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社等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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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8日召开会议,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11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决议稿提请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
  会议认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广泛听取了党内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当面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和党的十九大代表对决议稿给予充分肯定,一致赞成决议稿的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认为决议稿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主题鲜明、总结全面,同时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决议稿吸收了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意见和建议。
  会议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忠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波澜壮阔的壮美画卷,使近代一百多年饱受奴役和欺凌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使具有五百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开辟出成功道路,使新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
  会议强调,在党的长期奋斗历程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动革命、建设、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积累了新的宝贵经验,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我国国际地位日益巩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会议指出,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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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共产党员网    
题:中共党史上这两个著名的《历史决议》,为何极其重要?
  2021年2月20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指出,要树立正确党史观。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在学习“四史”的过程中,建议学习者要特别关注党史上两个著名的《历史决议》:一是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个《决议》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尽管它们产生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所要解决的问题、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有所差异,但都是在重大转折时刻对党的历史经验作出的系统总结,对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学习“四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01.两个《决议》都是在重大历史关头完成的
第一个《决议》从1941年开始酝酿,到1945年通过,前后历时四年多时间,贯穿了延安整风的全过程,是在全面抗战进入新阶段、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受到严峻考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当时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形势,迫切要求党内形成统一认识,对形势做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然而,当时党内思想并不统一,宗派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定和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思想理论的高度加以解决,中国革命就很难前进一步。
  在毛泽东的倡议和领导下,《决议》从1944年5月开始起草,成立了由任弼时主持,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参加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毛泽东多次直接主持并参与修改。该《决议》的形成在当时起到了三方面重要作用。
一是尽快破除教条主义。自我们党成立以来,党内对共产国际决议、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随处可见,教条主义盛行,忽视国情,犯了许多“左”倾错误。如何彻底清算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长期统治的恶劣影响,成为当时党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二是树立起党自己的指导思想,真正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为了巩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宣布解散,这使得我们党必须形成一种能团结全党的指导思想,走独立自主的路线,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方针和政策。三是对国民党的反共舆论给予有力反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蒋介石依然没有放弃反共立场,不断挑起反共事端,鼓吹“溶共”“防共”“限共”“反共”言论。为了达成全党思想上的一致,对抗国民党的进攻,《决议》的形成适应了上述问题解决的需要,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
1981年的《决议》,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时期形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确立,拨乱反正工作开展,全国出现了思想解放的可喜局面。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与警觉的现象。一方面,极“左”思潮依然存在,一些同志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政策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不满与抵触;另一方面,社会上有少数人借拨乱反正之机,全盘否定党的历史,夸大党的错误,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勇气作出了这份《决议》。
  《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由胡乔木负责。在《决议》的起草过程中,从1980年3月到十一届六中全会,邓小平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意见。这些意见成为起草决议的“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是第二个《历史决议》的主要发起者、设计者和决策者,在《决议》起草的重要关头起了关键作用。
  02.两个《决议》都对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 
历史催生《决议》,《决议》淬炼历史。两个《决议》是我们党围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在革命胜利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展开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反映我们党“历史进程”和“思想进程”的重要成果。我们党正是通过对历史的总结,获得规律性的认识,并用以指导实践,从而在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探索新路。
1945年的《决议》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军事上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做好了准备。《决议》不是一般性地总结党的经验教训,而是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为分析视角,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四个方面,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在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了“左”倾错误路线的主要表现,分析其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对历史问题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因为“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内的统治而否定这一时期党的工作,也不完全否定犯了“左”倾错误的同志。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的指示,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决议》深刻揭示了历史的主流和本质,对党内产生的错误和经历的挫折进行了客观准确的评价。
1981年的《决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在简略回顾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8年历史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党团结和带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四条基本经验。这一经验总结较之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总结有着更宽阔的视野。第二部分总结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团结和带领人民取得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十条基本经验,包括: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等。这十条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决议》明确提出了要回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上来,并以此为“标杆”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与规律,这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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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1945年4月20日在中國共產黨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一份文件。由刘少奇、周恩来等組成的7人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和修改。文件总结了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時期政治運動的教訓,詳述历次左倾错误造成的損害。
《决议》是在延安整风的背景下形成的。1942年秋以後,毛澤東開始針對高級幹部發起整風。1943年3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中,重組了權力核心,毛泽东出任主席,正式登上中共最高领导的位置。其後,毛澤東指示要檢討1928年以來的中共黨史,尤其針對國際派的相關人物,在群眾壓力下,王明、周恩來、陳毅、彭德懷等先後被迫認錯。
1944年5月21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工作报告,提出关于处理党的历史问题的六条原则和指导性意见。於是,由任弼时主持,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博古参加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以毛泽东1942年写的《历史问题草案》为蓝本,开始起草《决议》。到1945年4月20日,全会第八次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任弼时在全会第八次会议,代表全会主席团發言,指出历史决议主要針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的问题;解决历史问题的方针是分析错误的内容与根源,而不着重个人的责任。《决议》对中國共產黨建黨20年來,在历史上的若干问题作了结论,包括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和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尤其是王明的教条主义左倾错误。根據該文件,各次左傾、右倾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簡稱《历史问题决议》或《决议》,是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一项决议。该决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主要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官方总结,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的功过得失作出了官方评价。
这篇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两个最为重要、权威的内部历史文献,二者都起到了对有争议的党内历史问题做出结论、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统一全党思想、对未来发展提供指导理论等的一系列重大作用。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國大陆政坛陆续发生了四人帮被捕、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复出、两个凡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等等一系列大的变化。这些激烈反复的变化,造成了中国大陆特别是中共党内高层的思想混乱。应当如何看待建国以后中国的历史、該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與毛泽东思想等问题成为当时中国大陆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
。邓小平等人认为有总结历史、统一认识、并以此明确中国的未来的发展方向的必要,《决议》便在如此的历史背景下诞生。

《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要主持负责进行的。起草小组由胡乔木负责。在《决议》的起草过程中,自1980年3月到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经过中共党内约四千名高级干部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的讨论等多次讨论和修订,反复征求、吸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最终定稿。
这此期间,邓小平曾多次谈过关于《决议》的起草与修改的意见。他指示说《决议》的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另一个是建国三十二年(1949-1981),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并特别指出“《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建国以后的历史总结

《决议》指出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主要的,包括实现和巩固了国家统一,抵制了美苏等国际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农业和军事体系,极大发展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等等。此外,《决议》还将文革在理论与实践上全面否定
《决议》将建国后的历史具体分成四个阶段:
  1.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1949-1956),期间国家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基本正确的;
  2.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6-1965),期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遭到过严重挫折;
  3. 文革十年(1966-1976),期间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4. 历史的伟大转折(1977-1981),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决议》重点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并将其定性为“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的,被反动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指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
《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虽然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则“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永远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决议》还总结了毛泽东思想,并特別强调贯彻于毛泽东思想体系各个具体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主要有三个方面:
  • 实事求是:即要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用客观实践检验真理;
  • 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即要把方针要放在本国实际和本国人民力量的基点上,找出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文件。在总结历史的同时,为确立中国下一阶段的路线纲领提供了历史和理论上的依据,也为邓小平等人重新分配国家和党内的权力提供了历史和理论上的依据。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被迫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前,1980年全国人大已决定他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由赵紫阳接任),会议还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反改革开放派基本被逐出中共高层,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初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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