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对科学的单兵作战

保罗•克鲁格曼对科学的单兵作战

文丨威廉·安德森

>>William L.Anderson<<

译禅心云起编：瑞秋的春天

当大卫•卡德（David Card）最近（与其他两位经济学家一起）被授予诺贝尔经济科学纪念奖时，我就估计保罗•克鲁格曼也会掺和进来。卡德和已故的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在近三十年前撰写了一份经济研究报告，据称这份报告揭穿了关于约束性最低工资效应的标准经济理论。克鲁格曼果然没有让我的估计落空。

一如其惯用手法，克鲁格曼精心挑选了信息，接着声称，卡德-克鲁格的研究成果，以及其他似乎推翻了经济理论通常应用方式的研究成果，应该“有利于政策向左倾斜”，至少在涉及政府政策时如此。换种方式说，克鲁格曼再次主张机会成本理论是不相关的，而且可能是错误的。不，他本身并没有这么说；可没有其他方式来解释克鲁格曼的言论。那么，让我们开始吧。

多年来，克鲁格曼一直认为，每当经济理论与左翼政客和进步主义活动家的愿望清单发生冲突时，该经济理论就是错误的，或坦率说，很可能是邪恶的。这让克鲁格曼多了一个憎恨奥派经济学人的理由。在经济分析方法上是先验的，这也让奥派经济学人再次有机会指出克鲁格曼彻头彻尾的谬误。

今年的诺贝尔奖授予了从事我们称之为“实证”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也就是说，他们研究了从自己收集的数据中收获的统计分析，以“检验”需求法则等经济假设。克鲁格曼写道：

“经济学家一般不能做对照（受控）实验，我们能做的就是观察。而试图从经济观察中得出结论的麻烦在于，在任何特定时间和地点，都有很多事情发生。”

经济学家大卫•亨德森（David Henderson）显然不是克鲁格曼的忠诚支持者，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写过类似的文章。

“为什么自然实验很重要？经济学研究中最棘手问题之一是弄清楚两个变量之间的的关系是因果关系还是巧合。”

奥派经济学人可以引用门格尔1871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中的开场白，其中指出：“一切事情都受因果律制约。”当经济学家收集数据时，常常想要弄清楚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而他们往往犯下错误，把两者关系搞反。例如，我在一些经济学文献中读到，通货膨胀是商品和服务价格普遍上涨，而事实上，物价上涨是通货膨胀的结果，是政府增加货币供应时的货币贬值。

因此，在进行经济分析时，理解因果关系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当经济分析给政府政策举措以警告时。例如，在大萧条期间，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政府都认为物价下跌是企业倒闭的原因，而事实上，是经济衰退导致了物价下跌。（我还要补充一点，奥派经济学家认为，在信贷激励和不可持续的景气发生崩溃之后，物价下跌实有助于经济复苏。）因此，罗斯福新政的鼓吹者竭尽所能，通过启动通货膨胀和卡特尔化美国经济，试图结束大萧条；当然，他们的行动只是延长了经济衰退期，使“萧条”成为“大萧条”。

克鲁格曼和亨德森对卡德-克鲁格研究结果的解释不同，并不奇怪，克鲁格曼声称，这些研究“推翻了”或至少挑战了关于就业和工资的标准经济理论，此外，“不仅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供了理由，还为采取更积极的措施从总体上减少不平等提供了理由。”

毫不奇怪，亨德森对卡德-克鲁格的论文及其主张有一个更详细和更为深刻的描述：

“卡德和克鲁格进行了一项著名的自然实验，他们研究了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快餐店在新泽西州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宾夕法尼亚州没有提高）之前和之后的就业情况。与人们的预期相反，新泽西州快餐店就业率比宾夕法尼亚州的略有上升。在此基础上，他们对最低工资影响的标准供需模型提出了挑战。不幸的是，卡德和克鲁格先生的数据并不那么可靠——他们收集数据的法子是给餐馆打电话。”

他补充说：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经济学家大卫•纽马克（David Neumark）和美联储经济学家威廉•沃斯切（William L.Wascher）用餐馆的工资数据，发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期：新泽西州最低工资标准增长导致了新泽西州餐馆就业率相对于宾夕法尼亚州餐馆的就业率下降。对此，卡德和克鲁格先生更新了他们的分析，并得出结论:‘新泽西州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新泽西州快餐业的总就业率没有影响。’在他们2008年出版的《最低工资》一书中，纽马克和沃斯切先生指出，如果这就是卡德和克鲁格先生的最初结论，‘对劳动力市场标准竞争模式提出质疑的余地就会小得多’。没错。”

这种说法不仅仅是学院派经济学家的方法论之争，因为它涉及到克鲁格曼为之辩护的观点的核心，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用来推动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及其他政府干预措施的研究结果解释，也推翻了他们自身的分析。一个人能声称，一个地区非结论性的研究结果接着就能快进到一个结论，即所有通过使用经济理论进行的标准经济分析都是无效的。

本文不打算评论卡德-克鲁格研究的成果，尽管如此，这项研究及其结果已经被转化成据称驳斥市场理论的东西，克鲁格曼等人还宣称，只有在研究人员完成研究后，我们才能知道一个经济问题的答案。此外，如果经验是一项指令——事实上，是当今唯一的指令——那么人们就不能把卡德和克鲁格据称在新泽西州发现的结果推断为涵盖所有劳动力市场的结论，然而这正是克鲁格曼等人在做的事情。这种智识上的前后抵触令人匪夷所思。经济学从一门严谨科学变成了政治家及其学术盟友（如克鲁格曼）的破城槌。这些人认为其所欲任何政策取得成功的唯一阻碍因素是政治意愿。

我们看到智识分子的权势在发挥作用，他们凭着“数据在我们这边”，简单压倒了任何反对意见。请注意，关于劳动力市场是否遵循标准经济理论，如果有人想说新泽西州最低工资标准研究是一劳永逸的决定性结论，那么纽马克-沃斯切的论文看起来会赢得头筹，因为这篇文章的数据（而不是一次无约束力的电话调查）才反映了实际就业结果。如果有人要声称“科学很重要”，那么数据合理性就显得至关重要。

此外，如果克鲁格曼也承认卡德-克鲁格的研究结果是非决定性的，那么它就很难充当某种标准，以彻底推翻所有带来左派人士所讨厌结果的经济分析。可在克鲁格曼来看来，如果他喜欢一项研究结果，而且可以用来促进左派政策倡议，那么他就可以轻视经济理论，认为理论无关紧要。然而，如果像纽马克和沃斯切这样的研究肯定了标准经济理论，同时又质疑了左派政策倡议的效力，那么这项研究就是右翼的，在智识上就是毫无价值的。

为了“证明”他对于最低工资的立场，克鲁格曼指出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份工作论文，就像他提到的其他几份“证明”了扩张福利国家可以改善人类健康的论文一样。然而，大卫•亨德森引用了另一项着眼于俄勒冈州扩大医疗补助的健康结果研究，其结论和符合克鲁格曼预期的大相径庭：

“麻省理工学院的艾米•芬克尔斯坦（Amy Finkelstein）和其他卫生经济学家利用俄勒冈州一项自然实验来评估医疗补助对健康的影响。州政府已经为想要加入医疗补助计划的人设立了一项抽奖活动。经济学家们有理由相信，那些中彩的人和没中彩的人不会有太大区别。因此他们跟踪了大量的人，发现加入医疗补助的人‘在头两年没有产生统计学意义上身体健康结果的显著改善’。”

这是否意味着医疗补助计划并没有改善任何人的健康前景？这是否意味着芬克尔斯坦只不过是右翼走狗？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的医疗补助计划都该被废除，或者也许该被扩大？这类研究的意义确实在于读者和倡导者怎么看。

这种通过展示“决斗研究”来从事经济学的做法是否可取？像米塞斯和罗斯巴德这样的经济学家对此持否定态度是有原因的。充其量，这种研究可以让我们对政府政策在遵循经济理论假设和违背经济假设时的效果有一个大致了解。例如，我们知道租金控制等等价格控制措施的历史记录，但进步主义（左派）政治家们却主张实施这种政策，而当有人警告他们不可避免的结果时，左派人士就会以不停的恶语谩骂来回应。

克鲁格曼的不诚实，坦率地说，令人叹为观止。他声称，由于某些经济学家用有问题的数据做了一项研究，这些数据没有“证明”由于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造成大量就业损失，因此研究结果告诉我们，政治家应该积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这种政策是无代价的，有且只有正面的益处。（毕竟，如果没有一致和普遍的经济规律，那么机会成本也不存在。）换句话说，他主张，如果所提倡政策被认为是进步主义的，那么区域研究结果就应该始终是普遍适用的。

这真是自相矛盾。如果一个人声明的确没有普遍经济规律，供求关系并不重要，那么他也就不能将一个风格化的研究结果普遍适用，特别是将一个运用了易受操纵数据的研究结果普遍适用。

人们不能同时宣布科学方法既有效又无效，然而，这就是克鲁格曼在做的事情。虑及他明显的影响力，那么，难道我们就应该像“憨第德”（伏尔泰讽刺小说的主人公）一样俯首称臣，宣布“它必须如此”？如果克鲁格曼甚至拒绝接受基本的科学方法，那么，用米塞斯的话说，他从事的不过是经济形而上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