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一人学习经济学
繁荣就多一分保障
人口流动和人口聚集
如何推动创新
©文／张维迎
编辑：瑞秋的春天
☄ 人口充分自由的流动，城市自由地发展，这才是任何一个国家未来的前途。（本文根据作者在广州举办的“2019年中国年度最佳雇主颁奖盛典暨中国人力资本国际管理论坛”上的主旨演讲整理，已经作者审定，演讲时间：2019年11月30日。2021年9月26日定稿。）
“移民基因”和“碰撞效应”
有一句话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今天要讲的，套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就是：“其实世界上本来没有什么高处，来的人多了，它就是高处。”
我们先看一下事实：所有移民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都比较突出，像美国、瑞士、以色列这些具有高度创新能力的国家，全是移民国家。大家可能不知道，瑞士常住人口的三分之一是外国国籍。
我们还看到外来人口的企业家精神表现得也最为显著。好多中国人移民到东南亚，就成了优秀的企业家。当初让瑞士钟表业称霸世界的是逃离法国的胡格诺教派移民；上世纪八十年代拯救瑞士钟表业的功臣尼古拉·海耶克，是一位黎巴嫩移民。
我们也看到，大城市比小城市在创新方面表现更佳，当然对个体来说，找工作也更容易。你要找好的工作，最好去大城市。
为什么？我总结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移民基因”。人体中有一种基因编号是D4-7,它的等位基因是D4-4。基因学家证明，携带D4-7基因的人比D4-4基因的人更追求新颖，喜欢冒险，不循规蹈矩；在移民人口当中具有D4-7基因的人比例，远远高于非移民人口中具有D4-7基因的比例，所以这种基因叫“移民基因”。随便观察就可以发现，选择背井离乡的人，大多是不安分和愿意冒险的人。
第二个原因，移民人口在观念和行为上都更自由，他们既不受移出地规则的约束，也较少受移入地规则的约束，即所谓“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你在家里要听父母的话，在外则父母之命可以不受，传统规矩可以不守，所以你就有更大的自由。
第三个原因，外来移民没有靠山，没有关系，没有世袭爵位，没有政治地位，要出人头地，那就必须自己打拼，唯有赚钱才能提升社会地位，并获得一定的安全。所以他们的创业和创新精神就会更高。
第四个原因，创新就是一种新的想法，人聚集得越多，想法就越多。特别是，来自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交流更平等，也更容易产生新想法，所谓“Ideas have sex.”这是“碰撞效应”。另外，新知识和新想法类似公共产品，可以让更多的人受益，这叫“溢出效应”。
在10多年前，美国物理学家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和他的研究团队做了一项研究，发现在城市生活中，人类的发明和创造力，以人口规模遵守5/4的指数放大规则。简单说，人口规模增加1%，创新能力会提高1.25%。这样，如果一个城市人口是另一个城市人口的10倍，那么它的创新就是后者的17.8倍，人均创新是后者的1.78倍。
外来人口越多的地区，
创新能力越强
下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中国的一些数据。首先我们知道，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越来越大，但是各地的人口流动还很不平衡。按照户籍来算，2016年非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最高的是上海（55%）、北京（47%）、广东（35%）、天津（32%）、浙江（31%）这些省份。当然，我们知道这些地方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西部地区的省份，非户籍人口比重就比较低。
如果按照2010年的普查数据看，各省市自治区外省藉人口的比重，上海达到39%，北京36%，广东20.6%。像我的老家陕西只有2.6%，外省籍人很少。
接下来我们做一些统计分析。第一个图横坐标是非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纵坐标是平均每万人拥有的私人控股企业数量。我们看到，非户籍人口比重上升一个百分点，每万人私人控股企业会增加3.9个。非户籍人口比重上升十个百分点的话，每万人私人控股企业将增加近40个。
我们再看外来人口占比与每万人的总富豪（按照胡润榜富豪排名榜）。2010年外省籍人口比重上升一个百分点，2017年所在地每百万人口的富豪增加0.25个。这个数字其实蛮大的，因为全国总共只列了2000多个富豪。
再看非户籍人口比重与人均GDP的关系。大概来讲，非户籍人口上升一个百分点，人均GDP了会上升3%；非户籍人口上升10%，人均GDP可以上升34%。
再看非户籍人口比重与人均专利的关系。专利是创新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我们看到：非户籍人口比重上升1一个百分点，每万人人均专利授权数将增加0.77个，这是非常显著的。
城市规模越大，
创新能力越强
接下来我们再看城市化的效果。城市是一个人口聚集的地方，城市越大，它的创造力就越强。大致来说，一个省城市人口比重上升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可以上升2.8%。也就是说，如果A省的城市化率40%，B省的城市化率是70%，B省的人均GDP将是A省的2.4倍。这个数字非常显著。我们还看到，城市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上升28%，私人企业平均工资上升11%。
城市化对创新有显著影响。大致来说，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人均R&D支出上升7.5%，人均专利授权上升6.7%；城市化率提高10百分点，人均R&D支出将增加一倍，人均专利增加92%。
城市化也会显著提高人力资本。城市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15岁及以上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比重将增加0.6个百分点。
我们再看一下城市规模与人均收入及创新的关系。用2015年全国300多个地级市城市的数据，市辖区人口规模增加1%点，则GDP总量将增加1.24%，科研支出增加1.1%，专利授权增加1.38%。这样，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是另一个城市的10倍，GDP总量将是后者的17.4倍，科研总支出是后者的12.7倍，专利授权总数是后者的24.1倍，人均GDP、人均科研支出和人均专利授权数分别是后者的1.74倍、1.27倍和2.41倍。
按照总专利数算的话，中国十个最具创新力的城市依次为北京、深圳、上海、广州、苏州、东莞、杭州、天津、成都和宁波，其中三个在广东，两个在浙江。这10个城市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0%，专利授予数占全国的35%。按人均专利授予数算的话，深圳第一，东莞第二，苏州第三，北京第四。2017年，深圳人均专利授予数是北京的1.5倍，全国的6.1倍。
为什么这些地方的创造能力这么强？与我前面讲的市场化程度等因素都有关系，我这里强调一下外来人口的重要性。
深圳为什么创新最强？肯定与体制和政策有关。毕竟，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领跑者。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深圳常住人口中广东人仅占35%，其他65%来自其他省份。当然，与纽约、伦敦、巴黎这样一些国际大城市比，深圳人口来源国际化程度太低。2016年纽约市总人口835.8万，其中320万出生于美国之外，占37.5%，出生于中国的人口40万，占纽约人口的近1/20，占外国出生人口的1/8。伦敦60%的居民出生于伦敦之外，其中34%出生于英国之外。
最后，有必要看看城市化对农村人口生活水平的影响。在省级水平上用2016年的数据，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上升2.2%；城市化率提高10个点，农民可支配收入将上升23%。城市化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影响最大。城市化率上升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上升4%，人均财产性净收入增加4.5%。城市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农村贫困人口发生率将下降0.27个百分点；如果城市化率达到70%，农村贫困人口将彻底消灭。
不要歧视所谓的“低端人口”
总结一下，我今天讲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人口的流动和人口的聚集对经济增长、创新和解决贫困问题非常重要。任何人为地限制人口流动和大城市的发展，不仅不利于经济增长，不利于创新，而且不利于解决农村人口的贫困问题。“三农”问题大家都在讨论，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在哪？不在农村，而在城市。不要寄希望通过农村来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而要寄希望通过城市化解决农民的问题。任何逆城市化、反城市化的政策措施都会加剧农村的贫困化！任何阻止农民进城的措施，在道德上是不具有正当性的。
所以中国体制下一步的改革，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放松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放松对城市规模的限制，不要人为地设置一个城市的规模指标。
印度独立之后，圣雄甘地曾说过这样的话：真正的印度不在几个城市，而在7万个农村；印度的发展不依赖于城市，而依赖于农村。
现在证明，甘地错了。我们要记住，他的话无论用到印度，还是用到任何其他国家，都是错的！人口充分自由的流动，城市自由地发展，这才是任何一个国家未来的前途。
我今天讲这个问题也有针对性，因为我长期生活的城市，现在越来越不欢迎外地人，我很为它焦虑。刚才听了广州市的副市长说广州欢迎外地人，我觉得很好。我希望不仅说在嘴上，写在纸上，更重要的是落实在行动上。
在吸引人才上，区分所谓“高端人才”与“低端人口”也是不明智的，因为一个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是不能用他（或她）现在的地位评价的。许多“高端人才”来自“低端人口”。比如，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是苏格兰移民，曾生活在贫民窟；发明交流电照明系统和电动机的特斯拉是塞尔维亚移民，曾是挖地沟的。中国也有不少杰出的企业家曾经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
在过去40年，中国从一个贫困潦倒的国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疑得益于“市场”的力量。在“市场”被污染、污名化，甚至遭遇前所未有危机的当下，是否真正理解“市场”的力量，既关乎我们的财富，更关乎我们未来的命运。
在诸多经济学家投奔政治的道路上，张维迎老师仍然坚持做一个真正说实话的教育家，站在自由的经济思想之上，孜孜不倦地普及经济常识。他提出的“用市场逻辑战胜强盗逻辑” 、“理念和领导力决定中国未来”、“自由是一种责任”、“中国需要制度型企业家”等理念，其影响力早已超越经济学界，开启了无数人的思想启蒙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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