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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进深圳「四大校」当高中老师，需要什么水平？

这题我会。

近几年，学术界的风向转变非常快，起先很多博士毕业生计划去国外参与博士后项目，然后回国担任教职。
但再看看2010年，北大物理系博士生毕业后的择业方向。
你会发现，真正实现读博士之初坚持学术路线的人几乎没有。
大家基本上有三个选择。

首先就是选调生，所谓的基层储备干部，从事仕途。北大选调生超过800人真的一点都不奇怪，太正常。
第二就是当高中老师，其中当高中老师的又以去深圳中学当老师的居多，毕竟待遇不是一般的好。
最后就是去华为赚钱的，大概能给到税前六七十万的样子。
所以大家的选择再很清楚不过，要么给钱，要么给编制。
最终能走进高校，在学术上有所造诣的博士毕业生如今少之又少。
最近，又有一条消息爆出——
在深圳市近期举行的「四大校」招聘会中，出现了清华大学教授，美国外籍院士颜宁教授的弟子，曾担任南科大助理教授，放弃了麻省理工大学推荐信，选择了深圳中学。
消息一经爆出，引来无数人围观。
大家都在问：为什么我们清北培养的博士生，要去高中当老师？
知乎上一位北大博士给出了这样一个回答：
博士除了做科研难道就不能做别的了吗？

恕我直言，我国业界的整体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完全无法消化每年毕业的这么多博士。
博士根本用不了这么多，根本没有那么多需要研发的。
计算机风口专业还好一些，生化环材等传统理工科人才旺盛，业界根本无法消化这么多博士，没办法做科研，用脚想都能想到去哪？

博士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大上，也需要挣钱生活。
这次，颜宁得意弟子、南科大助力教授选择竞聘高中老师，没有太多的反对声音，反而大家觉得可能是一种更好的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
这名老师从事的专业是生化材料，如果有了解，就知道这个专业素来被称为“坑”，内卷效应极其严重。
她曾对一天16小时坐在实验室的生活倍感压力。
看看深圳「四大」招聘老师的标准，几乎清一色的是博士。
博士学历去深圳当老师真的很普遍吗？

其实，这只是深圳「四大」的招聘而已。
高学历教师一直是这些重点中学招聘的原则，看一看北上广一线城市重点高中教师招聘名单，你会发现，很少有非985院校的毕业生能够录取，且至少要是硕士学历。
这已经是一个最低的门槛了。
当一个职位供小于求的时候，“内卷”就会发生。
改革开放40年来，贬值最快的除了通货膨胀下的钞票，还有什么？大概是大学学历。
高校猛烈扩招，大学生遍地都是。昔日金贵的本科生已经毫不值钱，硕士生才是职场起步；大量博士找不到工作，海归也没有了往昔的派头。
虽说“本科生不足人口5%”的梗广泛流传，扣除三十岁以前的人口学历，只看新世代学历水平，“人均大学生”真是毫不夸张。
1977年，大学录取率仅有5%，此后录取率逐年增长
从国家进程看，中国高校扩张可以说非常幸运，因为它赶上知识经济爆发的时代。
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走出学校，涌入工程机械、制造、技术、互联网等行业，知识经济成果迅速普及应用，几乎所有行业在人才资源推动下，迅速更新换代。
受有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拉动着全社会快速往前跑。
这是一件幸运的事儿。
但是，业界真的能消化掉那么多博士吗？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中国学术界无法消化那么多的博士，科研岗位有限，必然会造成内卷，越拥挤人越多的学科越是如此。
其次，博士和博士也不一样。
举例来说：
同样是清华大学的博士，同样有傲人的履历，但颜宁和张昆玮走上了不一样的路。
这是人生选择问题，也是一个行业发展的问题。
博士挤进科研是一种观念上的“偏见”，根深蒂固。

并不是每一个博士，都可以在科研上有所收获，最近在看电视剧《功勋》，恰好演到了屠呦呦（周迅饰），才发觉一个科学家或者是科研工作者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易的。
青蒿素，这个东西发现了是可以和青霉素一样造福世界。
如果没有发现呢？
或者说发现了，但提纯失败呢？
除了天赋之外，运气和努力缺一不可，在一个动荡年代，屠呦呦摒弃了一切杂念，以身试毒，青蒿素成了她的信仰。
但并不是所有科研人都可以成为屠呦呦，其实就连成为颜宁教授都很困难。
2000年，颜宁从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毕业，并被授予“清华大学优良毕业生”称号。
随后，她远赴大洋彼岸，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
刚进实验室读博的第一年，颜宁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做实验也是屡做屡败，屡败屡做。
终于在一年半后，她迎来了导师的第一次肯定：“你终于会做试验了”。
从那以后，她做任何实验都没有再失败过。
她对自己那段时间的总结是：“第一你要不放弃，第二你要尽最大的努力，看最美的风景。”

博士毕业后，她被聘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当时颜宁只有30岁，已经是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2014年，她首次解析人源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1的晶体结构，引起全球科学家的瞩目。
次年，她在《Nature》上发表文章，并获国际蛋白质学会“青年科学家奖”、“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奖”。
2016年，又因为在蛋白质结构方面的突出贡献，颜宁入选《Nature》杂志评选的“中国科学之星”。
颜宁就是天赋型选手，但并非人人都可以成为颜宁。
但有天赋最终就一定能挤进科研这条大船吗？答案当然是否定。
就拿清华姚班来讲，清华每年上千学生，而姚班只有50人。
根据清华官网显示：
2018年，高考裸分进入姚班的只有6人，其余44人都是经过保送或者校内二次选拔。
（姚期智院士面试学生）
按照这个比例，能进姚班的学生一定最终一定可以留在学术界了吧？
但答案让你失望了。

曾经是山西省高考状元的张昆玮在姚班硕士毕业之后，放弃了谷歌的高薪工作，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路。

在量子位的采访报道中，张昆玮坦言了北京工作生活的压力：

“在北京，我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北京地铁沿线的房子已经涨到几百万上千万，如果贷款 30 年，每年要还的钱基本是我全部的收入。
收入可以涨，但是万一经济不景气呢？是不是要像当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时候的年轻人一样，去流落街头？”
（图源：量子位）
最终，他选择回到家乡的一个三本，当一个普通的老师。
当然说到这些“逃离”科研的人，还有更多生活上或者结构性矛盾，比如职称、奖金、工资收入等等。

谁不愿意选择一个更安稳的人生呢？
看看深圳教师的薪酬待遇——

从这位网友的个人经历来看，年薪30万没跑了。

除了这些基本工资，还有3-10万不等的各种人才奖励补贴。
同样在网络热传的，
还有一张“2019年深圳教师税后最新待遇水平”图：
我们站在今天需要反思的是除了个人选择之外，我们的人才培养系统是不是真的完美无瑕？

高校扩招，从1999年开始，不仅缓解了就业压力，也让各行业的人才不断涌现。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只要我们一天不具备世界市场的主导能力，被视为“人才红利”的红利本身就仍将会以一种相对“廉价”的方式被供应、被消耗，内卷严重，拼完自己还要拼娃。
对于普通人来说，过得相对舒适很重要，对清北学生来说也一样。

说到底，还是要靠市场的力量来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
那么到底啥才叫“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对人才来说，可能就是安居乐业这四个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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