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德鲁·罗伯茨
译：陆大鹏
本月，位于伯克郡卡弗舍姆庄园（Caversham Park）的BBC监听站关闭了。1939年英国政府设立了这个监听站，专门监听外国电台。这让我想起在另一座英国庄园开展的另一项战时秘密行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期，英国秘密情报局（SIS）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秘密行动。直到前不久，它那些不寻常的细节才全部公之于众。1942至1945年，秘密情报局的一个部门，称为军情十九处（MI19），对被俘的德国将军和其他高级军官的64427次谈话作了秘密录音。这些德国人对此都不知情，甚至没有起疑。
当年，这些秘密录音的记录文稿为秘密情报局提供了大量宝贵信息，对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也是个宝藏，帮助我们了解德国军方高层对战争、阿道夫·希特勒、纳粹党究竟怎么看，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看法是什么。
另外，德国国防军有些成员在战后说自己对党卫军迫害与屠杀犹太人、斯拉夫人、精神病人和其他“次等人类”不知情，这些录音资料也彻底揭露这纯属谎言。
BBC监听站设在18世纪建造的辉煌宫殿卡弗舍姆庄园，而三军联合详细审讯中心（CSDIC）设在北伦敦卡克福斯特斯（Cockfosters）附近的特伦特公园（TrentPark），这座别墅曾属于富豪沙逊家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高级军官被俘后会被带到特伦特公园监禁。录音属于高度机密，有数百名录音技术人员、速记员、记录员和译员，还有负责刺激德国将军和校官们知无不言的双面间谍与特工人员。
特伦特宫殿的公共区域有十二个房间，都巧妙地安装了窃听器。英国人想尽办法劝诱德国人在这些房间对话。德国空军指挥官和陆军将领混在一起；英国人用报纸和电台向德国人传递一星半点儿的前线新闻；以福利官员身份为掩护的三军联合详细审讯中心特工艾伯福尔迪（Aberfaldy）勋爵有时故意引导话题，刺激德国人等他离开房间之后就激烈辩论起来。
秘密录音行动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英国人获取了海量资料，并且德国人在谈话中也极其坦率。今天阅读这些文档，让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些最恐怖的暴行。
英国情报机构当然希望通过窃听战俘谈话来发现作战机密，这种办法可能比直截了当的审讯能斩获更好成绩。但除了作战情报，英国人还听到了德国人长期大规模暴行的证据，尤其是发生在东线的暴行。很多人企图为德国国防军洗白，说种族灭绝是党卫军和纳粹狂热分子的责任，在国防军不是普遍现象。从录音来看，上述辩解纯属无稽之谈。虽然在特伦特公园的大多数德国将军都是在北非、意大利和法国被俘的，但他们显然非常清楚，第三帝国及其占领区，尤其是俄国和东线正在发生什么。
三军联合详细审讯中心的故事令人惊愕。许多兢兢业业的专业人士投入了百般精力，长年从事细致而艰苦的工作，并且严格保密。1939至1945年，10191名德国和567名意大利战俘经过了特伦特公园以及两个与它有关联的战俘监听中心。
录音最初是用留声机碟片保存的，后来抄写下来，有的只有半页纸，最长的有22页。这些被俘军官自己提供了自己的犯罪证据。就连因为拒绝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去摧毁巴黎的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Dietrich von Choltitz）将军，虽然享有“善良德国人”的美誉，但也被录音证明曾于1941年和1942年卷入了在克里米亚屠杀犹太人的事件。
这些将军完全想不到自己被窃听了，他们的谈话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德军高层的思维是怎么样的，尤其是其中较为聪明、在意识形态方面不是那么盲目的成员渐渐意识到德国可能输掉战争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
有些德国军官在战争末期写信给温斯顿·丘吉尔，提出要“用西方基督教的精神”“复兴”德国，这是何等虚伪。
另一个例子是，他们竟然有脸批评弗里德里希·冯·保卢斯元帅在斯大林格勒投降。他们若是死战到底，也不会来到特伦特公园了。
有的将军是货真价实的反纳粹人士，得知德国军官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伯爵于1944年7月20日行刺希特勒时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相信这能在德国和后世面前挽救德国军官团的声誉。
冯·肖尔蒂茨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参与审判施陶芬贝格的纳粹分子赖内克（Reinecke）将军的鄙夷：“低贱的旅行推销员，粗俗的、可怕的家伙！”
但这些坦诚的、貌似私密的对话并不能捍卫德国军官团的荣誉，因为很显然，他们当中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屠杀犹太人的事情。最高统帅部的人也知道。冯·托马（Von Thoma）将军曾在俄国指挥一个装甲师，后来在阿拉曼战役被俘。他于1943年1月告诉亲纳粹的路德维希·克吕维尔（Ludwig Crüwell）将军：“身为德国军官，我感到羞耻。”他讲述自己曾与陆军总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将军谈到那些暴行，但哈尔德说：“那是政治问题，跟我没关系。”于是托马向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勃劳希契将军以书面形式申诉，结果勃劳希契说：“你要我继续处置吗？听着，如果你要我继续处置的话，我不能担保会发生什么事情。”
有些人相信希特勒本人并不知道屠犹的事情，托马对此评论道：“他当然什么都知道。他私下里乐滋滋的。但是我们不能拿这事做文章，否则就会被抓起来，被殴打。”
在特伦特公园的“私密”谈话中，德国人对波兰人、俄国人，但尤其是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是经常浮现的话题。
例如，1944年12月，第462国民掷弹兵师师长海因里希·基特尔（HeinrichKittel）中将对第560野战指挥部司令保罗·冯·菲尔贝特（Paul von Felbert）少将说：“我经历的事情太可怕了！在拉脱维亚的德文斯克（Dvinsk）附近，党卫军屠杀了犹太人。现场有大约十五个党卫军和大约六十个拉脱维亚人，我们都知道拉脱维亚人是世界上最凶残的民族。一个星期天早上，我还躺在床上，突然连续听到两轮齐射然后是轻武器射击声。”基特尔去查看出了什么事，发现“男人、女人和小孩，被清点，然后剥光衣服。刽子手先把所有衣服堆成一堆。然后二十个女人赤身露体地站到壕沟边缘，被打死，掉落进去。”“怎么打死的？”菲尔贝特问。“她们面向壕沟站着，然后二十个拉脱维亚人走到她们背后，用枪直接射击她们后脑，然后她们像九柱戏的木柱一样，纷纷面朝下扑倒。”
基特尔命令，不准在“可能有人看到的地方”执行此类处决。“你们在树林或者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杀人，”他告诉党卫军人员，“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我严格禁止在这里杀人。我们的饮用水是这里的地下水。如果你们在这里杀人，我们的水就被死尸污染了。”“他们怎么处置小孩？”菲尔贝特问。基特尔这时“激动起来”，答道：“他们揪住三岁小孩的头发，把他们提起来，用手枪把他们打死，然后丢进壕沟。我亲眼看到的。让人看不下去。”
另一位将军，第244步兵师师长汉斯·舍费尔（Hans Schaeffer）中将问基特尔：“他们哭吗？那些人知道自己要被处死吗？”“他们非常清楚，”基特尔答道，“他们只是漠然。我自己不是敏感的人，但这种事真让我恶心。”后来，基特尔说：“如果能在一瞬间把全世界犹太人全都消灭，那就不会有一个人来指控这是坏事。”并说：“犹太人是东方的瘟疫！”
话题转移到集中营的时候，菲尔贝特问：“那些年轻漂亮的姑娘会怎么样？她们被送进一个后宫吗？”“我没问这个，”基特尔答道，“我只是觉得她们变得更驯顺。妇女问题是非常棘手的话题。你们想象不出，发生了多么卑鄙，多么愚蠢的事情。”在当天另一次对话中，基特尔告诉舍费尔，奥斯维辛有一个纳粹灭绝营，“在上西里西亚，干脆系统性地杀人。犹太人被带进一个大厅毒死。那些事情都是严格保密的。”后来他说：“他们让我闭嘴，不要说这些事情。”他没想到，他说的每一个字都被录音、记录并翻译，呈送英国情报机构。
次年2月，第533国民掷弹兵师师长约翰内斯·布鲁恩（Johannes Bruhn）少将与菲尔贝特讨论了屠犹的事情：“从我读过的关于元首的材料来看，我必须推断，他知道这一切。”“他当然知道了，”菲尔贝特答道，“他就是负责人。他甚至和希姆莱谈过这事。”“是啊，”布鲁恩说，“如果你的亲戚都死光了，那个人也丝毫不会关心。”“他绝对不会关心。”菲尔贝特表示同意。布鲁恩是从录音来看少数比较正直的将军之一。随后一个月里，布鲁恩说他相信德国再也不配胜利了，“因为我们故意杀了那么多人，因为我们的错觉和嗜血。我们遭噩运都是活该。”
弗里茨·冯·布罗伊希（Fritz von Broich）中将回答：“我们把女人当成牲口一样打死。有一个采石场，那里死了一万男人、女人和小孩。死尸还躺在采石场里。我们特地开车去看。那是我看过的最野蛮的景象。”这时，冯·肖尔蒂茨将军，巴黎的“拯救者”，谈到自己在克里米亚的经历。他从机场乘飞机去柏林的时候，机场指挥官告诉他：“老天爷，按理说我不该讲，但这几天他们一直在杀犹太人。”肖尔蒂茨估计仅在塞瓦斯托波尔就有36000犹太人被枪杀。
1945年3月13日，陆军将领埃德温·冯·罗特基尔施与特拉赫（Edwin von Rothkirch und Trach）伯爵告诉伯恩哈德·拉姆克（Bernhard Ramcke）将军：“我告诉你，毒气杀人还不是最糟糕的。”“发生了什么？”拉姆克问。“开始是让犹太人自掘坟墓，然后刽子手带着冲锋枪来了，把他们都打死。很多人还活着，刽子手往他们身上盖一层土。有专门的人负责把尸体弄进坑里，因为尸体倒下太快。是党卫军干的。我和那里的一个党卫军干部很熟。他说：‘你们想不想到处决现场拍照片？都是早晨处决的，如果你们想看，我们还有一些犹太人。我们可以下午处决。’”
三天后，在特伦特公园，上校弗里德里希·冯·德·海特（Friedrich Von der Heydte）博士告诉埃伯哈特·维尔德穆特（Eberhard Wildermuth）上校，捷克斯洛伐克有一座特蕾西亚施塔特（Theresianstadt）集中营：“那里肯定死了有50万人。我知道巴伐利亚的所有犹太人都被带到那里了。但那个集中营从来没有拥挤过。他们还在那里毒死精神病人。”“是的，我知道，”维尔德穆特答道，“我是从纽伦堡的事情里知道的。我兄弟是那里一家机构的医生。他们知道自己要被带到什么地方。”“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即我们仅仅是执行命令而已，”斐迪南·海姆（Ferdinand Heim）中将提议，“如果我们要比较有效地为自己辩护，就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
随着战争继续，被关押在特伦特公园的战俘也出现了分化。有的战俘仍然行纳粹举手礼，喊“希特勒万岁！”，也有人敌视纳粹。虽然战争对德国越来越不利，纳粹分子的狂热仍然不减。“我为什么要关心耶稣受难节？”1944年末在阿登攻势期间被俘的威廉·乌勒斯佩格尔（WilhelmUllersperger）少将说，“仅仅因为几千年前有个肮脏的犹太人被绞死吗？”
沃尔特·布鲁恩斯（Walther Bruns）少将回忆了在里加杀死成千上万犹太人的行刑队成员的心态。“他们讲的话多么玩世不恭！我仿佛能看到那些端着冲锋枪的刽子手，他们每隔一小时就换班，因为杀人太累。他们厌恶自己的工作，但还会恶毒地说：‘来了个犹太美人！’我对这一切记忆犹新。那是个身穿火红色衬衫的漂亮女人。他们说要保持种族纯洁。然而，在里加，他们先和犹太女人睡觉，然后杀人灭口。”与此同时，德国空军上校埃尔温·约斯廷（Erwin Josting）回忆，他的一位奥地利朋友遇见一名中尉。中尉问奥地利人：“有好玩的表演，你想不想看？数不清的犹太人被杀。谷仓里挤满了妇女儿童。我们向他们浇汽油，把他们活活烧死。你想象不到他们的喊叫有多惨。”
这些不寻常的、令人毛骨悚然但特别有意思的秘密录音被整理出版之后，德国军方高层的自我辩护——他们不知道党卫军在做什么，或者如海姆所说，他们“仅仅在执行命令”——就不攻自破了。并且，这些证据不是来自控方，也不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迫害，而是来自罪犯自己之口。在历史的法庭上，他们自己给自己定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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