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廷的角度看,辛亥革命的爆发有很多原因,但是一个常常被人忽视的地方就是辛丑条约后,列强对中国的渗透,使得中国出现了很多对革命有利的因素,尤其是年轻人的思想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清政府基本上是听之任之,或者说由于西方的渗透,清廷无力改变这种局面。
辛丑条约对中国的改变是非常巨大的,其最大的影响,就是撕裂了中国传统社会广大民众和普通精英与西方交流的限制,使得最普通的中国人能够直接目睹并感受到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进而急速改变了中国普通精英尤其是年轻人的想法,使得他们产生了蔑视清廷、倾慕西方和革命的想法。

辛丑条约后,西方列强得以在中国最内地的城市毫无障碍的开辟租界、建立学校和教堂,这对当时中国的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西方并未蓄意推动反清革命,但西方力量在中国的存在本身就为革命的失控提供了基础。

大批反清媒体和革命家得以在租界中生存,并以此向内地民众毫无障碍地输出其革命思想,动员其人员,这对年轻人尤其新军士兵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以1903年上海的《苏报》案为例,该报以章士钊担任主笔,言论激烈,公开号召民众推翻清政府,引起清廷当局重视与不满。6月末,在清政府施压下,上海租界被迫查封该报,但在随后的审判中,清廷不得不与《苏报》反清媒体人在西方法律下对薄公堂,而且清廷最终失败,不得不放弃重判章太炎、邹容等反清媒体人。
这个案件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心态造成了极为重大的影响,使公众尤其是精英人物亲眼目睹并体会了清政府无力在西方租界里处置她的政敌。
革命小册子在湖北新军中流传尤广,革命党人朱恃三在1903年日记中记载:“冬日初三日。今日下午,无聊甚,与袁君至东门郑宅,借回新书十余种,皆租界之革命杂志也。如《新广东》《浙江潮》各两册,又《扬州十日记》一册,《嘉定屠城记》一册。”他看完后,“终夜未寝,恨豫酋南下,杀戮汉人如此之酷,反清革命,心不能忘”。
湖北新军中的另一位革命党人江炳灵也回忆说:“当时租界所来之革命刊物很多,但为免麻烦,多由口头宣传。宣传内容,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类,太平天国檄文中‘忍令上国衣冠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之句,也时常引用。刘成禺、蓝天蔚、程明超等在日本刊行《湖北学生界》杂志,通过租界输入内地,湖北军、学各界,大受其影响。《孔孟心肝》《扬州十日记》等,为军中正课外经常读物。”
以1903年的广州新军起义为例,起义军人基本都是西方教会熏陶下的基督徒,起义总部就是设立在香港租界地区;1907年的防城起义和镇南关起义,都以法国控制下的越南为基地筹措物资的。
以1911年广州起义和武昌起义为例,革命党人都是以租界为大本营,集结物资、人员,向清廷控制区输出革命。1911年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孙武等人就是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配制炸弹并准备革命的;而同期的广州起义,起义军就是从租界动员人马发动进攻的。
对此,清政府虽然心知肚明,但无可奈何。对此,清政府内部大多认为,这是“洋人蓄意如此”,但实际上这么说是有其偏颇的,因为列强总体来说还是支持清廷的——但是,列强在中国越来越广泛的势力,确实是极大削弱了清廷的统治。
实际上,这不仅仅是革命党人有了庇护所,更重要的是,租界遍地,从根本上打破了清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动摇了清廷在普通精英和民众中的威望,民众能够亲身体会到清政府对洋人的软弱和洋人的富强,再加上1900年后大批留学生远赴欧美日,叠加旧制度如科举的解体,紧迫求变的思潮就逐渐成为清政府朝野尤其是年轻人心中的主流,即便是清政府自己,也意识到过往之法难以为继——据章太炎记载,留日学生无不以革命为荣,以忠清为耻——中国新一代精英,已经不可能存在清廷生存的土壤了。
譬如,在1900年之前,长沙这种内地大城市是不准外国人进入的,普通士绅很难见到洋人,这种限制性政策有效保护了清廷的威望,但辛丑条约使得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所以,从这个角度,辛丑条约后,列强对中国的急剧渗透,对清廷的统治力量形成了巨大的客观冲击,并带来了中国的代际变化,最终加剧了其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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