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十一长假中，人们迎来了一部超燃的电影——由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四位导演联合执导的
《我和我的父辈》。
这部电影由《乘风》《诗》《鸭先知》《少年行》四个单元组成，以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为历史坐标，通过“家与国”的视角描写几代父辈的奋斗经历，再现了中国人努力拼搏的时代记忆。
为了实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父辈们付出了无数心血。影片中提及的每一位父辈，都是后世的指路明灯。而在建筑界，也有一群可敬的父辈，他们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怀抱复兴中国建筑的理想，付出了满腔热忱。
（图源：百度百科）
杨廷宝（1901-10-02—1982-12-23），中国近现代建筑设计开拓者之一，著名建筑学家，在国际建筑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誉为“近现代中国建筑第一人”。在中国建筑界，“杨廷宝”三个字如雷贯耳。杨廷宝的创作历程长达半个多世纪，完成了120余项设计作品，他与梁思成齐名，被称为中国建筑界的“南杨北梁”。杨廷宝在南京设计建造了一系列民国建筑精品，像是中央医院、中央体育场、紫金山天文台、中山陵音乐台等。从1940年到1982年，杨廷宝献身教育42年，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建筑人才。
在杨廷宝的建筑理念中，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为人而设计”的理念。20世纪50年代，国内建筑界热衷于彰显中国传统气派的“大屋顶”，杨廷宝则提出不同的意见：“我不反对大屋顶，但那太浪费钱了。我们搞设计，不能赶浪头、随风倒。”为了践行自己的理念，杨廷宝设计了简约美观的北京和平宾馆，成功利用地形环境，以实用便捷为主，同时保留了四合院及古树，回归了建筑“为人”的本质。许多年以后，这个作品成为中国公共建筑的典范。
1958年，在一次关于建设南京中央路的专题会上，有人提出“逢山找对景，逢路找直线”的方案，提出中央路要气派，要与北京东路西路垂直。杨廷宝几乎拍案而起，激动地反对道：“设计一条线，落笔值千金。你们考虑过没有，照此方案办理，要多拆多少房、多挖多少方、多花多少钱？若是稍稍偏上三五度，就可以节省一大笔开支。”从他的话语中，我们读到了一位建筑设计师的社会责任感。他一直在关心着建筑师为人们提供的生活环境是否合理、合法、合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廷宝先后参与指导或主持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1950年）、王府井百货大楼（1952年）、南京大学和南京工学院校区规划与建设（1954—1957年）、人民大会堂和北京火车站（1958年）、徐州淮海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1959年）、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1964年）、南京民航候机楼（1972年）、毛主席纪念堂（1975—1976年）、南京雨花台红领巾广场（1980年）、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1982年）等建筑工程，成绩斐然。
（图源：《建筑》2016年12期，摄影：金磊）
华揽洪（1912—2012），华揽洪先生是位不平凡的建筑大家，他1928年赴法留学，1951年回国后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总建筑师，1954年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1977年退休后移居法国，1981年任中国建筑学会名誉理事。华揽洪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初期一位特殊的建筑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就有着丰富的创作经历，在海外完成了50多项建筑和规划设计，但特殊的历史原因使他的知名度有限，他也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隐形大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华揽洪放弃了法国的优越生活，于1951年携妻子儿女回到祖国。回国后，华揽洪的作品延续了现代主义风格，并尝试将中国元素融入现代建筑的设计中。1954年，华揽洪设计了北京儿童医院。建筑立面采用了高低错落的开窗。为减少交叉感染的机会，设计了双走道候诊，并开创性地预留了儿童休闲和陪诊家长空间，多院落布局为各医疗区之间提供了必要的隔离，同时也使得每个病房和办公室都有良好的采光和宜人的环境。后来梁思成评价道：“这几年的新建筑，比较起来，我认为最好的是儿童医院。这是因为建筑师华揽洪抓住了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不论开间还是窗台，都合乎中国建筑传统的比例，因此就表现出中国建筑的民族风格。”北京儿童医院作为中国现代主义建筑的经典，也被收录在《弗莱彻建筑史》中。
华揽洪对建国初期的一些“大工程”兴趣不大，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普通老百姓急需的建筑上，他觉得，在全国各地的住宅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不应该把太多的资金和设计力量放在高楼大厦方面。1957年，房管局的一个旧区改造项目引起了他的兴趣，通过这个名叫“幸福村”的小区规划，华揽洪实践了一种围绕着小学、幼托、商业和诊所等公共设施，具有生活气息的居住区设计方式。后来，华揽洪也把他的住宅设计理念用在了右安门实验性住宅等社区的规划上。
北京幸福村街坊（图源：AC建筑创作，摄影：侯凯源） 退休移居法国之后，70多岁的华揽洪依然完成了5项规划和设计，其中包括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处改造项目。他晚年还撰写了一本总结建国初期30年间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书籍——《重建中国》，他的思考对我们今天的建筑和城市规划实践仍有重要的价值。
（图源：百度百科）
张镈（1911-04-12—1999-07-01），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后在北平、天津、南京、重庆、广州等地和香港基泰工程司从事建筑设计工作。他主持设计了人民大会堂、北京饭店、民族饭店、友谊饭店、民族文化宫等建筑，一生主持、指导了二百余项重大工程。在中国现代著名建筑师行列中，张镈可谓赫赫有名。他师从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毕业后又跟随建筑大师杨廷宝在基泰工程公司工作，三十几岁时就成了京津地区的主任建筑师，月薪高达10两黄金。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镈决心携妻带子离开香港，为国家建设多做贡献。1953年，张镈就任北京建院总建筑师，担当起建设首都的重任，他主持、指导了百余项重大工程。在张镈入选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的6个项目中，除北京友谊宾馆、北京自然博物馆外，人民大会堂（与赵冬日合作）、民族文化宫、北京民族饭店、北京饭店（东楼）均是长安街建筑的典范。民族文化宫是20世纪50年代北京“国庆十大工程”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以其浓郁的民族传统艺术风格，反映了中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
国庆十大工程之最人民大会堂从规划、设计到施工，一共只用了一年零十五天。作为人民大会堂的总设计师，张镈采用“边设计、边供料、边施工”的方式，落在图纸上的每一笔都将立即被付诸实践，每个小小的疏忽都可能是致命的隐患，那段日子里，他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终于在1959年秋，人民大会堂胜利竣工。
张镈还有一项特别的贡献，那便是对北京中轴线所有建筑的古建测绘。当年，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担心日寇对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实施轰炸，于是找到张镈让他承担这个任务。张镈带领天津工商大学40多名师生，用了整整三年时间，画下了600多张图纸，记录下了北京中轴线上的所有主要建筑。
1990年，张镈将全套图纸交由北京建院保留，2005年，《北京中轴线实测图典》出版。
张镈测绘的太和门正立面图（图源：《建筑设计管理》杂志)
（图源：ikuku）
张开济（1912—2006.9），我国第二代著名建筑师，第一批全国设计大师之一，曾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在我国建筑界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张开济被誉为20世纪的“中国建筑之父”，他的建筑作品众多，有著名的武汉长江大桥、天安门观礼台、北京天文馆、钓鱼台国宾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等，有人说他“设计了半个北京城”。虽然张开济设计的建筑功能和规模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要求每座建筑是城市的一部分，造型不追求奇特华丽，而是要与城市整体和谐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张开济本来有机会赴美国深造，但他选择了留在北京，全国百废待兴，正是建筑师施展才华的时候。在北京“国庆十大工程”中，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都是由张开济主持设计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采用欧式古典立柱，气势恢宏。钓鱼台国宾馆则是截然不同的中式的小桥流水、庭院游廊风格。
张开济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天安门观礼台。当时为了设计观礼台，建筑师们拿出了各种争奇斗艳的方案，有的把观礼台盖上琉璃瓦，还有的设计成金黄色。但张开济说：“我却认为这个设计越不显眼越好。天安门城楼前本来就不应当再搞任何建筑，没有必要建得富丽堂皇，那样只会喧宾夺主。”
作为建筑师，张开济也一直在为北京的古城及文物保护奔走呼吁，他曾提出“旧瓶不妨装新酒”的口号，他说：“在我和众人的努力下，北京的湖广会馆保护下来了，变成了一个戏剧中心，先农坛太岁殿保护下来了，变成了中国建筑博物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五塔寺变成了石刻博物馆……这是个很大的进步。”
我们是幸福的一代人，但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父辈，在身后的不断托举。我们看到建筑界的父辈们，数十年如一日，扎根在自己的领域，埋头苦干，不断探索，只为让国家前行一小步。今天，中国实力已不容小觑。在基础建设方面，中国有2万多条隧道，100多万座桥梁，我们的高速铁路、高原铁路、重载铁路、特殊地质公路的建设以及大型机场建设等方面的技术，都已经全球领先。一座座世界级的地标，也正在祖国大地不断崛起。感谢父辈们的付出，愿每一个华夏儿女都能不忘前辈之恩，传承他们的精神，继续前行。《华揽洪：献身北京建设的留法建筑大家》（作者：金磊）《当代中国建筑泰斗——介绍我国著名建筑设计大师张镈教授》（作者：金磊、李沉、苑广仕）《新中国十大建筑，你了解多少？》（公众号：惟学空间）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