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内卷”似乎越来越严重了！
前不久，“19位硕博士竞聘4个社区干事岗位”的新闻引发热议▼
有人感叹这是大材小用，明明是搞科研的人才，却找了一个“低门槛”的工作，难道不是人才浪费吗？
有人焦虑这是“学历贬值”，说明找工作越来越难了，就连博士都开始“内卷”了，以后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会愈加严峻。
有人调侃
“还是体制内香”“宇宙的尽头是考编”
，与其去大厂拼命到中年“被优化”，不如在一个稳定的岗位上拿着稳定的薪水，“平凡难能可贵”。

还有人把关注点放到了5位博士的专业上，认为冷门专业找工作，哪怕学历再高，确实是困难重重……
2004年上映的电影《天下无贼》中，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台词——
21世纪最缺的是人才。
但现在，高学历“错配”就业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往远看，十多年前特别火的陆步轩，北大毕业之后去摆摊卖猪肉，被人称为“北大屠夫”。
在西北大学读物理学专业的研究生王昕，毕业之后摆地摊卖起了卤味。
往近看，清北硕博毕业生选择去街道办等基层部门，人大、武大等名校毕业生应聘河南卷烟厂一线生产操作岗位，中传95后硕士毕业生当起了房产中介，上海一家政公司称约有20%的家政服务人员毕业于世界名校或取得本科以上学历……
他们毕业后干的事，好像没那么“高大上”，跟社会公众期待的岗位不符合，于是这种“反常”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当这种“反常”被职业歧视、读书无用、学历贬值等价值裹挟，一场“高学历人才何去何从”的教育焦虑便被炮制而成。
诚然，高校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多，加之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因素影响，毕业生的就业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正是由于身边大多数就业“合情合理”，这种所谓学历与就业“错配”的案例才因其稀缺、反常而吸引大众的眼球。
而有时候，引人眼球的舆论反而掩盖了真正的核心问题——有的案例真的是“错配”吗？
先问是不是，再问对不对。
硕博士报考社区干事岗位，算是“高能低就”吗？
提到社区，大家想到的可能都是一些处理鸡毛蒜皮小事的作用，但它其实在我们身边扮演了重要又不可取代的作用；究竟什么是社区呢？
01 
“社区”是如何诞生的？
一提到社区，大家脑海中一定有一片区域，包含了自家的房子、相邻的房子、毗邻的街道，再加上平时经常光顾的早餐店、理发店、小超市。
在这片区域里，你还有那么几个能见面点个头、打个招呼的熟人。
在信息尚不发达的时代，社区就是“谣言可以传播到的地方”，也即熟人社会的区域。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第一个提出“社区”的概念，指的是一种存在于传统乡村社会中，有着同样的生活方式、共同的伦理观念的社会共同体。人们遵从血缘关系，珍惜地缘情感，具有乡土情结。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结构变迁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冲击越来越大。
社区不再是基于感性、充满温情的，而是一个由众多陌生人组成的空间，充满自私与冷漠，缺乏感情交流。
“社区”作为一个社会学词语，是由费孝通等学者将英文“community”一词翻译而来并引入国内，并逐渐成为政策语言。
我国第一次引入“社区”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30年代；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是1949年在杭州产生；国家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社区的概念，是在1986年由民政部提出开展“社区服务”。
在“单位制”时期，单位除了是工作场所外，还能解决住房、伙食、看病、子女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可以说，衣、食、住、行、学、生、老、病、死，都由单位来管理和服务就够了。

而随着改革开放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单位制”解体，“一切靠单位”的时代便成为了过去。
社会保障、日常生活管理等功能需要由新的主体来完成，“社区”便扛起了居民管理和居民服务的重任。
进入21世纪，社区管理的事务系统化、复杂化，社区工作不再仅仅是为居民提供社区服务，还包括社区卫生、社区文化、社区环境、社区安全、社区教育等决定居民生活质量的各个方面。
02 
揭开“社区工作者”的面纱
了解了什么是社区后，想必你更关心的是，这些硕博士进入社区工作，算是进入“体制内”吗？社区和街道办，是什么关系呢？
从行政区划的角度讲，一个城市可以划分为若干个街道。
当然，这里的街道不是指一条路，而是指一片管理区域，设有街道办事处作为管理机构。
每个街道又可以划分为若干个社区，有的社区商品房小区居多，有的社区老旧小区居多，有的社区属于居住混合区，商业、工业、住宅都有。

街道办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现在已经被普遍认为是基层一级政府，履行政府职能。
社区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属于行政机构，严格来讲与街道办并不是上下级关系。
但是在实践中，它承担了大量公共事务管理的工作，承接了由街道办分配的任务，与街道办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在大众的认知里，社区居委会就是“街道办的腿”。
社区其实不只有居民委员会，还建立有社区党组织、社区服务站、公益社会组织等机构。
在社区的这些机构工作，一般是没有公务员编制或事业单位编制的。19位硕博士竞争的这个武汉社区干事岗位，同样也只是合同制。
但特殊的地方在于，武汉市去年出台了新政策，打通优秀社区工作者进入公务员队伍和事业单位的渠道，规定各区每年分别拿出20%左右的街道（乡镇）公务员职位、基层事业单位管理岗位的招录和招聘计划，定向考录、招聘社区工作者。
这一举措，打破了岗位“天花板”。
除了更大的职业发展空间外，这19位硕博士看中的东湖高新区，还是武汉市的经济“火车头”，大名鼎鼎的“光谷”就坐落于此。
东湖高新区下辖八个街道、八大产业园区，集聚了42所高等院校、56个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院所、66名两院院士、30多万专业技术人员和80多万在校大学生。
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带动了快速城市化，也对社区治理提质升级提出了更高要求。近年，已有一批硕士、重点院校本科生加入到光谷基层社会治理工作队伍中。
想在这里干好社区工作，对知识、技能、观念、思想、态度、心理等各方面，都有更高的要求。如果人才能够在此充分抓住机遇、利用资源、发挥优势，同样大有可为。
“社区”这一方小空间照样需要高素质、高能力，也不失为人才的发展空间，在这个基础上，让我们再回到“学历”的问题。
03 
学历的作用
有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高学历的人一定是高能力的人吗？
在《博弈与社会》一书中，张维迎从招聘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角度解释了文凭的作用。

在信息不对称时，为了实现交易带来的好处，有好信息的一方，更愿意主动把自己的真实类型告诉没有信息的对方。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优秀的求职者期望将自己的能力展示给招聘方，将自己与那些能力不如自己的人区别开来，从而获得更高的报酬。
但口说无凭，求职者必须有办法让对方相信自己。这个办法就是“文凭”，学历就发挥着向招聘方传递信息的作用。
学历之所以能成为传递信息的信号，在于接受教育是有成本的。
达到同样的受教育程度，能力强的学生可能付出较低的成本，而能力差的学生需要投入更多，承受的痛苦也更多。
如同书中所分析：
越是好的大学，其文凭越值钱。
简单地说，第一，越是好的大学，上学越痛苦、成本越高；第二，越是好的大学，让高能力人和低能力人受痛苦的差别越大。
任何有成本、能被观察到的行为都可以成为传递信息的信号。所谓信号传递，就是用可信的方式显示自己的类型。
一个信号之所以是可信的，是因为同样的信号对不同类型的人来说传递成本不同。
文凭这个信号之所以是可信的，是因为“好”类型的人传递该信号的成本低于“坏”类型的人，后者不敢模仿前者。
如果教育成本完全由别人支付，文凭也就没有办法显示能力。
现在有些人读学位不仅学费由公家支付，甚至论文也由别人代写，对这样的人，教育成本几乎为零，有个博士学位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因此，教育考试中的公平问题非常重要。

同理，如果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古代的科举制度，可以发现，即使学的东西没有任何用处，科举制度仍是一种较为有价值的选拔人才的机制。
一方面，之前的举孝廉可能出现腐败问题，推荐的都是有裙带关系的人，而科举用考试的方法能避免这一问题。
另一方面，科举制的内容评判更加客观。最初的科举考试形式比较灵活，但到了明清，科举的内容变成八股文。这是因为考试的人太多了，答题太灵活就没有办法判卷。
另外，如果不是八股的话也容易走后门，因为改卷子的人的自由度会很大。
八股文的结构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改卷子容易了，而且可以更加客观。
因此，科举实际上就是一种选人的办法而已。
学什么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同的人参加科举的成本是不一样的。同样为了中举，有的人头悬梁、锥刺股，而有的人则相对轻松。
同样，在人数庞杂的就业市场，文凭的作用依然是不可代替的。
04 
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
可以预见，随着就业市场和就业观念的变化，以后还会有越来越多所谓“低门槛”的岗位上出现“高学历”的身影。
首先，社会公众不应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一现象，应该尊重每个人的职业选择。
毕竟，职业没有高低贵贱，每个职业都值得被尊重；相比起给职业划分三六九等，更重要的是“劳有所得”，每一份工作都应该有相应的合理报酬。
同时，我们也理应对“高能低就”保持警惕，避免人才浪费的现象愈演愈烈。
对“高能低就”问题关注的背后，是社会公众对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更加充分就业的期待和要求。
但这是需要所有角色共同努力的。比如说，高校做好毕业生就业观念、就业目标、就业心态、就业道德的教育引导；招聘单位也能够充分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留得住、用得好人才……
而作为毕业生和求职者的我们，切忌“眼高手低”，在合适的岗位尽情发挥才能，便是对求学阶段所获得的教育资源最好的回馈。
报考武汉社区干事岗位的博士胡晓依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的话是十分动人的：
如果我有幸在社区工作，不存在大材小用的问题，一样可以在基层有所作为；我就是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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