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奎松先生发表了一篇名为《莫斯科新发现的邓小平自传》的文章。
文中，他引用了俄罗斯中央党务档案馆的材料。
具体来说，是小平同志1926年1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根据学校党组织要求写的一份自传回忆。
邓小平现存最早的照片，1921年3月摄于法国里昂。当时邓小平到法国刚刚半年，不满17岁
“我的家庭对我很信任，所以我自小即染上了一种好玩的习惯，不喜欢读书更是我的特长。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对于封建社会的所谓伦理所谓道德的旧社会很少侵染。
入中学两月复去学，到重庆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校，一年毕业即到法国。从十岁到出国时（十六岁）的生活，都非常浪漫。
那时除了好玩之外，可说是没有思想，不过将到法国的时间，我的脑中不外是以为到了法国什么都解决了，一则可以求学，再则可以找钱。
谁知到法后，形势大不然，到法之初虽然入了五个月的学校，然自1921年初，华法教育会与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后，我便无法继续求学，只好出校到法国在Creusot（克鲁梭）大铁工厂作散工，两月后便又到巴黎领中法监护委员会所发的维持费。
直到这一个时期，我的生活仍然浪漫非常，每日除了玩之外，别无他事。至于思想更说不上。
1922年初，因生活的压迫，使我不得不到Montargis（蒙达尔纪）做工钱极低的鞋工。
那时我的生活虽仍浪漫，为其他所谓正经人所不可以，不过我自觉那时是有进步的，因为我起初在看关于社一（社会主义）的书报了。
最使我受影响的是《新青年》第八、九两卷及社一讨论集。
我作工的环境使我益信陈独秀们所说的话是对的，因此，我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一这一边的。
那时社一的团体在西欧已经成立了，不过因为我的生活太浪漫，不敢向我宣传。
及到1923年5月我将离开Montargis，舒辉暲才向我宣传加入团体，同时又与汪泽楷同志谈了两次话，到巴黎后又与穆清同志接洽，结果6月便加入了。
……”
巴约（Bayeux）市中心。巴约毗邻盟军登陆的诺曼底海滩，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小平同志在法国的第一段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五四运动后，怀揣“工业救国”思想的邓小平考取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出洋学点本领，回来搞工业救国”以及“减轻家庭负担”。
（1964年2月16日邓小平会见泰国总理乃比里时讲述留法初衷。）
于是经过一年的短暂培训，16岁的邓小平和19岁的远房叔叔邓绍圣一起离开故土，踏上了前往法兰西的旅程。
1920年8月28日，搭载邓小平等83名学生的“吉庆”号客轮从重庆启航，沿长江东下。
此刻的邓小平并不清楚，这一去，将是对故乡和父母的永别。
在七十七年的余生中，他再未回到广安。
母亲淡氏于1926年病故，当时他人在莫斯科。
父亲邓绍昌1936年在逃难途中客死他乡，当时他刚刚随中央红军抵达陕北。
邓小平一行八十多人在上海登上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1920年9月11日起锚，经过四十天的颠簸后抵达法国马赛。
这段漫长的旅途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1年在上海视察时，他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
“文革期间有个风庆轮事件，我和‘四人帮’吵过架。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1920年我去法国的时候，就坐五万吨的外国邮船。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了，10万吨，20万吨的船也可以造出来”。
言归正传。
完成侨民登记处的登记后，小平同志一行人又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巴黎。
在巴黎，负责组织和接待的法中友好协会分配了这些学生的去处。
与邓小平一同来自四川的24名学生被派往诺曼底地区的巴约中学。
他们被安置在工商学科，一边学习法语，一边补习相关课程。
根据学校当时的财政记录，邓小平（当时叫邓希贤）在此读书时非常节省。
在巴约中学就读期间，他每月的杂费花销只有不到19法郎，而其他学员的平均花销在25法郎左右。
这段新鲜的读书时光仅持续了不到半年。
1921年3月，资助这些中国留学生的法中友好协会遭遇财政危机，无力继续支付费用，命运坎坷的孩子们不得不开始半工半读。
邓小平曾学习的巴约中学旧址
1921年4月，在回到巴黎向中法教育会求助不成后，邓小平、邓绍圣等十一人作为散工，来到法国南部的克娄梭城。
年轻的学生们被迫进入克娄梭城钢铁厂，从事极其繁重的劳动。
因不堪重负，不久大家便纷纷逃回巴黎。
重回巴黎的邓小平一方面从中法教育会领取一点微弱的补助，另一方面从事饭馆招待、码头送货、工地搬砖等零工。
说好的“勤工俭学”，变成了只有“勤工”没有“俭学”。
得知这批留学生在法国悲惨的遭遇，1921年底，四川重庆各界人士捐款30万法郎汇至巴黎。
困苦中的邓小平与其他川籍学生一样领到400多法郎的补助，境况才稍有改善。
1922年春，邓小平和邓绍圣带着这些钱来到小城蒙达尼，成为哈金森工厂的一名临时工，被安排在胶鞋车间。
邓小平在法国雷诺汽车公司的就业卡
不甘心放弃学业的邓小平在稍有积蓄后，曾重新回到巴黎郊区的一家学校学习，试图捡回丢掉的文化课程。
经过约三个月的学习后，缺乏语言基础的他发现实在无法跟上学校的课程。
就这样，年轻的邓小平被迫彻底放弃学业，开始了艰苦的旅法打工生涯。
四十年多后，被打倒的邓小平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工作。
在这里，他“重操旧业”，做起了钳工。
京城来的大人物站在台钳桌边，熟练的操作着锉、锯、榔头、老虎钳，让旁边的工人师傅们感到很惊讶。
他们可能不清楚，眼前这位可是法国工厂培养出来的“高级技工”。
邓小平所在的车间主任涂宗礼曾回忆道：
“当时我们对比过，小平同志相当于四级钳工。”
1969年10月22日，邓小平离开中南海来到江西。在周恩来的关照下，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把邓小平安排在南昌市郊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
旅法打工的几年里，邓小平先后在大巴黎地区的哈金森工厂和雷诺汽车厂等企业工作。
工作之余，年轻爱玩的他也不忘接受资本主义的腐蚀。
邓小平在巴黎去过电影院，还看过一场足球比赛。
其中足球比赛的门票花费了五法郎，是赛场中最便宜的位置，相当于当时他一天的饭钱。
熟悉历史的朋友们会记得一个特殊的时刻——1977年7月30日，北京工人体育场。
那是一场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
当广播员介绍“观看本场比赛的首长有邓小平”时，全场八万名观众掌声雷动。
这是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后的首次公开露面，选择了足球比赛这样一个轻松的场合。
旅欧少共合影，1924年。小平同志为后排右三
1922年6月3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少共”）成立。
当时少共的领导人赵世炎和王若飞也在哈金森橡胶厂打工，与邓小平结识。
这一时期，邓小平开始阅读《新青年》、《向导》等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
1923年2月，邓小平加入少共，结识了当时的执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等人。
少共成员经过一段时间可以自动转为党员，不需要另找介绍人。
所以史学家们在考究小平同志的早期革命历程时，一般把介绍他加入少共的汪泽楷作为入党介绍人。
汪泽楷曾是旅欧少共的执委会成员，二十年代后期因追随陈独秀被开除，从此远离革命，在大学任教。
除汪泽楷外，当时和邓小平住同一间木棚的还有傅钟。
傅钟曾任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开国上将，八十年代的中顾委常委。
旅法期间，他既是小平同志的寝室舍友，又曾与邓小平一起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
革命道路上的朋友非常珍贵。
话说1935年夏天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时，小平同志遇到了曾经的老朋友、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傅钟。
傅钟看到邓小平既没有马，衣着也十分单薄，便慷慨解囊送给他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和一包牛肉干。
这让小平同志终身难忘，几十年后还曾回忆道：
“这三件东西在当时顶大事了！”
邓小平和傅钟
旅法的最后两年里，小平同志的主要活动都围绕着少共展开。
他们在法国创办刊物，宣扬反帝反封建，组织旅欧华人到达中国驻法公使馆示威。
因为频繁活动，旅法的共产党组织开始被法国警方通缉。
1926年初，邓小平、傅钟等一行人离开法国前往莫斯科。
在中国共产党莫斯科支部的带领下，旅法支部的同志们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报到，不久又转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7年春天，20岁的邓小平离开苏联，回国参加大革命。
从踏出国门算起，邓小平在法国待了五年零三个月，在苏联待了约一年半。
青年时期的这段经历，使小平同志对于与西方国家交往合作有着较为开明的思路。
八十年代在决定派遣大量留学生出国时，曾有过很大的争议。
许多领导担心学生跑出去不再回来。
也正是因为小平同志的坚持，这一政策才得以贯彻，大批的年轻人开始走出国门，睁眼看世界。
1975年5月12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法国。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西方大国
小平同志下一次回到法国，在是1974年参加完联合国大会后的归国途中。
代表团们走的欧洲方向，过境法国巴黎。（《联合国，1974》）
五十多年前，年轻的邓小平就是在这里求学打工，然后投身伟大的革命事业。
当再次坐在巴黎的宾馆玻璃前喝咖啡、吃牛角面包时，一晃已经过去半个世纪。
临别前，小平同志买了两百个牛角面包和一些奶酪，回国后分给了周恩来、邓颖超、李富春和聂荣臻等人。
这些都是二十年代他在法国的老战友。
1975年5月，邓小平以中国政府第一副总理的身份再次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
尽管只是副总理，但法国方面却安排总理希拉克亲赴机场接机，总统德斯坦亲自主持欢迎宴会。
希拉克专门找出了当年邓小平工作过的哈金森工厂档案赠送给他，上面人事部的评语是：
“此人永不录用。”
那是1923年的春天，邓小平决心离开哈金森工厂，辞职原因填写的是“拒绝工作”。
这让厂方人事部门非常不满，所以才写下如此严厉的评语。
年轻的小平之所以放弃这样一份还不错的工作，是因为他找到了一个新的人生目标——投身伟大的解放事业。
在此后的七十多年里，历尽坎坷，初心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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