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强奸女学生”，这句话他说了54年。近两年的他，记忆退化，疾病缠身，棺材也早已备下，78岁的他在镜头前立下遗嘱：“记得帮我喊冤，我只想清清白白地离开人间。” 
他叫汪康夫。
01
汪康夫的故事，要从54年前说起。
1966年，24岁的汪康夫在江西省莲花县琴水小学任教。谈吐不凡，讲课生动有趣的他深受学生喜爱，课余时他常带学生们去游泳、上山砍竹子。
直到5月16号的一个夜晚，一位社教工作组成员突然带领公安人员把他带走，这一带走，他便再也没有回去。
不久后，法院就宣判了他的罪行——强奸罪。判定依据是一份班级女学生的书面证词和2名教师的调查报告。
罪名刚下来时，汪康夫觉得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没有强奸女学生，也绝对相信学生不会乱说。”
五个月后，在他拒不认罪的情况下，法院坚持判定汪康夫强奸2名、猥亵10名女学生的罪行。
没有医生检验，也没有受害人的当面对质，仅凭着三份调查报告就定了他的强奸罪。
自此，汪康夫被判有期徒刑10年，他的一生也都笼罩在“强奸犯”的罪名之下。
02
1976年，在十年劳改生活后，汪康夫出狱了。
此时的他已经34岁，可一切早已今非昔比。同龄人都已成家立业了，唯独他孑然一身，一无所有，还顶着强奸犯的罪名。
在最看重名誉的乡村中，他毫无疑问已经身败名裂了。
他变得沉默寡言，出门下地也是遮住脸不敢和村民打招呼，“别人以为我清高，其实我是自卑。”
10年的牢狱生活，并没有磨灭他内心的不甘。
1978年，全国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汪康夫决定，要为自己讨一个清白。
他辗转打听当年“被强奸”的女学生的下落，并尝试写信给其中两名学生打听缘由。写之前他很纠结，怕她们的丈夫看到，更怕会影响学生现在的家庭和声誉，但他还是决定试试。
两名学生回信很快，但内容却让人十分惊讶：一人说：“接到你的来信，我感到非常奇怪，我以为你调去别地教书了。”
另一个说：“如果说你是因强奸了我而受刑，这是冤枉，冤枉，大冤枉！”
对此，汪康夫如鲠在喉：“10年牢狱，被害人竟然都不知道自己是被害人，这个罪让我怎么认？”。
多年后，当记者再次找到那些“受害”女生询问实情时，才得知，原来当年那些女生都被教导主任叫到办公室谈话过。
有人说她是在老师诱导下写的“歼”字，之后被改成了“奸”。
有人说当时她拒不承认，但对方却回她：“这个杯子就在这，你说没有就没有吗？”
有人说她是被以学业威胁后才在写好的举报书上签了字。
有人说她是在不知所以的情况下就按了手印。
当初被判定受害的12名学生，如今除一人去世，一人未联系到外，其余10人均否认曾被汪康夫猥亵或强奸过。
汪康夫说，他不怪他们，那时他们也不过11岁左右，看不懂那些隐晦的词句。他们更不明白那些小小的举动，会给汪老师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

03
学生们的反馈让汪康夫觉得翻案有望，于是他开始向法院申诉。
却不曾想这申诉之路长达42年有余，甚至遥遥无望。
1978年，他将学生的回信上交法院，结果法院说，你们这叫：串供，驳回了他的申诉，对此，汪康夫表示不服。
1980年，汪康夫向莲花县人民法院多次申诉后，法院组织对当年的一审法官和两个写举报材料的教师进行复查。最后却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为由驳回申诉。
1986年，吉安中院跟检察院联合调查，结论是立案程序不正常，证据不足，以现有证据难以认定构成强奸罪，建议撤销原判予以纠正，但最后申诉还是被驳回。
1987年，吉安中院驳回申诉，称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是经过反复查证核实的。
2011年4月，汪康夫去江西省高院立案庭递交申诉状，被以“时间太长，档案材料不齐全”为理由，拒绝接受材料。
2016年，有媒体报道了这件事，江西省高院承诺会在两个星期之内联系他。可这一等，就是两个月，申诉书也如石沉大海一般，无人回应。
2020年5月，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对该案进行复查，并承诺三个月内出结果。
7月29日，检察院却以原卷无法调取为由，中止审查。
汪康夫认为这是他们的托词，那个词叫：人微言轻。

78岁的汪康夫，人生50年都活在“牢门”里。前10年他活在监狱的“牢门”里，后40年又走进了一个透明的“牢门”。
这54年来，他的肉体是自由的，但灵魂却没有解脱。他的一生，都被禁锢在一件事里：证明自己无罪。
04
从1978年至今，汪康夫一直写申诉信向各级法院申请复查此案，希望能还自己清白。
每到凌晨两三点他就起床写申诉信，因为只有那个时候他的脑袋是最清醒的。
其实申诉信的内容大致相同，但汪康夫一直坚持手写，有时要花好几天时间构思才动笔。
直到现在，他还要反复斟酌，每次再改动几个字，“也许这样说，他们就能回复我了。”
或许旁人无法理解，但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会明白，当强奸犯的罪名莫名落在自己身上有多屈辱。更何况对于一个清高的读书人来说，清白之名有多重要。
汪康夫的妻子周三英，在汪康夫出狱那年就嫁给了他。因为“门当户对”，她的父亲在解放前逃亡香港，怕找家庭出身太好的人受委屈。
刚结婚的时候，周三英就问丈夫：你到底有没有这事？汪康夫说没有，但凡有一点，我就不告了。
从此，周三英一次也没动摇过，哪怕孩子都劝父亲算了，她也支持丈夫告到最后。
寄出的无数封申诉信石沉大海，堆在桌角的材料已近半米高。
汪康夫先后从江西、浙江、广东、北京聘请过6位律师，每位律师起初看了案卷后都很有信心，但从没有人争取到立案那一步。
寄申诉信、聘请律师、前往各地的路费，已经花了几十万元，汪康夫没能攒下任何积蓄。
于是，周三英把娘家人给的结婚红包拿出来给汪康夫买邮票和信纸。
为了赚钱，汪康夫在家种菜、孵小鸭，妻子一大早就挑出去卖。实在凑不够去申诉的路费，妻子就去借钱，两人没少看别人脸色。
即便如此，汪家也从未放弃申诉这条路。
05
今年8月26日，汪康夫接到了一通电话，刚听到那头说“我是江西省检察院”，他立马就哽咽了，他以为，这可能会是他等了42年的那通电话。
然而，对方却说，负责调案卷的人因为眼疾在医院住院，暂时无法拿到案卷。
汪康夫忍不住问了一句：“那要等多久啊？”
对方说：“你不要老是在这边一直催我们，这个时间不是我能够决定的。”
如今的汪康夫已到了耄耋之年，记忆退化，患有心脏病，早在2016年就给自己和妻子备好了棺木。
检察院让他等，可他已经等了54年了，他还能再等多久？

这不禁让我想起《十二公民》里的一句经典台词：“你这万分之一的错误，对当事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灾难。”
他本是一名有才华的年轻教师，梦想成为一名作家，未来有着无限可能，可自从他被定罪的那天起，一切美好的希望都破灭了。
服刑结束后，他不能继续成为公办教师，只能在老同学推荐下做了代课老师，领着极低的工资，月薪三十元，如今退休了也因为案底没有退休金。
最令他心痛的是影响还延续到了孩子身上，孩子从小活在非议中。
有三个孩子只上了初中，职高就退学了，只有最小的女儿上了大学，还得靠哥哥姐姐们供才行。
“如果没有那十年，我至少有能力培养他们到大学。”可人生偏偏没有如果。
在他人看来，这或许只是一件陈年旧案，但于汪康夫而言，这是用尽一生都难以平复的冤屈。
他说：“我活了78年，伸冤54年，却只做了24年的人。”
这54年以来，他在日记中记录了申诉的点点滴滴：
“早餐后在招待所餐厅遇见莲花县的初中同学，他现在是莲花县教研室的教研员，我向他谈了自己的蒙冤之恨，他表示同情。他们都春风得意，而我，恨，恨，恨。”
“我无愧于社会，却被社会所不容，每遇故人，我便心如刀绞。”
“十年徒刑，罪不在我。这就是我一生的总结。"
如今媒体报道让许多人知道了汪康夫，他也获得了很多乡人的同情。有人宽慰他不要再告了，反正大家都知道他是被冤枉的。
但汪康夫不这么想，“专门以媒体断定一个事情的真假，那就不是法治社会了。法院原来怎么处理我，现在就应该怎么恢复我。”
他想要的，从始至终都是让法律还他一个公道。
78岁的汪康夫，目前只能在家中焦急又无奈地等待着。等待法官出院复查案件；等待检察院继续跟进。
有人问汪康夫说：你有想过获得国家赔偿吗？他说：“我只想清清白白地离开人间。”
9月26日，汪康夫发布微博称，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短信：关于刑事申诉的信访材料收悉。经审查，符合我院受理条件，我院依法受理。办理进度或者办理结果由具体承办部门将在收到材料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您答复。
希望这回，他真能得一份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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