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并不是自由的天堂

前哥伦布时代美洲

并不是自由的天堂

文丨达妮埃拉•鲍希

>>Daniella Bassi <<

译禅心云起编：瑞秋的春天

欧洲人殖民美洲的故事，被普遍理解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征服——原住民对这片土地控制的结束和被征服的开始。原住民机构和地缘政治的偶然性，意味着现实要比想象中混乱得多，就如历史学家数十年来不断揭示的那样。但这种看法仍然在广泛流传。

这种理解长期存在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人们仍然普遍认为印第安人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地游荡，没有私有财产权的概念，当15世纪末、16-17世纪，欧洲国家第一批代理人与其发生接触时，印第安人实际上生存于一种和谐的状态下。这种接触之前本土自由景象的一个必然推论是，这些社会没有国家或几乎没有国家可言。对他们来说，政治权力令人窒息的束缚就像陌生人带来的疾病一样新鲜。

当然，许多原住民社会都是自治的——一致同意的酋邦制，其领导人不和整个社群协商，就不能动用武力，也不能采取其他行动。哈德逊河谷的酋邦制社会如莫西干人就是典型例子。在这样的社会中，不满意的部落成员甚至可以把酋长冷落在一边，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其他群体如因纽特人，完全没有酋长，尽管在社群成员作出决定时，有才能的猎人和长老的意见具有特殊的份量。

但我们不能忘记，在和欧洲人接触之前，美洲也存在着大型中央集权政体。这些政体具有国家的基本特征：

一个中央集权机构通过武力和恐吓将其对财产的索求（以及相应的威权）强加在其他人现有的财产权之上；
一种剥削性经济关系，这个自封的权力机构不是通过自愿交换，而是靠武力或恐吓而从其他人那里榨取财富。

例如，切萨皮克湾的波瓦坦酋邦由一个最高酋长（mamanatowick）、他手下部落的酋长（werowances或 “指挥者”）、卫星城镇的酋长和平民组成。不足为奇的是，最高酋长和酋长（男性或女性都有可能）的职务都一样是靠继承的，还和有影响力的祭司阶层建立了共生关系。在外交政策和犯罪问题上，最高酋长和酋长都会征求祭司的意见。

波瓦坦，詹姆斯敦（北美洲第一个英国永久殖民地）时代的最高酋长，16世纪50-80年代在位。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了最高酋长职位和六块酋长领地（波瓦坦、阿罗哈特克、阿帕马图克、帕蒙基、马塔波尼和奇基克）。然后，他扩大了自己的统治：他征服了凯库特人（他让手下杀死了对方的首领），消灭了切萨皮克人（让手下屠杀了大部分不愿屈服者）。到了1607年，当约翰·史密斯以英国国家的名义登陆时，波瓦坦已经征服了切萨皮克沿海平原除了奇卡霍米尼人以外的所有民族。

食物和其他贵重物品逐级向上进贡，供最高酋长和酋长取用。唯一例外是铜，波瓦坦垄断了这些铜，用来支付下级酋长的军饷——也就是说，让这些酋长杀死其他人，盯着那些留下性命的人，从而维持大酋长的权力。这位最高酋长还向别人赠送铜钱，以换取支持，也许还有顺从。

贡品的支付是非自愿的——甚至有记录显示，在专门指定为仓库的地上建筑之外，人们将食物藏在地底储物坑里，也许这么做是为了把更多财富保存给自己。同时代的观察者威廉·斯特雷齐（William Strachey）指出：

“根据他们自己的喜好，他们把玉米和（事实上属于）他们的铜、斧头、锄头、豆子、珍珠和大多数有价值的东西藏在林地里，不让别人知道，就这样常年保存，直到找到合适用途（…）当把东西取出来时，他们甚至不让妻子进入储藏室。”

新英格兰南部的纳拉甘塞特人、马萨诸塞人、万帕诺亚格人和佩科特人也有类似的政治经济体系。在这里，权力集中在酋长（sachems，他们的权力也靠继承）和地方精英手里。酋长职位也分等级，下级酋长用他们人民创造的财富向上级酋长进贡。在社群内部也同样征收贡品，这让酋长变得富有财力，支撑他向其他民族发动战争，扩大统治范围。普利茅斯殖民者爱德华·温斯洛（Edward Winslow）解释:

“每个酋长都知道（…）他自己的领土范围有多广；那是他继承的财产（…）在这一带，凡打猎的人，如果[他的人]打了任何野味，都得向他上缴（…）每年一次，皮涅斯 [pnieses，精英战士]都会驱使人们向酋长进贡很多玉米。”

墨西哥中部的纳瓦人是前欧洲国家生活状态的一个更好例子。纳瓦人由各种讲纳瓦特尔语的民族组成，当西班牙国家代理人于1519年发起进军时，其中阿兹特克人（有时称为墨西哥人）占据着主导地位。16世纪初，这个复杂社会被组织成一个王国或城邦网络。每个城邦（altepet）都由一个特定的纳瓦族群体居住，由君主（特拉托尼，tlatoani）统治，并有“武士-贵族、祭司、平民和奴隶的等级划分”。每个城邦又被划分为若干个地区和街区（calpulli）。

阿兹特克精英从被征服的纳瓦人和当地农民那里收取贡品，而每个城邦又从其控制的诸城邦（如果有的话）和本邦平民那里索取贡品。贡品由当地城邦官员收缴。为了保障神职人员、现任政治家以及贵族的个人利益，留出了各种特殊的土地，由奴隶和平民在临时性强制下耕种，这也作为他们纳贡负担的一部分。历史学家艾伦·格里尔（Allen Greer）将阿兹特克帝国描述为 “一个汲取贡品的引擎”。就像当代国家一样，帝国吞并新王国时，有时会安插一个傀儡君主，以方便汲取财富。

每个人都被仔细核算：地方官员为城邦进行人口普查，追踪各区人口，直至家庭（calli）一级。每个家庭的户主和成员（及其年龄、性别和公民身份）都有详细记录，他们的具体土地被调查丈量、绘制地图，注明尺寸面积。尽管每个家庭都拥有那么一块土地，但家庭是在“本地街区及其官员的授权和征用下”这样做的，他们的财产权被他们国家的索取权所取代。街区土地不能转让给亲属群体以外的人，并且需要按其面积比例，向当地或阿兹特克政府缴纳贡品——难怪人口普查中会出现这些精致的地图！至少购买的土地可以出售，且不需要进贡，而今天在美国购买的大部分土地，都不能说做到了这一点。每一个城邦也可以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不受上级干涉，只要每个人交出“保护费”，或者更好的表达是，购买“不受干涉”的赎金。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我们在讲述世界各地自由与臣服之间无休止的斗争时，不能忘记国家的多源特征。正如不同古代社会自行发展出农业一样，国家制度也在古代世界的不同地方独立出现，并沿着其毁灭性的轨迹继续发展。仅仅把美洲的故事说成是白人外来者对自由原住民的暴力“镇压”和束缚，就等于抹杀了许多地方长期以来的中央集权史。

欧洲国家代理人来到美洲时，他们当中很多人的明确目的，就是帮助他们的国家在新土地上继续进行掠夺和压迫的统治。可悲的是，许多美洲人此时也已经受中央集权困扰很长时间了。毕竟，利用侵犯在生活中出人头地是一种古老的诡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