制型达尔文主义和可能导致的选择压力。如果威尔斯是正确的，那么在优生政策或直接基因操纵的帮助下，到了公元80万年，或者可能更快，就会导致新物种形成，这是一种比任何单纯奴隶制都要糟的人类驯化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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