涛哥说:今天是陶行知(1891.10.18—1946.07.25)诞辰130周年,特发一篇文章纪念。我们今天不该忘记他!

谁是中国近现代最牛的教育家?这个答案一定会众说纷纭。但谁是中国近现代最牛的人民教育家?这个人选则非“陶行知”莫属,就连“伟大”如毛泽东者都称陶行知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早在1914年,23岁的陶行知就树立了“教育报国”的理想。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并在毕业典礼上宣读论文《共和精义》,其中讲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时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的黄炎培正在台下观礼,对陶行知印象深刻,以致32年后陶去世时,黄炎培题写挽诗道:“秀绝金陵第一声,当时行知号知行”。那时的陶行知深受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影响,故将自己原名“陶文濬”改为“陶知行”,以寄托自己积极入世、改造社会的志向。在金大期间,他提议创办并主编金大校刊《金陵光》中文版(陶行知同学、后任金大校长的陈裕光担任首席经理员),还曾回乡参加辛亥革命,任徽州府议会秘书半年,回校后又积极组织同学为南京革命政府募捐。
19149月,新婚不久的陶行知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院学习市政。陶行知认为,学习市政将来只能做官,不能救国,而他希望通过兴办教育事业,开发民智,振兴中华。于是,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后,他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从著名教育家孟禄、杜威等,主攻教育专业博士,构建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并进一步坚定了投身教育的决心。尤其是,习得杜威实验主义教育学说,对陶行知日后的人生道路和事业产生了深刻影响。1917年,受哥大师兄郭秉文之邀,陶行知回国任教南高师。在回国的海轮上,他与同学们畅谈起自己今后的抱负,豪迈地说:“我归国后,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
青年陶行知
陶行知的知识、才能在倡导“新教育”背景下的中国有了大用武之地。在校内,陶行知成为郭秉文的得力助手,先后担任教务主任、教育系主任,大刀阔斧地主张并实际执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如选科制、男女同校、暑假学校等。他上任之初采用统计学方法重新设计学校课程表,保证了教学秩序合理有序,仅此一举,就赢得全校师生刮目相看和敬畏,被称为“老虎教务长”。教学之余,陶行知常去玄武湖走走,看见附件居民子女无处上学,便创办了一所“昆明学校”(玄武湖曾名昆明池),成为陶行知推行平民教育的第一个实验基地。
在校外,陶行知担任了郭秉文、蒋梦麟、蔡元培等倡导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当时最富盛名的教育改革团体,号称民间教育部)主任干事,大力开展教育调查、教育研究、教育书刊编译、教育推广等工作,并在晏阳初的启发下,开始介入平民教育事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发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创建平民学校,组织编写《平民千字课》四册,编辑出版《平民丛书》、《平民周刊》等等,陶行知踌躇满志,忙得不亦乐乎,“我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我深信平民教育一来,这个四通八达的社会就要来临了”。在他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全国平民教育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仅在南京一地就出现了126所平民学校,有学生5000余人。
南大浦口校区的陶行知塑像
在此过程中,陶行知越来越深感乡村教育的重要性,“乡村教育不发达,可说已达极点。我国人民,乡村占百分之八十五,城市占百分之十五。就是有六千万人居城,三万万四千万人居乡。然后乡村的学校只有百分之十”。为此,陶行知又开始大力鼓与呼“到乡村去”,“为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我们已经下了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使个个乡村都得着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新生命”。在成立乡村教育研究会,共谋全国乡村教育发展的同时,陶行知身体力行,自己创办了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葩”学校——晓庄师范。
晓庄师范与生活教育理论
晨光驱散雾霭,照亮山间,树叶新绿,草地清香。1927315日,晓庄师范在南京郊外一块名为“小庄”的郊野荒地,举办开学典礼。陶行知有意将“小庄”的“小”改成了“晓”,喻意“天亮的地方”,将不远处的“老山”改成“劳山”。
他希望,通过师生劳动来“培养乡村人民儿童所敬爱的导师”,使导师们要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健康的体魄、艺术的兴趣”,以此来改变贫穷落后的乡村。陶行知还邀请参加开学典礼的城里嘉宾去农民家拜年,入学考试也别开生面,每位考生发了一把山锄,考察垦荒情况。蔡元培任学校董事长,亲书“教学做合一”校训,著名乡村教育家赵叔愚任第一院(小学师范院)院长,著名教育家陈鹤琴任第二院(幼稚师范院)院长,校长自然是陶行知。
晓庄师范之所以是个“奇葩”学校,是因为它如著名教育史专家章开沅教授所总结的有四个“奇异”:“校舍奇异,开办之初没有校舍,所有的宿舍、厨房、厕所均由学生自己建设;教员奇异,晓庄没有老师之称,只有指导员之称,陶行知称,‘农夫、村妇、樵夫都可做本校的指导员’;学生奇异,晓庄的学生数量不多,却质量奇高;经费奇异,几乎全由陶行知私人筹集。”]陶行知为了提高学生生活条件,甚至连母亲大寿时收的贺礼都拿去典当了。
在晓庄师范,陶行知认识到行比知更加重要,不断宣传自己“先行后知”的观点,调皮的学生因此称他为“行知吾师”,陶行知很乐意接受这个称号,后来干脆正式改名为“陶行知”。他言传身教,提倡“师生共生活,共甘苦,是最好的教育”,和师生们一起穿布衣草鞋,同吃同睡同劳动同玩耍,“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有次,陶行知因事要去安徽,走前和师生约定,如不能准时赶回甘愿受罚。在约定时间的最后一刻,陶行知风尘仆仆地赶回来了。
在教育理念上,晓庄师范也独树一帜,陶行知开始践行他独特的生活教育理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生活即教育”核心内容是“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过有目的的生活,便是受有目的的教育”。“社会即学校”源于杜威的“学校即社会”,陶行知认为应根据社会需要办学,人民需要什么生活就办什么教育。早在东大时期,陶行知就坚持将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授法”改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提出“人师之责,不在教学生,而在教学生学”的“教学合一”理论。
如今,陶行知更进一步,提出“教学做合一”,作为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论,“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为了打破“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传统旧教育,以生活为中心,“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最终改造中国教育及社会。
对于晓庄师范而言,即是“我们的实际生活,就是我们的全部课程;我们的课程,就是我们的生活”。早晨短会、早操,上午看书,下午劳动,晚上举行平民夜校活动或做笔记、日记,每周六下午或晚上有“生活周会”,陶行知和师生一起在晓庄师范接受生活教育,“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梁菽麦黍稷下功夫。”
生活教育的培养任务是什么呢?陶行知认为是培养“真人”,求真知识,说真话,实事求是地办事,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教师的任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任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1940年底,陶行知之子陶晓光到成都一个无线电厂工作,厂方要资格证明,陶晓光因没有正规学历,便向熟人要了一张晓庄学校的毕业证明书。陶行知闻讯后,认为不妥,即电告陶晓光将证明书寄回,并写信对陶晓光说:“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之主张进行。倘使这样真实的证明不合用,宁可自己出钱,不拿薪水,帮助国家工作……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丝毫妥协……你记得这七个字,终身受用无穷,望你必须努力朝这方面修养,方是真学问。”
“晓庄师范先后共建有:小学示范园、幼稚师范院各一所;中心小学8所;中心幼稚园4所,民众学校3所;中心茶园2所;中心木匠店1所;乡村医院1座;联村救火会一所;石印工厂1座。这些机构都围绕生活教育的要求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多类型的实验。”晓庄师范的生活教育实验,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好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两度来校参观,有教授在中央大学盛赞“教学做合一”是“新发明的最好教育法”,哥伦比亚大学克伯屈教授预言晓庄“作为教育革命的策源地”……
晓庄学校(20世纪20年代)
可就在晓庄师范欣欣向荣时,突然它被国民党政权给查封了,陶行知也被通缉。为何要查封晓庄师范,通缉陶行知呢?原因之一是,晓庄师范有不少学生乃共产党地下组织骨干。这也不奇怪,共产党人素来喜欢下乡,“农村包围城市”,况且陶行知办学自由,只重教育,不问党派。
1930年,英国人开办的南京和记洋行开除大多数工人,工人们于是举行游行示威,随即引发支援工人的学潮,晓庄师范一些学生作为学潮骨干参与其中,让原本对晓庄持肯定态度的老蒋颇为恼火。还有一个原因是,陶行知和“基督教将军”冯玉祥关系甚好,交往密切,冯玉祥几度来校考察,并拨款支持。而此时,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与冯玉祥已由拜把子兄弟变成了对头,便拿晓庄开刀示威
陶行知对于学校被封非常愤怒,发表激烈的《护校宣言》:“晓庄这个学校能不能封掉,确是一个疑问……晓庄的门客封,他的嘴不可封,他的笔不可封,他的爱人类和中华民族的心不可封。晓庄以社会为学校,小而言之,他是和平门外四十里周围的乡村;大而言之,便是整个的世界。他本来没有门,封条贴在哪里?”话虽如此,但终究“胳膊拧不过大腿”,面对通缉,陶行知只得逃往上海,匿居租界,隐姓埋名,再图将来。
“山海工学团”与社会大学
陶行知隐居上海后,应老相识《申报》老板史量才之邀,担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利用《申报》这个阵地,发表了不少时评文章、杂文及教育小说《古庙敲钟录》。针对蒋介石以“剿匪”之名进攻苏区,陶行知在《申报》连发时评称:“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惹得老蒋大发雷霆,下令“申报禁止邮递”。为申报馆生存计,史量才忍气吞声,表示今后不再续登陶行知的文章,老蒋方解除禁令。随着形势变化,担任行政院长的孙科解除了对同学陶行知的通缉,陶又浮出水面,开始新的教育实验——在上海创建“山海工学团”,取名“山海”是因“山海关已成为国防第一线以示不忘国耻”,“团”则是针对“中国社会之一盘散沙的大病”以图团结。
“山海工学团”有些类似于后来的“人民公社”,“自动地实行以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教育,以参加新村、新国、新世界之创造”为宗旨,“将工厂、学校、社会打成一片”,实施培养普遍的军事能力、生产能力、科学能力、识字能力、运用民权的能力、节制生育的能力等“六大训练”,以达到人人生产、人人长进、人人平等互助、人人自卫卫人的目标。为解决师资问题,陶行知又推出“小先生制”,让小孩担当起先生职责,让小先生来教同伴、家人、邻人。在陶行知大力倡导下,上海附近出现了许多类似的学工团,如养鱼学工团、妇女学工团、棉花学工团。
小先生制更在全国开花结果,到1934年底,小先生制问世刚刚9个月,已推行到全国19个省、4个特别市,还引起了日本、新加坡等学校、媒体的关注。在延安主持“扫盲”工作的徐特立大赞“小先生制”,并将“师陶”作为自己的新名字。
抗日战争爆发后,陶行知被选为国难教育社理事长,并成立生活教育社,投身于国难教育、战时教育运动之中,将他的生活教育运动推向新的阶段。国难当头,难童满地,虽然也有一些保育院,但这些保育院挑三拣四。陶行知先生在教育名篇《致育才之友书》中写道:“院长告诉我常有达官贵人大学教授来院选择干儿子,当着难童说,这个秃子不要,这个麻子不要,这个嘴唇缺的不要,那个长得好我要。这些失掉父母的难童于今还要受这难受的刺激,听了令人愤慨。当时我表示我若来选,只问他有无才干。倘使有才干,虽是秃子、麻子、缺嘴都要。我不要他们做于儿子,只是为民族培养人才之幼苗”,于是他愤而创办了育才学校。
育才学校旧影
“创办育才的主要意思在于培养人才之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育才学校邀请了翦伯赞、艾青、华君武、田汉、贺绿汀等一大批专家名流来校任教或讲学,并注重创造教育、集体生活和社会活动,如陶行知所愿,培养了大批人才。后成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的育才学子杜鸣心回忆道,一年之后,育才学子就能到重庆开音乐会,向社会各界汇报他们的教育成果。翦伯赞也记得,十几岁的孩子,不仅可以谈出深刻的时局见解,独自谱写歌曲,而且还能准确地将夜里看见的星宿画成图。
当时物价飞涨,学校经费紧张,陶行知四处化缘,越来越瘦,朋友都劝他放弃:“环境如此艰难,丢下育才吧!你何必顶着石臼做戏,抱着石头游泳呢?”陶行知对此笑道:“不,你们说错了。我是抱着爱人游泳,爱人怎么能丢掉呢?一定要抱着爱人游泳,泳过激流险滩,到达胜利的彼岸。”
抗战胜利后,国内出现短暂的和平时期。陶行知抓住时机,提出“民主教育”理念——“民主教育是民有、民治、民享之教育。说得通俗些:民主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的幸福而办的教育”,并为此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要使人民头脑觉悟,自己起来做主人,自己团结起来,联合起来,要不让公仆造反,要公仆为老百姓服务,去谋求自己的解放,达到摧毁旧的痛苦的地狱生活,创造新的世界,新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新的人民大学之道,就是社会大学的宗旨”。社会大学管理采用民主自治制度,每四个月为一个学期,每天四节课,每年三个学期。这所社会大学可谓是中国成人教育的早期典范,也是陶行知“社会即学校”教育理念的实验基地,虽然存在时间仅一年零一个半月,但对当时社会人才的培养、对陶行知教育理论的丰富、乃至对今天成人教育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陶行知自己更是投身于抗日救亡、民主运动的洪流。一二·九运动后,他与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胡愈之、邹韬奋、李公朴等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后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和常委。19367月,他担任了救国会的“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亚非26国,争取各地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出访期间,发生了国民党政府逮捕救国会领袖的“七君子事件”,陶行知也被列入通缉名单。沈钧儒后来说:“倘若陶行知留在国内,一定和我们在一起,‘七君子之狱’就变成‘八君子之狱’了。”1945年,陶行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同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抗日战争结束后,陶行知更是走上了呼吁民主的最前沿,三个多月内演讲达一百多次,主题多为反独裁、反内战、争和平,逐渐成为当局的眼中钉。1946623日,上海各界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代表团赴京请愿,陶行知在五万人欢送大会上发表演讲,大声呼吁:“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在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后,陶行知也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
陶行知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写信激励育才师生为民主斗争,“再接再厉,前仆后继,屡败屡战,以底于成。”最后,陶行知没有等到“第三枪”,却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725日患脑溢血逝世,时只有年五十五岁。“民主之魂,教育之光”,这是他去世后,上海各界对陶行知的评价,也是对他一生最精当的概括。
陶行知以自己的一生践行了他的教育学说和对教育的热爱,成就显著,品格高尚。有一次,陶行知在演讲中说道:“最近就与人说我陶行知是不不下降,我回国时办大学,后来办中学,现在降级使用当小学校长,教小娃娃了。有人看到我的许多同学、同事和学生,因为善于趋炎附势,个个飞黄腾达,步步高升,不少面面团而为官商大亨,就是官至委员、部长、厅长,趾高气扬,别人也羡慕得很,说我没出息,才步步下降。但我是坚持为国家,为老百姓服务的精神,在任何情形下,就是只让我当一名小学校长,我也要贡献出一切力量来服务。”
南大校史馆收藏的宋庆龄挽词
“陶行知在教育理论方面不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原理,还在民主教育、科学教育、乡村教育、师范教育、终身教育、创造教育、教育实验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主张。这些具体主张,是他的‘生活教育’命题原理的进一步发挥和展开,丰富和完善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使之达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教育理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高度,不仅有利地推动了当时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而且成为新中国重要的教育思想资源,对当地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特别一提的是,陶行知还是世上最早提出“活到老、学到老”终身教育的人,比在1965年国际成人教育促进会议上作“论终身教育”报告的法国教育理论家朗格朗要早二三十年。据胡晓风、金成林先生考证,陶行知还是国内最早使用“现代化”一词的先驱者之一。
陶行知在1925年提出“现代化”概念的同时,还将现代化与教育联系起来,提出“现代国家的教育”的概念和教育理想,“如果是现代的国家,如果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那么他的教育,便不能不顺应着时代和世界的教育趋势,而伴随着竞进。这个趋势,便是现代国家的教育……”而且,陶行知还不仅是教育家,他在诗歌、杂文、戏剧、小说、音乐等方面都颇有建树,在民国时期的文字改革、新闻出版、新图书馆运动、科学普及等方面都大有贡献。
如今,陶行知研究蔚然成风,各种研究会和行知学校、育才学校遍地皆是,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在1951年复办并蓬勃发展。只是面对依旧如故的应试教育和“死读书、读死书”的教育现状,陶行知“以生活为中心”的生活教育学说又有多少得到真正地学习、弘扬,陶行知晓庄墓前的对联“千教万教教人做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又有几人能真正领会和继承?
有专家徐志辉对此指出:“生活教育理论的价值或者对当代教育的启示最重要有两点,其一是尽早废除大规模扼杀人们创造力、生存力的应试教育,使我们的教育能够真正为每个学子的人生发展奠基、为民族的繁荣昌盛奠基、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基,不再使我们的教育成为毁灭民族生存力的教育。其二是将我们的教育与学生的成人结合起来,与共和国的建设结合起来,与培养合格的共和国国民结合起来,不再使我们的教育单单成为面向个人、仅仅只为个人服务的教育,更不能使我们的教育成为培养‘人上人’的教育,成为迎合升官发财享受等等欲望的教育。”
(本文转自拙作《先生归来——南京民国老大学的那些人和事》)
●●●作者简介:张守涛,文史作家、南大硕士,大学老师,出版作品《说说当今这些文化名人》《先生归来》《凡人鲁迅》《书香留韵》,个人原创公号涛声一久、神州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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