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重生过程中的「勇气」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日本重生过程中的「勇气」

©文／言九林

编辑：瑞秋的春天

☄ 战时的日本，曾缺乏那种能够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扭转时代之风雨如晦的仁人志士（不是说没有反军国主义的仁人志士）。好在，新的制度保障降临后，敢于反省自我、批判历史、监督新政府的“勇敢者”还蛮多。日本能从废墟中重生，重要缘故之一，大概便在此处。

上周读完《国家的重生：日本战后腾飞之路》一书，有几段叙述印象很深。

第一段是战后临危受命的内阁总理大臣币原喜重郎，曾主动向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提出“最终宪法应该包含所谓‘非战条款’”，且“希望禁止日本建立军事机构——任何军事机构都不例外”。

接替币原喜重郎的吉田茂，也公开反对重整日本的军备，主张在新宪法中放弃任何名义下的交战权。主要目的是为了剥夺旧军部势力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且向全世界宣告日本再也不会成为侵略战争的发动者，进而得到重新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机会。

第二段是占领军强制废除日本政府对新闻媒体的一切管制后，《每日新闻》关西总部的总编辑提交了辞职，决定“以最高规格向国民谢罪，以承担作为一家核心大报一直以来讴歌和煽动战争的责任”。

《朝日新闻》也发表了《关于自我认罪的声明》，说自己曾经“不得不服从政策和我们所属的组织”，但并未完全忘记作为“言论人”必备的勇气和率直，所以承认自己在引导狂热舆论方面有着巨大的责任，“我们绝不会轻易饶恕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

第三段是占领军强制肃清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与极端国家主义教育之毒素，要求此后的日本教育必须是承认“个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个人主义，不允许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者“将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混同，站在全体主义的立场上对个人主义进行非难，压抑扭曲个性”。

此后，日本的教育进入了“不服从不正当的统治，教育直接对全体国民负责”的新阶段。日本教育界人士热烈欢迎占领军的这种改革。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便是其中之一。他努力宣传“学术自由”和“大学自由”，认为日本走上军国主义歧路的主因之一，便是大学丧失了学术自由，学校成了国家的附庸和权力的婢女。

不光是宣传者，南原繁也是一个践行者，他主张日本须“抛弃两千年自以为傲的历史”，勇敢地站到审判台上向受侵略者真诚谢罪。为此不惜与首相吉田茂展开激烈论战。

读上述故事时，首先想到的是1945年后成为被占领国的日本，仍有一批有担当的政客、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继而又想到了那句著名的讽刺：

“他们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

吉田茂对这句话应该深有感触。在他的主导下，日本外务省曾深度回顾、反省了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深渊的过程，并总结了外务省在这一过程中所犯下的错误和应承担的责任。在1951年发表的《“日本外交的失误”的作业报告》里，便有许多关于“外务省官员缺乏勇气”的描述。

《作业报告》提到：外务省“从未有过从根本上转换外交方针的事情”，原因是军方极为强势，“违反军方强硬派的意图时，各届内阁往往会受到政变、暗杀等暴力手段，被逼屈服”。

但报告也承认：军方的强势与暴虐并不是问题的全部症结，毕竟，“担当国家外交重任的人，要经常具备果断性和真正的勇气，这一点恐怕在任何时代都一样”。遗憾的是，外务省的官员们缺乏这种承担责任的气概和勇气。他们既“没有（就何种外交更有利于国家）对国民进行启蒙宣传”，当其他省厅与民间乃至军队内部出现对军部“持批评态度、抱有公正性和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士”时，外务省也没有和他们互相提携互相支持，甚至连向这些人士提供心理层面支持的工作也没有做。

外务省的自我反省是：“外务省成员存在明哲保身和出世主义及维护官位的心理”，因为不敢违反军方强硬派的意图，最终外务省放弃了决定外交方针的责任，沦为替军方暴走行为擦屁股的服务机构，只会用一些“带有大义名分色彩的美丽词句”来将军部的意见粉饰为外交意见，从未敢于“把军方的失败趁早暴露在国民面前”，也从未真正阻止过事态的恶化。

《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等媒体的主持者和采编人员，以及以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为代表的教育界人士，也应该都会对“他们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这句话深有感触。

《国家的重生》一书中提到，《朝日新闻》的负责人绪方竹虎曾承认，当“狡猾的暴力团伙”恐吓了报纸的广告主后，报纸为了生存下去，便不得不迎合暴力团伙的军国主义主张，“无条件投降”成为其鼓与呼的舆论工具；《每日新闻》的总编辑也承认，为了保住过万职员和他们家属的生计，报纸只能服从那些荒唐的命令，成为权力的附庸。

南原繁则忏悔说，自己不敢对“学徒出阵”的运动公开表达任何异议，不敢对学生们说“即便违抗国家的命令也要依照自己的良心做事”，他只能告诉学生：“不论个人意志如何，我们都必须照国民整体的意志行动。”

说这些，并不是要讽刺吉田茂、《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和南原繁。而是想说：虽然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这种讽刺，基本上来说是成立的；但生活经验同样也告诉我们，“只有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乃是生活的常态，是绝大多数人的常态。推动社会转型，不能寄望于大众脱离常态去做非常态的事情。

所以，真问题不是大众够不够勇敢，而是如提升大众的安全感，让他们变得勇敢起来——好的社会，安全感定是用制度来托底的。制度让大众有安全感，于是大众变得勇敢；大众用自己的勇敢去巩固制度，又会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安全。如此良性循环，社会的安全底线与勇敢程度，便会越来越高。

这套循环的起点，是谁来提供最初始的制度保障。

所谓“提供”，不仅仅是指制度设计，也指让制度落地为可以运转的东西。战后日本的幸运在于，以麦克阿瑟为首的占领军，相当合格地承担起了“提供最初始的制度保障”的重任。

《国家的重生》书中提到，跌入军国主义深渊的日本即便已经战败，也尚不具备全面的自我反省能力，无力独自从深渊中爬出来。一个典型案例，便是在投降后的1945年的10月，日本政府仍在坚持要继续实施所谓的《治安维持法》，继续对整个日本社会实施高压统治，理由是“不允许任何破坏国体的言论和行动”，所以“取缔危险思想的秘密警察”仍将在战后继续运作。

基于这种理念，连盟军总司令部发表的“天皇向麦克阿瑟将军表示敬意”的新闻稿，也一度被日本政府给封杀了。如果没有盟军的干预，战后的日本不会很快便迎来言论自由，媒体界和知识界的普遍性勇敢便无从谈起。

麦克阿瑟与日本天皇合影，曾被日本政府禁止刊登

不光是言论自由，战后日本的整个制度建设皆是如此。在新宪法的制定上，盟军总司令部对战后的日本政府，有过一段相当精准的评价：

“就如人们无法描绘本来在头脑中就不存在的东西一样，无论日本方面提出怎样的（宪法）草案，都会与民主主义存在根本的差异。”

不过，强调占领军提供的“最初始的制度保障”很重要，并不意味着战后的日本知识人只是纯粹的被动追随者。

书中提到，许多日本知识界名流在战后写文章公开忏悔了自己的罪行，如京都大学教授田边元说，自己在战时被风潮支配，成为盲目的军国主义思想的鼓吹者，“我只能垂下头认真悔悟自己的罪过”，文艺界的中野好夫也说，自己曾经支持过战争，“知识人的言论不一定是他们真正的思想，他们往往是像身上的衣服那样随着气候变化的”，所以自己必须忏悔。

战时的日本，曾缺乏那种能够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扭转时代之风雨如晦的仁人志士（不是说没有反军国主义的仁人志士）。好在，新的制度保障降临后，敢于反省自我、批判历史、监督新政府的“勇敢者”还蛮多。日本能从废墟中重生，重要缘故之一，大概便在此处。

所谓的“历史三峡”，看似是我们特有的转型困局，其实却是东方国家，乃至所有后发国家都必须面对的“湍急险流”——现代文明的转型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更关乎子孙后代的安定幸福。

作为第一个完成现代化转型的亚洲国家，日本究竟可以为我们提供怎样的成功经验，以及血泪教训？

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专门学者，马国川老师著作颇丰。而最新出版的“国家”三部曲：《国家的启蒙》、《国家的歧路》、《国家的重生》，集萃了他几十年的研究和见闻，带着浓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剖析了日本如何一步步走向现代民主化的历史进程。它的经验教训对于今日之中国既可镜鉴，也可引以为戒。

马国川不但是《财经》主笔，资深媒体人，更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亲历者和研究权威。在写作中，他不仅避免了“书斋式”写作，更带着媒体人特有的问题意识，深入近代日本的历史肌理，亲自前往日本进行实地考察，还兼容了记者的敏锐和学者的思考，将日本近代史浓缩成一个个人物生动的“建国故事”。读起来，既深刻，又趣味盎然。

比起欧美国家，日本的改革经验，无疑对“中国转型”具有参考价值。马国川的“日本转型史”，更能让我们了解日本独特的文化基因，解开为何汤因比、亨廷顿等西方大师，将“日本文明”视为与“中华文明”同等文明之奥秘。

“国家”三部曲是他对日本现代化历程的全部思考与最新力作，获吴敬琏、刘道玉、易中天、钱颖一、刘瑜、雷颐、许纪霖、冯天瑜、葛兆光等著名学者、作家联名推荐。马国川本人虽著作颇丰，但全签名版却十分罕见，此次先知书店一次集齐他的“国家”三部曲全签名版本（随书附赠一本《我与80年代》为马国川老师与一批思想家对80年代的启蒙与转型的思考），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