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视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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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视觉志
中国人所能经历的最冷的体验,是什么时候?
我认为,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这种冷」除了亲历的战士,没人能感同身受也没人能准确描述。
但是,一位医生可以。因为他只感受了几分钟,但记了一辈子。
当时他作为志愿军后方医疗队,想为战士们拍张照片留念,但因为戴着棉手套不好按快门,就把手套摘了下来。
就这几分钟,让他的手指僵了3个月。
除了冷,还有伤,不是擦伤刮伤刀伤。
是肚子被打6个窟窿,肠子外流,右手整个被炸掉,左手只剩2个手指的伤。
一般这种程度的「伤」,直白一点讲「存活无望」。
还是那位医生,他拼了命救回了这位战士的命,后来这位战士再度重返战场。
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电影《长津湖》里没有出现这些,因为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太多了。
今天我们不讲电影,不讲战争。
讲讲和那场战争同时并线进行的,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在经历什么。
讲一讲人,讲讲那位医生——中国「小儿外科之父张金哲」
他没有打过仗,没有开过枪,既没有出现在课本上,也没有被拍成电影。
但是《长津湖》中的那句经典台词,若换从他口中说出,可以是这样的:
这场“仗”我们不打,可能就看不到新中国的下一代。
可以说,当时新中国有两支队伍:
一支是为下一代战斗的队伍;一支是为下一代治病的队伍。
 01 
老一辈常说,落后要挨打。
但在特殊年代,落后是要死人的,更残忍的是死的还都是孩子。
1946年的一个夜晚,正在医院值班的张金哲,看到一名家长抱着孩子冲进了急诊室。
他跟着冲了进去才发现,这名家长是自己的中学老师。
孩子还不到1岁,得了白喉(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已经被憋得难以呼吸。
想要救命,必须立刻进行气管切开手术。但是当时,根本没人给这么小的孩子做过开刀手术。
眼看着自己老师的孩子面色已经紫黑。张金哲咬咬牙,“我来试试吧。”
主治大夫红着眼睛拒绝了,医院从没给小孩做过开刀手术,不能冒这个险。
没一会儿,孩子死在了手术台上…他的老师颤抖着,无望地看着张金哲,满脸泪水。
还有比眼睁睁看着孩子死去,更痛的吗?这个场景深深地烙在了张金哲的心里,很长一段时间,他活在自责里。
多年以后的纪录片里,满头银发的张金哲爷爷回忆起这件事,依然眼泛泪光难以释怀:
“其实很简单,捅个口就能活下来。”但是,当时做不到。那时的张金哲并不知道,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02 
1946年——1948年,各种各样的传染病疫情像一张交织的网撒向了当时的中国孩子。
这个时期已经不是简单的感冒、肺炎了,而是耸人听闻的黑热病、皮下坏疽、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死亡率最高的就是新生儿皮下坏疽。
1948年前后,产房皮下坏疽爆发,传染性极强,新生儿一旦感染,两三天内整个后背皮下化脓,死亡率几乎是100%。
不少家庭,孩子的出生和死亡,发生在同一天。
人心惶惶,新生命的诞生不再是喜悦,取而代之的是恐惧。
但所有人束手无策。
“医生也不会治,医院也不给他治,只好看着他死…”
纪录片里,已经百岁的张金哲爷爷说到这里,声音还在发抖,痛心难以掩饰。
当年的一幕幕,他记到现在。
眼睁睁地看着病房里的小婴儿一个接一个离去,作为医生的张金哲非常痛苦。
没日没夜,他查了各种资料,设想各种方案,最终做了一个大胆设想:
如果能抢在发生大面积感染前,把患处切开放出脓血,或许能救人。
但这一设想与传统外科原则背道而驰,中西医老师都不支持。
也没有家长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冒这个险。
就在这时,张金哲刚刚出生的二女儿也不幸感染上了皮下坏疽。
时间紧迫,每一分钟都可能有孩子死去,张金哲咬着牙做了一个选择:
拿自己刚出生三天的女儿开刀。
没敢想后果,豁出去了。手术一分一秒都是煎熬:脓血放出,缝针,煎熬的观察期...
随后,孩子慢慢痊愈了!成功了!无数家长喜极而泣。
这次手术也创造了我国第一例婴儿皮下坏疽成活的记录。
消息很快传到全国,开刀的方式,把新生儿皮下坏疽的死亡率从几近100%下降到5%。
也就是这个时候,张金哲下定决心:中国必须得有小儿外科。
 03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这是一个刚刚经历山河破碎的国家,百废待兴。
万般艰难,但是我们的前辈们非常清醒:培养下一代人健康强健的体魄是重中之重,也是新中国立命的根基。
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代表大会召开。
其中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建立能开刀保命的小儿外科。
当时在国际上早就有了这个科室。
但这却是新中国第一次正式出现「小儿外科」一词。
年仅30岁的张金哲被委以重任。牌子挂上了,张金哲每天眼巴巴地等着自己的小病人。
但,根本没人来。对于「拿刀划拉自家孩子的小儿外科」,当时的父母们不熟悉也不太能接受。
「没人来」的情况,持续了将近三四个月。张金哲非常焦虑,夜夜失眠。
就在这时,转机来了。
一天,张金哲的工友在收拾屋子时,发现污物桶里有啼哭声
捡起来之后发现是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但是跟其他孩子不一样的是,他有两个“脑袋”。
经过一番询问才知道,因为新生儿出生后的怪异模样,家长又害怕又无助,医生也束手无策,加上孩子半天不喘气,家人都以为已经死了,就扔到了污物桶里。
结果没一会儿孩子哭了出来。
工友把孩子交到张金哲手里,他一看,这是脑膜膨出,不是什么两个脑袋,开刀拿掉就行了。
手术很顺利,术后孩子就在小儿外科住下了。
这是这个科室的第一个小病患,一个星期后,孩子一切指标都正常。
很快,这则被称作“双头婴儿”的离奇故事就传遍了北京城。由此,张金哲带着小儿外科名声大振。
 04 
但是,困难似乎偏爱缠着他,难题又来了。
患儿做手术时需要麻醉,我们没有。当时,只有美国有先进的麻醉插管技术,但它不给我们用。
“对咱们封锁,不卖给我们。”「拿钱买,我都不给你,你死再多孩子不关我事」这是当时西方国家的态度。
一个刚刚站起来,艰难重组后的颤颤巍巍的新中国。于它们来说,无用无惧毫无威胁,没人把你放在眼里。
与此同时,朝鲜战争爆发了,内忧外患并线冲击。没有国哪有家?
1951年,张金哲义无反顾上了战场,为抗美援朝志愿军提供医疗支撑。
亲历战场,那场战争的惨烈,他无法找到一词来形容,
“冻烂了的,冻黑了的,最厉害的是整个(人)都黑了。”“截除都不用打麻药,因为他已经没有感觉了。
多年后,张金哲再说起那场战场上的战士,还要长长的停顿,整理情绪才能说下去。
最终,那场战争我们赢了。
同时缴获了他们不少物资,意外的是里面正好有张金哲需要的「麻醉插管」。
但是,落后用另一种方式羞辱着他们。
“我们都不懂,都不会用。”
可以救命的东西,像废品一样扔在一边。
 05 
回来之后,他开始钻研麻醉,结果发现这种插管形式有着诸多问题。
小孩的气管又细又小,插了管小孩喘气困难,非常痛苦。
为了救孩子,张金哲决定研究中国自己的麻醉技术。
和同事几经钻研,反复试验,他们首创了肌肉注射硫贲妥钠做基础麻醉,还有局部区域麻醉。
大大方便了小儿外科手术的进行,无数孩子因此活了下来。
但被西方封锁的技术不止这一个,当时小儿医疗器械可以说极度匮乏。
一穷二白,都得靠自己。
张金哲白天上班,晚上在家里搭起“小作坊”搞发明。
就这样,土制心电监护仪、巨结肠手术所需的环钳一个个被研发出来。
 求人救命的日子,过去了。
“张氏钳”“张氏膜”“张氏瓣”这些以张金哲名字命名的发明,不仅救了中国孩子,还救了全世界的孩子。
中国小儿外科技术站在了国际前沿。
他没有申请专利,也从不藏着掖着:
“我所做的是推广,让更多的人受益,所以这些器械和方法均是‘版权没有,欢迎翻印’。”
他深知当年中国在国际上求助无门,孤立无援的心酸。所以不愿意让任何国家的孩子和父母再体会那种心情。
医者的大爱让世界动容。2000年,张金哲被授予国际小儿外科最高奖项“丹尼斯·布朗”金奖。
颁奖词中写到:
“代表了13亿人口大国3000多儿外科医生作出来了国际认可的技术水平成绩,所领导的小儿外科对世界有贡献,特别对发展中国家有特殊贡献。”
 06 
2016年,张金哲96岁了。
体力不支没法继续给学生上课了,他才停了下来。
讲最后一课那天,张金哲像平常一样准点到达教室,整节课依然耐心至极,毫无保留。
只是走出教室的那一刻,背影有些落寞。
就在前一天,和他相知相伴70多年的老伴去世了。
后来有人问起,他也只是淡淡地说:“不能因为我自己的事情影响教学工作。”
虽然没法授课了,但是在医院,他依然坚持每周出诊2次。
他平等地对待每一位病人。
这么多年,他坚持起身迎接每一个来找他看病的人;
为他们拉开椅子,离开时会微微躬身目送他们出门;
即便自己近百岁高龄,行动已经不方便了,依然这么坚持。
他是真的爱孩子。
听诊前,提前给孩子捂热听诊器;
为了减少孩子对检查的抗拒,他甚至特意学了一些小魔术,安抚他们的情绪。
 07 
满头银发笑容满面,他对谁都是这样。
他们出诊的白大褂上,有个小牌写着职称名字。
但是每一次,张金哲爷爷都会一笔一画把名字加大加粗,重新写一遍,问他原因:
“那个小牌字太小了。我们看病首先是跟病人交朋友,你交朋友,连名字都不告诉人家,那有什么诚意。
去年的9月25日,是张金哲爷爷的百岁生日。
刚刚过去的9月25日,是他的101岁生日。
以前有一些奉献了一生的院士,只有离开时,我们才知道他们的名字。
以后希望我们都能早点认识他们,提前表达感谢,为他们祝福。
祝福张金哲爷爷健康长寿🎂。
参考资料:
纪录片《共和国医者》
纪录片《人民的医生—我从医这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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