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瞭望智库（zhczyj）
作者：王亚宏 瞭望智库国际观察员
国际组织BCI挑起新疆棉风波已经过了半年，这期间又有一茬棉铃长成棉桃，新疆的棉花喜迎收获，目前已陆续开秤收花。
不止是新疆，对于全球超过1亿个生计和棉花有关的家庭来说，好收成比杂音重要得多。
2020年9月11日晚上9点左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八十一团一连的一辆大型采棉机在采收棉花。图｜IC photo
现在全球共有3500万公顷的土地种植着棉花，相当于整个德国的面积。为了种植这些棉花，有大约2500万棉农在田间地头日夜操劳，还有类似数量的劳动者忙于棉花运输、轧花和仓储。此外，还有6000万工人劳作在纺纱和缝纫的生产线上。即使不算销售渠道的从业者，全球大约3%的日常收入都和棉花有关。
数亿人被白色的棉纤维连接在一起，跨越空间，也穿越时间。随着过去四百年棉花全球市场的形成，“白色黄金”已经网织出一段段截然不同，却又有潜在联系的世界。
同样是在这种被广为使用的植物纤维上讨生活，华尔街的交易员、越南的纺织工人和埃及的棉农，在物理生活层面或许在一生中都不会有任何交集，但这些碎片化的生产却又被长纤维网紧紧编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产业链条上不可分割的一个个部分。
他们不是棉花这种植物的主宰，而是已经异化为庞大的棉花网络中冰冷的工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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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棉花“镀金”
在网红历史书《棉花帝国》中，美国历史学者斯文·贝克特教授描述了这种全球植物纤维网形成的过程，并将棉花称为第一种全球化的商品。贝克特忽视了黄金的全球探索和流通要比棉花更早。
不同的是，棉花的产业链更长，也让更多人卷入到了生产和流通的体系中，因此也获得了“白色黄金”的称号。
20世纪30年代，美国农场一群非洲裔工人站在路边，拿着一袋袋摘下来的棉花。图｜视觉中国
洁白轻柔的棉花，曾经催生了一次次充斥着鲜血与战火的扩张，和一桩桩凝结着贪婪和梦想的投机。从臭名昭著的大西洋三角贸易到美国南北方矛盾尖锐的关税政策，从工业革命带来的“织机大战” 到“圣雄”甘地那个被画上了印度国旗的手摇纺车，棉花的故事构成了历史叙事里重要的组成部分。
目前，全球棉花每年贸易量约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世界主要出口国美国、印度和巴西的出口增长，巴西向南亚和东亚供应棉花的数量越来越多。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的出口明显萎缩。在需求方面，中国的进口减少，但越南和孟加拉国的进口增加。    
发展经济学中的经典范式，都在努力解答，为什么有些国家在发展中落后，落后者有没有机会再迎头赶上的问题。无论是阿明的依附理论和沃克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都建立在全球垂直分工的基础上，而这种国际分工的最初粘合剂就是棉花。
作为大宗商品，跟踪棉花的流动有助于理解现代社会的经济底层逻辑、其所背负的巨大不平等的来源。棉花将不同大陆连接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关于土地、劳动力、运输、生产和销售的全球性网络。这个网络看似将各方带到一个统一的平台上，促进了新经济秩序的产生，但实际上带来了利润分配上巨大的差异。
1841年，英国利物浦棉花协会成立，并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一直是全球棉花贸易的重要枢纽。那里成为棉花帝国的首都，连接着美洲、非洲和亚洲棉花种植者与欧洲制造商及全球消费者。当时，利物浦不但掌握着让织机轰鸣的权柄，更用全球棉花定价权打造出了其坚固的铁王座。
和其他大宗商品一样，在全球商品体系中，生产国和价格制定国在地理上是分离的。
1870年左右，贸易高度抽象化和标准化，从而制定标准合约将产品金融化，用棉花期货产品代替了现货棉花的交割。此举本意是可以极大降低交易成本、规避风险和锁定利润，事实上却让更多利润从种植环节流入交易环节。
自此，洁白的棉花被镀上了金融的颜色。棉花不仅仅是需要坚船利炮敲开的国际市场，更产生了多空对决的统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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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软又锋利
拱卫棉花帝国都城利物浦的英国，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受益者。毕竟工业革命从那里兴起，日不落帝国的的雏形也在白如棉絮的云海中逐渐形成。但这种一言蔽之的宏大只对了一半。英国成为棉花网络的最大受益方没错，但并不是每个英国人都从中受益。经历过“羊吃人”的英国无产者，不得不推开棉纺织厂的沉重大门。
现在全球共有3500万公顷的土地种植着棉花，相当于整个德国的面积。图｜图虫创意
柔软的棉花一经和资本结合就变得锋利无比，将整个世界切割成南方和北方，将一个社会也分割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棉花的财富属于有钱人，而棉花的故事则留给后者。
作为历史侧影之一，奈飞(Netflix)请来《唐顿庄园》主创朱利安·费罗斯亲自执笔编剧，创作出迷你剧《足球英杰》（The English Game），追本溯源19世纪末现代职业足球发展的历史，以及其背后的环境因素和社会矛盾。
故事讲的是，苏格兰石匠弗格森·苏特在1878年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南下来到英格兰西北兰开夏郡的纺织重镇达温，为该镇纺织厂所有的达温足球俱乐部（Darwen FC）踢球，同时他的另一个身份也是纺织厂的工人。
达温位于棉花帝国首都利物浦东北50多公里处，是棉花帝国里的一座重镇。那里的纺织厂和纺织工人，都是棉花产业链中的一个个螺丝钉。纺织工人们每天要工作十二三个小时，每周工作六天，最大的盼头就是周末可以看自己球队的比赛。而纺织工人组成的达温队也有着棉花帝国的时代烙印，其球队队徽上的拉丁文释义为“不劳动，无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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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链中上升和滑落
生产的规模效益提升和流通成本下降，是全球市场形成的条件。运输成本降低，专业化分工细化，棉花的全球供应链形成，不同国家都在这条链上有自己的位置。而且这种位置并非固定的，会上升也会下移。
由于奴隶制满足了棉花种植中廉价劳动力密集的需求，19世纪，美国成为全球棉花种植的中心，棉花一度是美国最重要的出口产品。在盛产棉花的美国南部各州，棉花一度担当了准货币的功能。各行业贸易商普遍接受棉花现货与缺乏现金的种植园主进行易货贸易。他们需要活跃的交易市场把手里的棉花变现。
在全球范围内，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纺织厂像嗷嗷待哺的小鸟，等着大船运来大西洋彼岸的棉花，满足它们无止境的胃口。因此，1860年美国的南北战争极大地扰乱了棉花这种当时最重要全球化商品的供应链，其影响不弱于一个多世纪之后在原油产区开打的中东战争。
在美国内战中，位于产业链下游的北方战胜了上游的南方，避免了美国成为一个大号的“香蕉共和国”，但同时也将印度、埃及等国进一步推向了原材料供应地的“生态位”。
处于供应链末端“生态位”上的依附型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都以满足上级国家需要为优先考量，而不是优先考虑满足本地需求。在大宗商品的全球化网络里，初级原材料的提供方和交易方的距离在不断拉大。印度就是一个曾经向下滑落的例子。
法国18世纪洛可可风格画家让-艾蒂安·利奥塔尔有件作品《穿着东方服饰读书的年轻女子》，这张完成于1753年的画作如今收藏在佛罗伦萨乌兹美术馆。画上女子身着的衣服是典型的印度轧光印花布裁剪成的。
印度当时是全球最高水平棉纺织品的来源地。1621年，东印度公司从印度进口了约5万件棉纺织品到英国，之后40年中这个数字增长了5倍。到利奥塔尔完成作品的时候，棉纺织品占到东印度公司出口货物的7成。
18世纪初，《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感觉自己已被淹没在印度纺织品的海洋中，他写道，那些纺织品“悄悄潜入到我们家里、衣橱和寝室中，化为窗帘、坐垫，最终连铺盖都成了纯色棉布或某种印度货。
但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印度的棉花产业出现了历史性降级，从下游的纺织业退回了上游的种植业。这一衰退由两大原因导致：
一是欧洲的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带动棉纺生产率大幅提升，从珍妮纺纱机到骡机，从水力驱动到蒸汽驱动，大型棉纺织厂拔地而起，迅速降低了成本，不但将印度产品挤到欧洲市场之外，连南亚次大陆本身也变成了倾销地。
二是美国的南北战争。
当来自美国的原棉供应链被掐断时，欧洲工厂需要更多原材料来满足胃口。1860年，南北战争爆发时，全世界61%的机械纱锭都在英国，被控制的印度就成了现成的原材料产地。其后的30年中，欧洲对印度棉花的消费量增加了62倍。
为了满足宗主国需求，印度的棉花种植面积也大大增加，在一些地区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一都被种上棉花。印度棉花出口也从1858年的2.6亿磅增加到1914年一战前的将近12亿磅，其中大部分都出口到了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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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十字街头
2020年10月，改编自1937年电影《十字街头》的同名话剧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部作品描述了上世纪30年代四位青年身处十字街头的抉择。其中一个情节颇引人注目：女主角杨芝瑛工作的纺纱厂，在日本进口棉纱的挤兑下倒闭关门，工人失业。

2005年6月3日，上海举行的一次纺织品展上，外商正在看展出的中国产纱锭。图｜视觉中国
棉花在百余年前曾被认为是中国实业救国的希望所在。棉线曾牵动着中国人最初的实业救国梦想。中国第一家现代化的棉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于1878年由李鸿章主持筹建，在经历大火后于1893年重建。1895年清末状元张謇在老家南通筹办大生纱厂，是中国民族工业初创时期最成功的一个棉纺织企业。
选这条路，是出于路径依赖和历史惯性。因为，放眼看西方的第一批人发现，无论是西边英国的全球布局，还是东邻日本的快速崛起，背后都有棉花财富的影子。
1896年中国的棉花产业有41万支纱锭，1908年时有不到100万纱锭在运作，而到了1925年已经发展到300万锭，雇佣了超过25万工人，其中一半集中在《十字街头》故事发生的上海。尤其是一战结束前后的10多年里，中国的纱锭增长速度是全球最快的。
但纱锭并未实现中国的强国梦想，因为在四敌环绕的环境下，列强对中国定位一直没变：产品倾销地。1916年，美国商务部将中国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棉纱市场”。
起初中国进口的棉纱和棉布大多来自英国和美国，列强用产品占领中国市场。到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允许外资在中国建立工厂后，列强又输入资本，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在中国建厂就地销售，进一步将中国绑在全球棉花机器上。到1925年，中国纺纱业将近一半的产能来自外国工厂，其中大多数是日本工厂。外资的强势在《十字街头》中就体现出来：中国砂厂在日本纱厂的挤兑下关门倒闭。
近百年后，通过几代人的接续努力，中国已经成功穿越了十字街，站上了新台阶。中国已多年保持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和消费国。现在中国纺织厂拥有全球将近一半的纱锭和织机，消耗全球原棉产量的大约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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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织就的网
棉花是一门生意。棉花部门的年贸易规模约为500亿美元，全球主要的75个棉花种植国年产量为2500万吨，这些棉花中相当一部分流入高度分工的国际市场，棉花国际贸易额估计每年为180亿美元。

但棉花不只是一种农业作物，一种流通商品，还代表着一种本地文化、生活方式和历史传统，更为世界上一些最贫穷或最偏远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基本就业和收入，是许多农村劳动力（包括妇女在内）的主要生计和收入来源。
对一些国家来说，棉花织就的全球网络是一张保障基本生活的安全网，但同时也是一张障碍更多价值获取的阻力网。除非实现产业升级获得突破，否则容易长期被固化套牢在生产链上的一个环节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70多年里，这种产业链上移主要在亚洲实现，对此日本提出过“雁阵模式”来解释这种跃迁式发展。东亚的中日韩相继完成了升级，接着是东南亚一些国家，现在则到了南亚的孟加拉等国进入“雁阵”序列。
作为棉花种植的下游产业，纺纱量最大的国家大多位于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亚洲国家。中国自上世纪60年代后长期保持世界上最大棉花消费国的地位。然而，纺织业成为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风向标，更高的劳动力成本和更严格的劳工和环境法规推动生产逐渐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孟加拉等其他南亚和东南亚国家。
过去10年里，孟加拉国和越南的棉纺工厂中棉花使用量增加了约45%。未来10年这两个国家的棉纺织业会继续快速增长，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预计到 2029 年，这两国将合计占全球棉花进口的40%。
当孟加拉和越南的纺织品越来越多出现在国际上时，一些传统的棉花生产国依旧只是出口大量原棉。“雁阵模式”并没有在包括非洲在内的更多地区得到复制。这也说明，虽然棉花纤维并不牢固，但棉花体系却要坚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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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在棉网中的依附
在国际贸易中，经济作物高度单一化的“香蕉共和国”并非一个令人向往的词汇。但是，在温饱压力下，能成为类似的“棉花共和国”仍是不少国家在实现“起飞”前有限的选择之一，而且这种选择中留有深深的殖民烙印。

不少非洲国家大规模种植棉花的历史和殖民史捆绑在一起。欧洲殖民者19世纪就在非洲播下了大规模棉花生产的种子，制定政策强迫当地人大规模种植棉花。
无论是英国、法国，还是后来加入的德国，其殖民渗透与确保棉花安全的努力齐头并进。1902年，英国棉花生产协会鼓励在坦噶尼喀生产棉花，十年后那里的棉花成为运往英国的主要产品之一。1950年，法属赤道非洲提供的棉花能够满足法国11%的原棉需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宗主国看来，此举是为了实现“原材料独立”，在其控制的土地上获取棉花，但这一“独立”后果是，上世纪60年代，非洲国家在政治上获得自主纷纷建国后，在经济上对前宗主国的依附关系却一直存在，甚至还在加深。
而且，连价格都不再是非洲棉产国手中的利器。虽然非洲的棉花生产成本仅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但在国际市场中，非洲棉农却不是美国大约2.5万名棉农的对手，因为后者拥有庞大的“钞能力”——美国棉花依靠数额巨大的联邦补贴继续种植生产。
比如，2004年，美国政府向棉农提供了每英亩230美元的补贴，共计42亿美元的补贴总额和当年非洲棉产国贝宁的GDP规模相当。享受政府补贴的美国棉花大批涌入国际市场，使全球棉价下滑，本来低成本的非洲棉农，却成了受到严重冲击的一方。比如布基纳法索的棉花虽然喜获丰收，但棉农却遭受了8100万美元的损失。
但布基纳法索的农民别无选择，只能继续种植棉花。目前在包括非洲贝宁、布基纳法索、乍得和马里“棉花四国”在内的不少地区，种植棉花是农村家庭和社区能够开展的唯一经济活动。例如，棉花出口收入为马里提供了50％的粮食进口费用；在乍得，这一比例为22.5％；在布基纳法索，其不但抵消了所有粮食进口费用，而且还有盈余，棉花出口收入已占该国出口收入的60％。
这是个不错的成绩，但也是脆弱的成绩。由于深深依附于世界体系中，棉花生产国的风险敞口被不断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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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很凶猛
在数千年的市场选择中，棉花以六边形的普适性战胜了打理困难的丝绸、高温劝退毛呢以及舒适度有限的葛麻，成为纺织界的一代霸主。
可在本世纪，棉花遇到了实力强劲的新竞争对手：人造纤维。
2020年11月9日，江苏淮安市一家纺织厂车间正在生产化纤材料。图｜IC photo
这种化工产品以不讲武德的方式，摆脱了棉花及其之前的竞争对手以年衡量的生长周期，不受干旱、冰雹和霜冻等恶劣天气影响，还对病虫害这一棉花的顽症完全免疫。人造纤维能以“爆兵战术”短期内将大量产品投入市场，不但有价格优势，还能根据不同衣饰需求，在保暖、透气、悬垂等方面有所侧重，开发出不同专精的衣料。
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对纺织纤维的需求增长强劲，但大部分需求已由合成纤维满足。目前人均非棉纤维消费量超过棉花。由于对人造纤维，尤其是聚酯纤维的强劲需求，天然纤维的市场份额出现了下降。目前人造纤维的出货量，已经是棉花的大约两倍。
气候变化也是棉花生产中的“灰犀牛”，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干旱和其他不利天气，可能在某个年份导致主产区大幅减产。技术进步是对抗气候变化的有效手段，也是提升棉花产量最有力的武器。生物遗传学方面的改进超出预期，例如通过更好地了解棉花基因组，来培养更高产的种子。此外更好的害虫管理有可能带来更高的产量增长，减弱棉铃虫的威胁。
节节败退中，棉花终于等到了自己的盟友：绿色天然理念的复兴。在这种理念的带动下，近年来天然纤维需求的不断增长，这反映了市场趋向可持续性概念的明显走势，为棉花纤维提供了更多的市场机会。随着灌溉、化肥使用的增加和转基因技术的采用，棉花价格也变得更具竞争力，同时，工业污染防治措施让人造纤维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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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之后呢？
1962年，利物浦棉花协会成立两个多世纪后，莫西河畔的棉花交易所大楼由于生意不景气被卖掉——当时利物浦的人口已经从一个世纪前的超过100万跌落到40余万——仅一年后，连大楼里的桃花木办公桌等贵重家具也被卖掉。《棉花帝国》的作者贝克特教授将这一幕当做强大的棉花帝国曲终人散的标志。
棉花最重要的时刻早已经成为了历史，而棉花之都利物浦还有更多的印记在接下来半个多世纪里继续被雨打风吹去。
2021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世界遗产委员会决定，将英国利物浦海事码头建筑群从《世界遗产名录》上除名。
2004年，利物浦的皇家阿尔伯特码头一带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认可这个城市在18世纪和19世纪作为世界主要贸易中心之一的影响力，并表彰其开创性的码头技术、运输系统和港口管理。作为当年辉煌标志的棉花交易所大楼也在那一带。遭到“摘遗”，意味着利物浦甚至难以留住最后一抹棉花帝国的余晖。
棉花帝国陨落了，但棉花依旧茁壮生长，只不过已经不再处于世界体系舞台的中心。如今别说改变世界格局，即使在大宗商品领域，棉花也并非太重要的角色。在棉花之前谢幕的是黄金，现在仍在台上翩翩起舞的原油，而人们还在关注下一宗改变世界的大宗商品会是什么。
全球性生产要素配置和资本全球性交易机制的建立，不可避免将更大范围的人员和社会卷入到这个体系中来。劳动者是全球化的，因此出现低成本的新兴市场劳动者在流水线上对西方蓝领的碾压。另一方面，西方的科技巨鳄，掌握了世界上绝大部分人接入信息世界的通道。从这个意义上看，数据确实正在成为新时代的大宗商品，是新的生产资料。
历史已经展示：
当限制生产的是土地时，会有地理大发现开拓；
当限制生产的是劳动力时，会有奴隶贸易来解决；
当限制生产的是资本时，会有通货膨胀来给市场注入流动性；
当限制生产的是技术时，会有技术革命来突破瓶颈；
当限制生产的是信息数据时，需要什么手段来打破藩篱呢？
或许新的世界格局已经在酝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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