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7~1937这幅百舸争流到万川归海的历史画卷中，各地的红军逐渐合并，形成了大家熟知的四支队伍——
1、红一方面军
2、红二方面军
3、红四方面军
4、陕北红军
除了这四支主要的队伍外，还有南方各省游击队（合并成新四军）以及位于海南岛上的琼崖红军。
图来自“水木社区BBS”中国近现代史版
上图中线右侧有一个小方框：
“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甘苏区”，合并“红26军”、“红27军”组成“红十五军团”。 
如果要细分一些的话，红26、27军这一支是刘志丹等人发展起来的陕北本土力量，总兵力3000余人。
红25军是徐海东、吴先焕带来的一支队伍，前身是红四方面军一部，总兵力3700余人。
《川西往事》后，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中的红一军团（林彪）和红三军团（彭德怀）抵达陕北，总兵力在7000人左右。
他们合并了红十五军团，组成了新的红一方面军，如上图。
待到抗战爆发，红一方面军被改编成八路军115师。
原红一军团主力成为115师343旅，陈光任旅长；原红十五军团主力被改编为115师344旅，徐海东任旅长。
东征之前，红军总兵力约14000余人，即原红一三军团的7000余人+红十五军团的7000余人。
从单纯的人数上，我们也能感受到陕北红军对于革命的重大意义。
提起陕北红军的代表人物，那便不能不提刘志丹。
刘志丹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和林彪、张灵甫、胡琏等国共名人是同届。
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回到老家陕西组织渭华起义。
之后经过多年的游击战争，到1932年12月，刘志丹拉起了几百人规模的陕甘游击队。
他们被授予了红二十六军的番号——这是西北地区最早拥有正式番号的红军队伍。
早期的红二十六军只是一个“空壳”，人员是慢慢填充进来的。
负责筹备工作的是时任陕西省委负责人兼红二十六军政委的杜衡。
杜衡是由王明和博古派来陕西指导工作的，在给陕北红军带来巨大损失后，于1933年7月底被捕叛变。
几经磨难，到1933年11月，红二十六军的第一个师部（四十二师）终于组建起来。
师长是王泰吉，高先生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
不久王泰吉被捕就义，刘志丹便接任了师长一职，成为陕北红军的代表人物。
四十二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红二十六军下辖的唯一一个师。
等到队伍慢慢长大扩编，师长就成了军长，师政委也便成了军政委。
和刘志丹等人一起创办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还有一位关键人物——谢子长。
不过他早在1934年反抗国民党围剿陕甘根据地时即因胸部中弹而受重伤。
由于伤势恶化，1935年2月谢子长在安定县灯盏湾与世长辞。
概括一下。
在中央红军抵达到来之前，经过刘志丹等人的努力开拓，陕北红军在陕甘一带控制着六座县城：
安定县、延长县、延川县、安塞县、靖边县和保安县。
这六个县，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陕甘根据地。
“陕北军事形势转变 刘子丹徐海东有合股势”。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展览着刊登有这两条消息的《西京日报》和《大公报》。当年中央红军正是在川北捡到了这两张报纸，才坚定了到陕北的决心    
陕北红军是一支命途多舛的队伍。
除了大批早期领导人离世外，还曾差点被队友“一锅端”。
话说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北后，曾任二十五军政委、政治部主任的戴某英出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
他搞起了张某人从前在鄂豫皖的那一套，将一众陕北红军高级干部拿下。
千钧一发之际，幸好中央红军“捡到报纸”及时赶到，才解救了这些人。
建国初期，任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的戴与省领导不和。
官司打到北京，最终被罢官，“永不启用”。
此后他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在郑州的河南省委家属院过着“大隐隐于市”的生活，平安躲过了历次风暴。
红25军主要干部合影，1934年。前排左起：吴焕先，郭述申，徐海东，戴季英，赵凌波
1936年2月17日，抵达陕北后我党发表了《东征宣言》，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
渡的河自然是“黄河”。
陕北渡过黄河就进入了山西——阎锡山的地盘。
东征战役打的很成功，一战下来队伍还壮大了几千人。
只是在返回途中进攻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时，刘志丹不幸阵亡，年仅34岁。
陕北老同志看望刘志丹遗孀

刘志丹牺牲后，陕北红军作为曾经的红军主要队伍之一，只剩下了很少几个代表人物。
发展最好的是高书记。
他弃武从文，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相当于整个边区的地方党委首脑。
1940年中央成立了陕甘宁边区中央局（西北局的前身之一），他又由边区党委书记改任陕甘宁中央局书记。
中央局（大局）是一个级别很高的机构，之前的文章中有过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1945年抗战胜利后，高书记被抽调去了东北，任东北局副书记。
属于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北疆沉浮录》）
阎红彦（左一）与金日成，1965年
军队干部方面，陕北红军1955年授衔时只出了一位上将——阎红彦。
阎红彦早年曾是谢子长的搭档，在红军渡河东征的时候中央临时组建了一个红三十军，由阎红彦任军长。
红三十军只有不足千人的兵力，抗战时期被编入了八路军留守兵团，没太有用武之地。
解放战争期间，阎红彦在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后来三纵扩充为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谢富治），阎红彦也就成了副兵团级干部。
按照1955年授衔时的办法，解放战争末期任副兵团级的干部需要非常特别的战功才能评上将。
比如韩先楚这种（12兵团副司令员）。
可是考虑到西北红军系统需要有一位上将代表，最终阎红彦还是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建国后，阎红彦长期在云南省担任领导岗位。
十年动荡期间，他在昆明服安眠药离世。
命运这个东西是很奇妙的——不论是对个人，还是一个群体。
当看似没有希望的时候，希望其实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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