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昆明会议对于生物多样性进程的历史意义,是否留下了与之相匹配的政治遗产?新的十年,是否有值得乐观的理由?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第一阶段)10月15日结束,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吕植。
吕植和措池村老书记嘎玛。受访者供图
文丨新京报记者 刘旻
编辑丨胡杰 校对丨李立军
本文4778字 阅读10分钟
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第一阶段)10月15日结束,会议正式通过“昆明宣言”,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以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并确保最迟在2030年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进而全面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愿景。
此次昆明会议对于生物多样性进程的历史意义,是否留下了与之相匹配的政治遗产?新的十年,是否有值得乐观的理由?
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教授、联合国生态修复十年2021年-2030年顾问委员、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吕植以观察员身份应邀参会。
新京报记者就此与吕植进行了对话。
自然是经济的核心

新京报:按照我们普通人的理解,保护生物多样性不就是保护珍禽异兽、奇花异草这些明星物种吗?究竟何为生物多样性?
吕植:生物多样性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地区或者整个地球上多种多样生命的总和,它们与环境相互作用,经过漫长的演化历史存活到今天。生物多样性通常看的是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等多个层次,而生命之间还存在着有机的关联,相互作用,并行使不同的功能,比如植物的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化为生物能,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成为动物的食物,进一步形成食物链。
那么,之所以要强调“多”字,是因为只有多才有可能让这个网状的自然系统稳定。而相对稳定的自然系统是包括我们人类在内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基石。人类生存所需要的食物、药物、空气、水,无一不是自然的产物,自然还提供我们文化、精神、健康和安全的服务和保障,所以,保护生物多样性,远远不止是种树和保护几个明星物种,本质上保护的是整个生物多样性,包括它们的组成、结构和功能。
新京报:2019年,IPBES(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服务系统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指出人类“严重改变”了地球四分之三的陆地表面,并有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许多物种将在几十年内灭绝;GEO6(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环境展望6》)报告,确定了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5个主要的驱动因素,都是人类活动,地球是否正面临着迄今为止生态系统和物种灭绝最为严重的威胁?
吕植:各种研究报告显示的结果的确如此,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生物多样性正以惊人的速度退化,人类应该尽早达成共识来缓解这种局势,避免生态危机进一步恶化。实际上自然资源也是一种经济资产,并且是最珍贵的资产,因为它提供给我们生存所需的一切物质,我们应该将经济活动融入自然,而不是独立于自然。这一点全球正在达成共识,从这次大会上各方的表态也能得出这样的印象。
自然是经济的核心,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风险报告》指出,2019年全球GDP是88万亿美元,其中超过44万亿美元的GDP中度或高度依赖自然,比如建筑、农业、食品和饮料等行业。自然的风险不是经济发展的外部性,而是经济发展本身的风险。
新京报:在CBD(《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制定中,10年是一个周期,每10年,缔约国将设定一揽子目标,然后在接下来的10年里去执行,这次昆明举办的COP15恰好站在了下一个十年的重要节点上,这次主要设定了什么样的目标?
吕植:这次的主要成果是《昆明宣言》,这是一个政治承诺,意在推动在明年4-5月COP15的第二阶段,全部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面对面谈判时达成共识,制定“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来实现2030年前扭转生物多样性下降和2050年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与愿景。
已经出台的第一版框架草案中,到2030年的任务有21个。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减少威胁;可持续利用和惠益分享满足人类需求;以及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和目标实施的工具和解决办法。例如,有效保护中提出至少30%的全球陆地和海洋区域,尤其是对生物多样性及其对人类的贡献特别重要的区域得到有效保护;进一步将外来入侵物种的引入率降低50%,并控制或根除这些物种以消除或减少其影响;将流放到环境中的富营养物质至少减少一半,将杀虫剂减少至少三分之二,并消除塑料废物的排放;通过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每年至少为全球气候变化减缓工作作出相当于减排100亿吨二氧化碳的贡献等等。这些目标将在今后几个月中以及明年COP15的第二阶段讨论。
新京报:这些目标里最具有争议的是哪个?
吕植:大家目前讨论比较多的是2030年之前至少要保护30%的陆地和海洋,即30×30目标。有的科学家认为30%太高,有的科学家认为30%不够,提出了50%、甚至是70%,才能使全球生态系统达到最佳稳定的更具雄心的比例。
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所谓有效保护,不仅仅指的是官方建立的正式保护区或国家公园,也包括民间各种各样得到有效保护的地区,比如源于文化的神山圣湖和普遍存在的风水林,甚至城市里关注生物多样性的绿地、公园。这些地方既有有效的保护,又可以有人在其中生活生产。因此发动多元的利益群体,用各自的力量参与保护就显得特别重要,这也是保护主流化的表现。
世界发展的轨迹的确就是一个资源消耗的轨迹,涉及各国具体的土地和资源开发与利用,也是一个利益的博弈。COP15是多边谈判,这次会上还是明显看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差异。今天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在提出具有雄心的目标时如何平衡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发达国家做出何种资金和技术上的承诺,将会是未来谈判的重点之一。
金融和农业的希望
新京报:从COP15开幕式、高级别会议以及4个部长级圆桌平行会议、生态文明论坛的7个主题会议,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些领域的发言?
吕植:几个国家领导人都用了类似“自然是经济的核心”等表述,“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得到了广泛认可,这与习近平主席倡议的“以绿色转型为驱动力,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一脉相承。
作为一个观察者,大部分发言听下来,我发现一个现象,金融界的发言很积极,高级别会议闭幕式上,金融界代表甚至提出请《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对金融投资提出更加严格的规定。能看出这是一个新的”自然向好“的趋势正在全球形成,这个走向就是价值观转变。
新京报:CBD秘书处的统计显示,全球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缺口为1030亿-8950亿美元,以现有资金投入来看,缺口平均达7110亿美元。如果算上那些会破坏自然的负面投融资,这个缺口会进一步扩大?
吕植:是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说,我们需要调整全球资金流向,从自然不利型转向自然向好型。金融业本身也需要引入生态评估指标,来应对生态破坏带来的日益增加的金融风险。因为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产业本身的持续性不良会受到不断出台的环保政策的限制,导致这些行业经营不善,给投资带来风险。因此,我觉得金融业自身的核心业务,投资哪些自然向好型的行业转变是关键,而不只是出钱做慈善项目来表达情怀。
新京报:粮食和农业生产带来的土地利用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很大,厘清粮食和农业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密切关联很重要,对于农业方面的变革,你有哪些思考?
吕植:的确,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进程中,农业是一个关键领域。农田大多是从森林或湿地转化来的,土地利用的改变到今天仍然是对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威胁之一。
我们国家通过国土空间规划红线在大尺度上解决了农田扩张的问题。而另一个角度是农业可否与生物多样性更好地共存?传统有机农业系统中本身具有多种多样的农业种质资源,但是大部分已经被工业化农业高产但是单一的作物替代,这使得我们的食物体系也更加单一化,对人的健康是不利的。在我看来,在吃饱饭的前提下,应该考虑恢复和提高传统有机农业的比例。这样做至少有几个好处:健康、减排、生物多样性,以及小农的利益。
我个人认为目前2020后框架中对农业与生物多样性的讨论不够,应该加强。
新京报:生物多样性保护大会有“第二气候大会”之称,《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被视为保护环境的两轴,二者一同诞生,但后者的健全性、有效性、各个国家参与的兴趣,政治意愿都与前者有着天壤之别,这次大会是否有所改观?
吕植:这次COP15会议,协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已经得到全球各界人士的共识”,这是让人最高兴的一点。在生态文明论坛上,设立了专门的 “应对气候变化(碳达峰碳中和)与保护生物多样性”论坛着重讨论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将为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带来巨大的系统利益,反之亦然。
吕植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上留影。受访者供图
当地居民的权利与社区发展
新京报: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中,“保护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习惯上的可持续利用,是全球的重要关注点”这句话,你怎么理解?
吕植:我们首先需要将“人”放置在他们世代生活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去理解他们,他们有自己对景观的分类、解释以及由此构建出的一套知识体系,尊重和了解它们长期与自然相处中形成的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规范,以及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文化甚至信仰,并且尊重社区的发展需求。许多当地社区是保护的天然同盟军,在保护中综合传统知识和科学创新,往往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
我分享一下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案例。青海省玉树州杂多县昂赛乡是澜沧江源头,也是雪豹之乡,雪豹之所以能在青藏高原生存到今天,与这里的传统文化中敬畏生命众生平等的理念有很大关系。雪豹作为食肉动物也会常常猎食家畜,但牧民这么多年来有着相对的容忍。我们在家访中,大部分牧民会说,它本来就是食肉动物,也要生存,没办法。在一些神山上的虫草,村民是不去挖的。这种文化中的自律,让人感触很深。
基于此,2005年我们开始和当地的三江源保护协会以及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同发起了一个社区保护的项目,由保护区授权给牧民发一个巡护许可证,保护草原和野生动物。当时保护和开发之间的矛盾还是挺尖锐的,所以牧民很高兴,有了参与保护的权利。
青海曲麻莱县的措池村是最早做牧民巡护的,到现在都做得非常好,巡护笔记一排排地放在村委会里,牧民分为19个小组,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logo,特别有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是他们坚持行动的动力之一。
新京报:对比世界上的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的经典案例,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特许经营特色是什么?
吕植:国外的一些国家公园,很多没有原住居民,特许经营权多授给外来的企业进行经营。而三江源国家公园有世世代代居住放牧的牧民,特许经营作为一个保护的措施,目的是为了让老百姓得到收益,进而更加支持保护。因此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特许经营优先考虑当地牧民的合作社作为经营主体,在他们能力不足的时候由公益组织投入,进行能力支持,目前可以说是一个市场加公益的模式。
2017年以来,昂赛乡就开展了雪豹自然观察的尝试,并在2019年,由三江源国家公园授予牧民合作社特许经营权的试点项目,这也是获批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第一个特许经营项目。具体做法是由22户牧民家庭在经过培训后,为体验者提供食宿,并担任司机和向导。每个自然体验团控制在3-4人,都需提前预约,并申请国家公园的许可。生态体验项目收益的45%属于接待家庭,45%属于村集体收益,10%用于野生动物保护基金。我相信,牧民总有一天可以独立经营,独立对接市场。在此之前,公益组织的非盈利性参与,逐渐培养社区的能力,也是很重要的。
其实公益组织的帮助也体现了一个公平性。雪豹吃家畜,虽然老百姓能够容忍,但这个损失不能总是老百姓自己承担,像你我这样很多外面的人想看到雪豹得到保护,那大家都分担一点保护的代价,做点贡献对不对?捐点钱来支持当地社区和雪豹和自然和平共处。通过特许经营的收入,雪豹和牧民做到了双赢。与此同时,来参加体验的公众不但享受到了这里的自然风光野生动物,也体验了淳朴的人文底蕴和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让国家公园起到“全民共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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