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走失，电梯直达安全岛报人刘亚东A 
来源：三策智库
作者：张国华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温家宝总理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图片来源：新华网）
钱学森（1911－2009），浙江杭州人，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同“孟晚舟事件”类似，1955年，美国政府试图阻止归心似箭的钱学森回到祖国怀抱。当时中美大国博弈的结果是钱学森排除万难回到了中国。
关于钱学森之问的各种回答
钱老所说的民国大师，应该指国学和历史学大师，诸如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刘师培、冯友兰、钱穆、陈寅恪、陈垣、吕思勉、黄侃、辜鸿铭、季羡林、钱钟书等，也包括像茅以升、李四光、梁思成、詹天佑、华罗庚、钱三强、林徽因、苏步青、侯德榜、竺可桢等理工科大师。
笔者认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迟缓、贫困落后，又遭受百年侵略和掠夺，及军阀混战，民国时期教育程度普遍低下，比不上西方列强的发展水平，但中国唯独不缺的是汉文化典籍，因此民国的大师们基本上都是擅长国学或中国历史，自然科学的大师相对较少。
因此，钱老更合理的提问应该是：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欧美那般的大师级人物？
近现代科学的奠基人几乎都是欧美人士。根据美国前图书馆协会主席罗伯特·唐斯的统计，在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6本重要文献的作者中，有六位是英国人，四位是美国人，三位德国人，一名义大利人，一名波兰人，一名奥地利人。
2010年，温家宝总理对北京大学师生说：“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大学改革要为学生创造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环境；大学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家办教育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大学还应该逐步改变行政化，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大学应该以教学为中心，使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社会上给出的钱学森之问的解答也是林林总总，诸如大学应该去行政化和功利化，进行中小学体制改革，改革教育目标，改变重钱不重人的社会风气，促进孵化器建设，促进中国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促进科学与艺术门类的融合，以民主促进科学等等。
钱学森曾给出自己的解答：“我国科学技术人员有重要创新吗？诸位比我知道得更多。我认为我们太迷信洋人了，胆子太小了！”，“我们这个小集体，如果不创新，我们将成为无能之辈！我们要敢干”。
欲突破钱学森之问 先正视宋正海之问
“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而我国学术理论界却熟视无睹。在中国，地理环境走过半个世纪的曲折历程。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理环境决定论曾被列为资产阶级地理思想进行评判；50年代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盛行；70年代的儒法斗争中，因地制宜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又常被列入天命论来批判；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中的地理学派以及人文地理学、统一地理学在长达30年中是销声匿迹的。“文革”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极左思潮开始得到清算，基因遗传学、相对论、控制论、共振论、地质突变论等大多数曾挨错误批判的重大自然科学理论得到彻底平反，地理环境决定论已不再被列为资产阶级地理思想。但是也必须看到，当前中国学术界（不管以往对地理环境的态度如何）在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形而上学不能彻底平反这点上似乎是默契的。为什么唯物主义的地理学派在中国不能得到彻底平反？”
这就是“宋正海之问”。
（宋正海。图片来源自网络）
宋正海，浙江省海宁市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该所生物学史和地学史研究室主任，兼研究所科技史综合研究中心（组）主任，中国科技史学会地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
宋正海为长期遭受批判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进行了学术平反。
1994年，宋正海提出，应该公正地评价地理环境决定论。
1996年，宋正海探讨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通过回顾和分析1983年以来国内有关地理环境决定论评价问题的讨论，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较全面阐述了劳动对象的社会历史作用，因此它没有违背历史唯物主义，而是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
1998年，宋正海系统阐述了为地理环境彻底翻案的理由。
2006年，又进一步提出，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
学术界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理由是地理环境“静止不变论”，源于斯大林对地理环境的论述。而美国地缘战略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则认为：虽然地理不会改变，但地理事实对政策的意义会。
当代著名学者何新认为：地理学分为静态、直观、描述性与动态、渗透主体目的性、利益性两大类型。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目前的地理科学理论一般仅仅停留在这种静态描述的地理学层次上。地理理论的这种滞后，深刻影响我们的世界战略眼光。而西方的地缘战略学却常爱讲这样一个警句“由于对世界地理战略的无知，给国家利益造成的代价是难以估算的”。
宇宙斗转星移、瞬息万变，连与斯大林同时期的毛泽东都知道“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斯大林居然得出地理环境“静止不变论”，难怪宋正海矢志不渝地为地理环境决定论平反。
（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原稿。图片来源自网络）
在银河系的图片上，连太阳系都小得无法辨认，更何况小小的地球，“人定胜天”只是一个伪命题，“旅行者一号”宇宙探测器飞行了40多年，连太阳系都没有飞出去。地理环境决定论就是“地球决定论”或“宇宙决定论”。
中国科学界面临的问题，其实质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问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邓小平多次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人民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于是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已经过去40多年了，如果我们没有创新和发展，仍然拿著名人名家的语录当做千古不变的理论教条，不必说李约瑟之谜无解，钱学森之问也不会有解。
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钱学森之问的破解需要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中国教育界和科学界应首先面对和正视宋正海之问，这是突破钱学森之问的前提，也是中国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是中国内地学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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