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经济发展是为了人好好地活着，而不是人活着为了经济发展。在《日本真相：汇率、出口与广场协议》已说明：80年代末的日元升值和泡沫破灭，都是日本的主动选择，与《广场协议》没什么必然关系，那种西方阴谋论可以歇歇了。在日本股市的巅峰时刻1989年，日本股票总市值是美国的1.3倍，全球市值最高的20家上市公司有14家日企。日本房市更凶猛，整个日本可以买下4个美国、东京地价总和可以买下整个美国、一个小小的皇居地价就可以买下整个加州。日本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土地政策等组合拳快速刺破资产泡沫后，到1991年，日本股价暴跌70%，东京房价暴跌65%。由此带来大量的银行坏账和企业破产，日本经济进入寒冬。2019年日本GDP和人均GDP跟1994年差不多，停滞了25年。
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不再赘述，小炒要跟大家说一些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日本弃资产保产业，在这失去的三十年时间里，日元保持着升值趋势，日本的外汇储备增长12倍，
海外净资产连续三十年全球第一，日元成为国际常规的避险货币。
日本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如今稳居全球第一；日本是发达国家里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远好于美国，是北欧的水平；日本物价更是维持了几十年的稳定，现在的寿司价格跟20年前差不多。至于房子，早就不是日本人担心的事情了。东京目前的房价收入比为13.5，意味着东京的平均收入者用13年半的时间就可以在东京全款买下一个平均总价的房子，第二大都市大阪只需要10年。日本医疗体系更是全球的榜样。医保可以覆盖大部分的医疗支出；日本的病人平均每年看13次医生，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倍，平均住院时间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3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2019年全球医疗评估报告，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日本第一！日本没有学区房，日本的公立高中全部免费，从2019年开始低收入家庭的大学教育全部免费。日本共有28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20人是21世纪获得的。1994年，日本GDP是美国2/3，人均GDP是美国的1.4倍，可谓风光无限；2019年，日本GDP是美国1/4，人均GDP是美国的60%，似乎倒退了不少。如果你是日本人，你愿意生活在1994年还是2019年？或者说，你更喜欢哪一年呢？关于日本经济为何停滞三十年？这方面的解释可谓汗牛充栋，我主要从我看过的两本书作个回答。美籍日本人辜朝明《大衰退：宏观经济学的圣杯》，认为日本的经济萧条是“资产负债表衰退”。核心意思是，日本企业的资产下跌，负债不变，使得资产负债率很高，但日本企业的盈利能力保存完好，因此需要给日本企业足够的时间，让他们用赚来的利润把债务还清。打个比方，一个企业，资产100万，负债60万，每年净利10万，资产负债率就是60%，还有举债空间，不需要去减少债务。现在政府挤泡沫，资产价格猛跌，这家企业的资产只有50万了，但60万负债不会因为资产价格下跌而减少，如果它想回到60%的正常资产负债率，就需要偿还30万债务。
好就好在，企业的盈利能力还在，每年还能净利5万，因此需要给企业6年时间。这六年，企业勒紧裤腰带，不借债，不扩大产能，减少支出，专心把赚来的钱还债。企业专心还债，不扩大支出，压缩成本，自然就会造成社会的需求不足和经济低迷。所以，辜朝明就强调，货币政策没有用，利率降到零企业也不会去融资，要用财政政策，也就是政府扩大支出，用财政赤字来弥补企业需求的下降。辜朝明观点的一个认识基础是，日本刺破泡沫，放弃虚高的资产而保产业，弃当下而争未来，因此需要给这些企业足够的时间。另外一本是池田信夫的《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他提到一个核心观点：
潜在增长率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潜力和完全释放后表现出来的最高经济增长率；实际增长率，这个很好懂，就是每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的GDP实际增长情况。GDP出现较大缺口时，可以通过财政、金融等整政策去缩小。就好比运动员刘翔，最好成绩是12.88秒，但有时候会因为风速和体能等原因，跑到13.5秒，这就可以通过训练、饮食和调整比赛时间来提高成绩。但如果是年龄增大，那就没辙了。
池田信夫就认为，日本GDP增速提不上去，主要原因还是潜在增长率下降了。比方说，日本汽车产业，原来国内需求500万辆，国外需求1500万辆，合计2000万辆的生产能力。现在市场占有得差不多了，国内需求降到400万，国外需求降到1300万，这300万辆的世界性缺口问题，不是日本政府能解决的。再加上日本来势汹汹的人口老龄化，日本经济低迷在所难免。（相比泡沫破灭，人口老龄化是造成日本经济停滞更为重要的原因。）因此，池田信夫并不认同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而是认为日本应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再来一次产业技术升级，才能提高潜在增长率，打破经济僵局。2019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28.5%，全球第一小炒比较偏向池田信夫的看法，日本在90年代初已经将国内的资源、人口和市场经济以及国际的冷战红利发挥到极限了。日本国小地贫，自然环境较差，到1994年，它不仅养活了1.2亿人口，还以全球2%的人口创造了全球17%的经济总量，人均GDP是超级大国美国的1.4倍，汽车、半导体等高端产业在国际市场所向披靡。它的人均GDP在1994年就达到了4万美元，是当时中国大陆的100倍，是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富得流油的世界金融中心香港的2倍。
在高水平上持续快速发展是不可能的。在人类的下一次技术革命之前，日本该考虑的不是冲破山巅，而是停留在山巅不往下走，等待时机。因此，在这三十年，日本主要干两件事：根据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截至2019年末，日本海外资产10万亿美元，几乎是GDP的2倍，名列全球第四，仅次于美国、荷兰和德国，高于中国大陆的7万亿美元；扣除负债后的净资产是3.4万亿美元，连续30年位居全球第一，是第二名德国的1.2倍、第三名中国大陆的1.5倍。美国的海外总资产和海外负债都是全球第一：资产28万亿美元、负债36万亿美元，净资产倒数第一因此，坊间一直有个说法，世界上有两个日本：一个是日本本土，一个是海外日本。日本本土的产业达到饱满状态后，日本的资金需要带着本国的产业和技术走向海外，去赚外国人的钱。这就要靠日元国际化，才能在海外再造一个日本。90年代初，日本资产泡沫破灭，但依然在孜孜不倦地实施日元国际化。日元汇率从1990年的150，一直升值到了1995年的80附近，升值幅度可以媲美签订《广场协议》的那三年。这就是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的一个“神奇”之处，一般发生资产价格猛跌或经济危机时，货币（剧烈）贬值是无法避免的，比如拉美债务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但日本就没有，日元居然逆势升值。这就在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危机是不期而至的、被动的，日本是主动刺破的，日本弃资产保产业，国际投资者依然对日本有信心，日本就依然能够推进日元国际化。1996年，日本政府提出了金融“大爆炸”计划，宣布全面放松对日本金融市场的管制。“大爆炸”一词借用于1980年代伦敦金融市场的去监管化。这个时候，日本的企业和个人可以直接在国外开立账户，日本就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开放体。在此后的20年，随着欧元的成立、中国的崛起和日本本土经济的长期低迷，日本的经济地位不再像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般耀眼，日元在国际结算中的规模占比并没有随着日元国际化而进一步提高，日元地位与美元和欧元逐步拉开差距。日元国际化没有达到日本政府的预期，但日元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成为高度国际化的货币，极大方便了日元走出去。所以，在此期间，日本的海外资产和负债增加了一倍多，其规模都远超GDP。根据网上公开数据，在全球超过200年历史的5586家公司之中，有3146家都有日资的股份。把范围扩大，在全球超过100年历史的公司中有超过21000家都有日资的股份。这些优质公司，每年为日本贡献庞大的收益。典型例子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日本软银，是全球600多家公司的股东，还是阿里巴巴的最大股东。日本本土企业也在大规模走出去，在海外投资建厂，扩大海外收益。比如，优衣库，2018年海外收益首次超过本土；丰田汽车，2007年海外工厂的产量首次超过本土，2019年在华销量首次超过本土。
可以说，海外投资和海外设厂，已经成为日本主要的经济动能之一。换句话说，日本虽然没能通过日元国际化来像美元那样，以货币供应来薅全球的羊毛，但能通过海外资产来快速赚取全球利润，这也是躺着挣钱。比较难能可贵的是，美元是唯一的全球货币，德国是欧盟老大，中国人多地广，孤悬海外的日本没有这些先天优势，几乎全凭自身实力达成这项成就。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成败参半的日元国际化，依然值得日本感到自豪。
经济发展，无非是做蛋糕和分蛋糕的过程。只做蛋糕不分蛋糕，那是耍流氓，迟早出问题；只有把蛋糕分好了，才能社会稳定，才能继续做大蛋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每个人的条件和机遇不同，一定会出现收入差距扩大，财富继承又会形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收入差距会惯性走高，核心指标基尼系数往往都会超过0.6。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进行再分配，降低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健康的基尼系数应该低于0.4，0.5是临界值。根据日本厚生省的数据，日本的收入差距本身是扩大的，从2002年（平成14年）的0.4983增加到2014年的0.5704，但通过收入再分配，基尼系数就降到了0.4以下的水平，
2019年最新的基尼系数是0.3203。
0.32的基尼系数是什么水平呢？亚洲最低、世界顶尖水平，跟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地区一个层次。根据网上公开的2019年联合国报告，全球贫富差距最小的20国，北欧最靠前，其次是西欧，日本排名11位，在冰岛前面，是榜单里的唯一亚洲国家，美国排名23。2019年美国基尼系数0.48，发达国家的最高值，这就是如今美国社会的问题所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16年是0.47，但西财和北大不同意，自己研究出来的数据都高于0.6，统计局之后索性就不公布了。日本通过收入再分配，使全国的贫富差距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那么，它的收入是怎样再分配的呢？看下表的最右边一栏，很明显，再分配收入滋润的全是60岁以上的人，年纪越大，所得就越多。日本的年轻人，好气哦；日本的老人，好爽哦。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全球第一，经济陷入停滞，但日本人的人均寿命却能排名全球第一，原来是拿年轻人的钱来供养老人了。对老人越好，老龄化就会越严重，陷入“恶性循环”，日本的思维真奇怪哦。最左边红字部分是0存款的比例，最右边是存款的中位数，原来日本老人才是最有钱的。基本就能明白日本年轻人为何生气了。日本人均收入4万美元，但年收入10万美元的人只占4%，而他们缴纳的所得税，占了日本所得税的一半。日本的遗产税非常狠，而且是钱越多越狠，10万美元以下是10%，依次递增，50万美元以上100万以下是30%，超过300万美元就是50%。这样的税收制度，在一定程度限制了财富继承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日本政府规定最低时薪907日元，低于这个标准的你可以去告老板，按照一个月工作22天算，大概是16万日元（1万元、1600美元），这个收入就比较体面了；还有低保，各地不一样，东京的低保标准是每月8.5万日元（5000元左右），夫妻二人就是17万日元，基本的体面生活没问题。失业无收入者有失业救助金，3个月内每月可领取10万日元（6000元左右），比如今年疫情期间，失业人员每月最多可领取33万日元。流浪汉一个月能从政府领到约12万日元的生活救济金。单亲家庭每月可领取4万日元的补助。对于残疾人士，日本政府规定，公务员从业人员总数的2.1％必须是残疾人，企业残疾人必须占全部雇员的1.8％。总之，日本政府确保弱势群体都能有一个基本体面的生活，不愁吃喝。国人一说起日本民生，不会去说他们的福利和贫富差距，就爱“三件套”：老龄化、自杀和援j。老龄化在前面已经说了，这是一种自然现象，日本政府对老人也足够优待，日本的老龄化全球第一，但人均寿命也是全球第一。
日本自杀是一个历史现象。在日本国力走向颠峰的80年代，日本每年自杀平均为2.2万人，经济泡沫破灭后，在1997年之前，日本自杀人数维持不变。而到了1998年，这个数字一下激增至32863人，首次越过3万人大关，这种状况之后持续了十多年，日本成为世界上高自杀率的国家之一，且自杀人群以工作的中青年居多。从2009年开始，自杀人数开始下降，2012年，日本自杀人数多年来首次低于3万人，此后持续走低。2019年数据为20169人，连续10年下降。
1998之后数十年的高自杀率，
必然跟经济长期停滞造成的幻想破灭有关，那几年也是日本犯罪率增加的时候。
日本是一个有自杀传统的国家，最近几年的自杀人数是日本历史的常规水平，甚至低于七八十年代的繁荣时代，不能再从经济角度去解释了。
日本的援j问题，是从80年代末开始的，这是经济不景气与历史文化传统的结合。
英国BBC在2017年拍摄了纪录片《日本：用来出卖的少年q色》，里面用大量篇幅从历史传统解释了该现象。
日本在古代就是一个x开放的国度，再经过西方文明的熏陶，就更加开放了，中国青少年的x教育很多都是日本电影来完成的。日本男人很少有“处n情结”和“绿帽子”的执着，日本女子结婚前的贞操观念淡薄，婚后的婚外情不是新闻，她们还会劝说丈夫出去寻花问柳以放松一下自己。
随着日本经济陷入停滞，整个社会的财富和变化开始凝固起来，赚快钱的机会少了很多，而援j收入是打工的几十倍，便逐渐流行起来。
但日本女人对援j并不感到羞耻，还认为自己能够自力更生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而日本整个社会对援j十分宽容，虽然不光彩，但远远不到口诛笔伐的地步，采取默许的态度。
比如，日本在1999年颁布《儿童卖y、儿童s情禁止法》，但也只是针对13岁以下的未成年。基本上是默许援j行为了。
日本的援j，一半是经济现象，一半是文化传统。这的确有伤风化，但日本人乐意接受，咱也没办法，说不定还有不少外国人羡慕呢。就如同某国未婚妈妈越来越多，但人家双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社会也没说这违法，那你能怎么着呢？
有一种说法，世界上有四种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和阿根廷。阿根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日本则陷入高等收入陷阱。
成名要趁早，而太早成名就意味着很难再突破自己，日本就是这样，成功得较早，也过于成功了，造成了如今“幸福的烦恼”。但即便停滞了三十年，日本GDP依然稳居世界第三，接近于两个英国，人均GDP与英法持平。
对于日本，无论是发展的前三十年，还是失去的后三十年，它都对得起自己的国民。日本的那些老人，见证了国家前三十年的飞速发展，当国家经济停滞和自己年老体衰后，他们没有被抛弃，依然能享受到体面和尊严的生活。
我们经常说，造福子孙、造福后代，唯独不造福自己，但如果连眼前的人都不能惠及，怎么就能知道会造福后来的眼前人呢？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日本是一个成功国家，偏偏在我们眼里成了失败国家。而那些真正失败的国家，我们又把他们吹成“中东霸主”、“南美扛把子”。已经成功的国家强调它有隐患，已经失败的国家强调它有潜力，这种双标着实让小炒很疑惑啊。
最后说件事，小炒读大学时，学院里一位教授是某省发改委原主任，其独生女的移民之地就是“失败国家”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