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德：我有动力去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失败了，以及他们的成功或失败与环境、制度和人本身的关系。
文｜王林
编辑｜黄绎达
来源 | 36氪财经( ID: krfinance)
封面来源｜IC photo
北京时间10月11日下午6点左右，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一半奖项被授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大卫·卡德（David Card），奖励其“对劳动经济学实证研究性的贡献”。约书亚·安格里斯特和吉多·伊本斯因“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学贡献”平分另一半奖金。
与另外两位获奖者略显晦涩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相比，卡德的劳动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则与“打工人”息息相关。
从就业、薪酬、教育与工资的关系，到热议的996工作制、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等都是属于劳动经济学研究的内容。
曾主修物理专业的卡德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也乐此不疲，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有动力去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成功了，有些人失败了，以及他们的成功或失败与环境、制度和人本身的关系”。
如果说埋首研究的卡德在诺奖之前不为大众所知，那么他的合作伙伴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则因担任克林顿和奥巴马执政时期的经济学顾问而常常见诸报端。
卡德很多研究都是与克鲁格共同完成的，二人合著的《迷思与计量学：最低工资的新经济学》一书从实证研究出发，主张适度调高最低工资，否定了保守派的传统观点，在90年代掀起了一场“最低工资研究的革命”，影响了数百万美国工人。
遗憾的是，克鲁格于2019年自杀身故而诺奖不颁发给已逝之人。如果他还在，大概率会和卡德一起分享今年的诺奖。
 图1：卡德与克鲁格合著的《迷思与计量：最低工资的新经济学》
最低工资革命
在卡德所有的论文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篇则属1994年和克鲁格共同发表的《最低工资与就业》。
尽管公众普遍认为，最低工资法是保障职工就业条件的义务，但工资对就业的影响也比想象中要复杂。彼时传统经济学家认为，提高最低工资可能会加重企业负担，减少就业岗位，从而增加失业率。
而卡德和克鲁格对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时薪较低的快餐行业进行研究，发现提高最低工资反而促进了快餐店就业增长。
虽然二位学者坚信经济进步的终极目标是要帮助人们过上更称心的生活，但他们更强调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严格的理论假设、可靠的数据和审慎的实证研究。
之所以选择新泽西州和宾州（东部地区）来研究最低工资对失业的影响，是因为这两地区具备相似的产业环境但采取了不同的最低工资政策。1992年，美国新泽西州的最低工资从4.25美元提高到5.05美元，而隔壁宾州却没有相应的调整。
卡德和克鲁格将新泽西州和宾州东部分别作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来研究，宾州东部的就业变动趋势被假设为新泽西州无最低工资调整状态下的就业变化。
通过分析两地区的快餐店数据发现，即便处于经济衰退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新泽西州非但没有增加失业人口，就业还上升了：该州的410家快餐店平均每家增加了约2.5名员工。
究其原因，一种解释是企业可以在需求没有显著下降的情况下，以更高的价格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所以提高最低工资并不导致失业。另一种解释是，最低工资提高后劳动力供给方更活跃，雇员数甚至会增加。
这一篇论文一经发表，就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种影响不仅是理论上的，更多是由于方法上的。在此之后，卡德和他的合作者利用这些方法对很多劳动经济学问题进行了研究。在他们的推动下，包括“倍差法”在内的因果推断方法开始成为经济学界的主流方法。
图2：大卫·卡德（左）与阿兰·克鲁格
看得见的手
卡德的研究伙伴克鲁格曾三入白宫，担任过助理财政部长、首席经济学顾问等，先后协助过克林顿和奥巴马两任美国总统。劳动经济学得以从理论走向实践，成为应对经济危机中“看得见的手”。
2008年，美国还处于次贷危机的影响下，失业率居高不下。奥巴马承诺将创造大量的工作岗位，刺激经济发展，降低失业率。
克鲁格作为劳动经济学领域顶级专家临危受命，出任助理财政部长，后又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助力奥巴马推出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提振了美国经济。
在任期间，他通过小企业信贷基金和“建立美国债券”计划等措施刺激经济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此外，他在“旧车换现金”计划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计划通过向消费者提供折扣来刺激汽车销售，让消费者换取更省油的汽车。
奥巴马曾这样评价称，“克鲁格的理论帮助我们使经济恢复增长并持续创造就业机会，以负责任的方式减少赤字，为工资再次上升奠定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概念也因克鲁格而被普及，引发美国学界对贫富差距的思考。
该曲线用来解释社会公平程度与代际流动性的关系。公平程度越低，个人的经济地位就越可能由父母决定。在英美一些地方，某一代有50%左右的收入差距要归因于上一代人。
菲兹杰拉德笔下的盖茨比曾用尽全力努力试图冲破阶层桎梏，但梦想终究抵不过当时社会阶层固化的残酷。
盖茨比的故事背景发生在一战结束后至大萧条的十年间（1919-1929），历史又称“柯立芝繁荣”。彼时美国由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交通、矿产、建筑业扩展迅速，电器、汽车制造业骤然崛起，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背后却潜伏着日渐扩大的贫富差距。
诺奖之后，聚焦当下
经济周期不断轮回，百年之后，盖茨比的故事是否在美国再次上演？
在过去三十年中，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1989年，美国底层90%的人口拥有全部财富的33%。到2016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23%。
疫情之后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在托底整体经济和阻遏风险传染的同时，也通过资产价格重估效应而加剧财富分配不均。
最新数据显示，美国财富最高的1%的“超级富人”的财富已经超过了中间60%的“中产阶级”财富。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坦言，分配格局的恶化直接影响着“物价稳定”和“最大就业”目标的实现，因为贫富分化是导致经济长期停滞、压抑自然利率和物价水平的重要原因。所以，如何更好的调节收入分配已经成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应有之义。
具体到货币政策上，东方证券指出被低估的失业率和就业市场的“K型复苏”，是美联储Taper的“绊脚石”。
最新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就业岗位远低于预期，仅新增19.4万个岗位，远低于道琼斯经济学家估计的50万个。
两极分化也存在于在全球经济体之间。面对疫情，比起美国，不少发展中国家支持财政刺激措施的能力有限。印度失业率已经超过了10%，巴西甚至达到14%。
图3：巴西失业率（2001-2020年），数据来源：世界银行，36kr制图
今年6月，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一份名为《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1年趋势》的报告提到，2020年全球有超过4.7亿的人处于失业或者未充分就业的状态，这份报告还预计，2022年全球失业人数将达到2.05亿，远超2019年的1.87亿。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不仅服务于经济学，更具社会民生意义，可为拜登政府从劳动力市场着手缩小美国的贫富分化、推动最低工资法案提供理论依据。
评委会将奖项颁于劳动经济学学者，或许也期待着该学科能够助力全球经济，特别是更具脆弱性的经济体从衰退中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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