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僭妄：深度揭开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面具

知识的僭妄：深度揭开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面具

文/尼古拉·格切夫

>>Nikolay Gertchev<<

译禅心云起编：瑞秋的春天

科

学研究的唯一目标，应该是新知识的发现，要么是通过纠正过去的错误，要么通过先前未知真理的发现。然而，真理似乎没有成为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关心的问题。（万字长文，阅读需要 20 分钟）

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世人眼中，是一位经济学家从同行那里所能获得的至高荣耀。因此，对该奖而非专对某个特定获奖者发表驳论，意味着对整个经济学界距今 40 多年的发展持批判态度。这样的涵义令人深感不安，因为有成千上万社会科研者，其学术活动的科学价值乃至意义，皆被置于质疑当中。然而，一项论证应根据其有效性而非涵义来下判断。无论这项论证的涵义是什么，只要它本身有效，就必须得到承认。因此，重新审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样的机制，从态度上说毋须迟疑。此乃本文宗旨。

本文回顾了诺贝尔奖委员会对大量获奖者的评语，意在识别得奖研究及对经济科学贡献的类型。对得奖贡献的方法（第 2 节）和内容（第 3 节）都做了分析。不是从基础开始介绍起，而是从这个奖项的整体描述和已有的零散批评开始（第 1 节）。本文表明，该奖显示了反自由市场和支持国家干预的一贯偏见。末节以关注该奖的科学完整性作为总结。

1.诺贝尔经济学奖及其批判

首先，诺贝尔经济学奖不算是真正的诺贝尔奖。要迟至 1968 年，在 5 个诺贝尔奖设立 67 年后，瑞典中央银行才借其成立 300 周年之际设立了该奖。这个想法，源自当时的瑞典中央银行行长帕·阿斯布林克，起初遇到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抵制。瑞典皇家科学院，受邀成为新奖项的颁奖机构，如它在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当中一直扮演的角色。对于在经济领域中设立科学奖是否恰当，皇家科学院尚存疑虑。但这种疑虑，被以下三人的积极游说所打消：阿瑟·林德贝克【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教授，混合经济、“第三条道路”及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理论的代表人物，1980-1994 年担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有人戏称“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在评奖时，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控制一样”，而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林德贝克——译者注】，瑞典中央银行经济顾问；埃里克·伦德伯格，斯德哥尔摩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贡纳尔·米达尔，学院院士及未来的获奖者。取得诺贝尔基金会的同意却十分轻松，因为基金会奖金的取得，以及额外运营费用的补充捐款，都有赖于瑞典央行。此外，该奖的确切名称是“纪念阿尔弗雷德 ·诺贝尔的瑞典中央银行经济科学奖”，为的是尽可能消除它和原有 5 个诺贝尔奖的混淆。

然而，其他一切的安排，都足以保证混淆的产生。提名、选择和奖励获奖者的程序，直接照搬且融入化学和物理诺贝尔委员会运用的程序，这两项“硬”科学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另眼相待的【根据诺贝尔的遗嘱，生理学和医学奖由瑞典卡罗林斯卡研究院，文学奖由瑞典文学院，和平奖由挪威议会选定的五人委员会颁发——译者注】。经济学奖于 1969 年首颁。在几年后的年度颁奖仪式上，瑞典皇家科学院不再称呼它的全名。与此同时，诺贝尔基金会按 5 个真正诺贝尔奖的运作，开始提供大量与该奖有关的信息细节。与此同时，该奖很少被它的创设者和资助者——瑞典中央银行所提到。诺贝尔奖的这个新设奖项，或借来的“象征性资本”（勒巴龙，2006 年）的影响臻于完美。不可否认，该奖取得了极大成功，以至于美国经济学会 1977 年停授弗朗西斯·沃克勋章（1947 年后每隔 5 年颁发）【美国经济协会仍然授予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然而，该奖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成功没有冲突，相反形成互补，因为它被保留给不到 40 岁的经济学家——译者注】。

此外，尽管大体上就含蓄的，但不容否认，这种认识从经济学职业本身得到了支持。据说在某种程度上垄断了获奖名单的芝加哥经济学派，不懈地将基于效用的同一种成本效益分析，尽可能地适用于任何一种人类选择，应用到几乎所有的社会制度。可该学派却令人惊讶地避开解释：起初为什么创设该奖，为何在去年【本文写于 2010 年】以前一直颁给男性，或为何到近年才由 3 个获奖者共享。所谓的学术期刊仅于 1985 年，由时任委员会主席的林德贝克，发表了一篇有关该奖的文章。相关出版物，要么奉上满怀尊崇的名人小传，要么普及推广获奖者的理论，共同之处都是寄予改善人类境况的厚望。

在进一步讨论前，为把该奖项视为一项稳定的，从而可被视为意识形态倾向分明但有待确定的机制提供合理证明，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人造物，不可能期待该奖永恒不变。整个评审过程取决于个人的价值判断。在考察约 3000 名候选人【根据规定，合格提名人包括科学院院士、评奖委员会委员、获奖者、瑞典、丹麦、芬兰、冰岛和挪威大学的终身教授，以及学院认为适合受邀提名的其他学者。尽管有国外学者的参与，考虑提名过程由北欧人主导，仍有强烈的诱因。——译者注】，并就入围候选人向外部专家咨询后，评审委员会起草一份报告，向皇家科学院提交建议，由科学院在全体大会上指定获奖者。目前，评审委员会有 6 名成员，任期 3 年，但并非总是如此。前两位主席，贝蒂尔·奥林和埃里克·伦德伯格任职 5 年，而林德贝克任委员会主席达 15 年之久。【林德贝克辞任主席后，有两个短期委员会，每个都只持续 2 年，分别被拉斯·沃因和贝蒂尔·纳斯兰德主持。这也许给西尔维亚·纳萨尔的说法一些信誉。他认为，自围绕约翰·纳什 1994 年经济学奖的论战以来，支配颁奖的规则已经改变。——译者注】担任主席者，有 23 届来自斯德哥尔摩大学，15 届来自斯德哥尔摩经济学派，3 届来自乌普萨拉大学。尽管委员会构成一直在变，但在颁奖标准中，无法识别出一个导致中选者类型发生了显著变化的决定性转向。例如，列昂惕夫和哈耶克，还有弗里德曼和西蒙，都是被相同的委员会选出的。无论如何，委员会主席和成员来自的学术环境，都显得同质化。因此，委员会构成虽一贯变化，在方向上缺乏可识别的特定趋势及变动，表明了经济学奖可被视为一项稳定的机制。

因此，该奖主要在日常新闻当中，受到一些无明显特色的的批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曾侄孙，彼得·诺贝尔，在过去十年里不断强调，瑞典中央银行颁奖给股市投机者，涉嫌商标侵权，完全体现不出改善人类境况的诺贝尔精神。委员会最常受到的谴责，是其意识形态偏见，主要有利于由美国人发展的新古典主义、货币主义和自由市场方法，反对非主流的、更面向社会的范式，包括由来自发展中世界的男女性学者发展的后凯恩斯主义。因此，该奖是经济学当中既有种族和性别权力结构的代表及固化。对价格和市场角度社会关系的过于专注，对新思维构成了障碍（戈什，2009）。极显然，以上这些批判，根植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该分析虽正确识别出历史上盛行的阶级剥削问题，却提供了谬误解释（霍普，1990 年）。同样，对于该奖的这类批评，就结构而言是正确的，但本质上存在缺陷。本文将证明，正如 42 次授奖致辞和新闻稿所揭示的那样，通过考察评审委员会选择获奖者的理由，确实证明了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偏见。但它所倾向的，恰恰是那些支持中央集权和反对私有财产的理论。【委员会似乎迟至 1973 年才开始出版新闻稿。鉴于在获奖者贡献的细节解释方面，这些稿件篇幅大增，瑞典皇家科学院 2000 年做出决定，开始为公众刊出带有详尽资料的短论文，为专家提供的科学评论文章作为补充。因此，新闻发布的信息内容已显著减少。——译者注】

本文证明经济学奖存在反自由市场偏见的主旨，与哈耶克起初的批评有直接关联。他于 1974 年与缪尔达尔一起获奖。哈耶克的晚宴获奖致辞，有两方面的担忧。为此，假如事先向他征询，他会毅然决然地建议不要设立该奖。哈耶克强调的唯一理由，是该奖将巨大权威授予一人，这在社会科学当中，会转化成对外行不应有的强烈影响【哈耶克认为，经济学跟自然科学不一样。一个物理学家，即使获得了物理学奖，也只能影响本专业的物理学家们。而经济学家主要会影响外行：政治家、记者、公务员和一般公众。大家都愿意听听一个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对于治理经济、甚至治理国家有什么好主意，而获奖者自己也很容易以为，自己真的是全知全能的。结果，就出现所谓“知识的僭妄”，现实世界中的很多不很合适的政策，其实都是经济学家狂妄自负的产物——译者注】。而另一理由，即忧虑评选委员会可能“会倾向于追逐科学的时髦”。按哈耶克自己的说法，这一点已经由他本人的得奖而不攻自破。然而，哈耶克的获奖，在一长串获奖名单当中，不过是第 6 届而已，而随后 36 届的奖项，颁发给 59 名经济学家【截至目前共 51 届，颁发给 84 名经济学家——译者注】，提供的经验材料足以用来重新审视：哈耶克打消这样的疑虑，即担忧该奖会在经济学中促进某些时髦，是否为时尚早？本文将证明该奖促进的时髦，特点是数理模型和计量经济学的运用，对市场过程的歪曲，以及为各种政府干预的辩护。此外，本文望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国家统制主义，即促进政府和集体财产制度，压制个人选择和私有财产制度，一直是该奖背后的动力。

2.替政府抵御批评：

数理经济学

当弗里施和丁伯根为他们的开拓性努力——把“经济学发展为一门数理阐明及定量决定的科学”而获首奖时，委员会考察了先前几十年那些标识经济学发展的研究轨迹，即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该学院特别指出，“模糊的、较‘文学化’的经济学类型，不再构成对（获奖者研究）的根本反对意见。”因此，从一开始该奖就宣布，它对那些借助语言表述的经济学家的全部科学成就毫无尊重，并决定宣扬这样的观点，即，经济科学只是数理和测量。从一开始，该奖就表现出对社会科学百年悠久传统的激进否定。它一直在两个紧密关联的领域中，推动对经济现象的崭新数理研究方法：数理形式化理论和经验研究。

2.1 经济学家工具箱中的数学工具

该奖对数理形式化理论贡献的表彰是压倒性的。希克斯和阿罗于 1972 年因通过传统微分分析及更现代的数学方法更新和拓展了一般均衡理论而得奖。次年，里昂惕夫以他生产结构当中数学和统计规划的跨部门关系投入产出模型而获殊荣。1975 年，坎托罗维奇和库普曼斯因应用线性规划方法来解决资源分配问题获奖。1983 年，该奖颁给德布鲁，以表彰他把新的分析方法即集合数学理论纳入经济理论。1988 年，阿莱斯因他对市场经济的严谨数学描述而受褒扬。1994 年、1996 年和 2005 年的奖项，颁给博弈论的理论学者，以表彰他们形式的也即数理的战略互动分析。其他许多届，尽管不是专门表彰数理经济学的进步，也明确在获奖者的贡献中，提到形式分析或经济学家工具箱中的拓展。

委员会促进形式数理分析的选择，不单纯事关方法；这对于获得殊荣的贡献，无论是对其科学内涵还是对其实质，都有重要意义。对数理根基的社会理论建设，其主要问题在于，它完全独立于及无关乎人的行动。就其本身而言，抽象的数学范畴无法解释现实世界有目的之人的行动（米塞斯，1998 年）。不同类型的行动，其实质和后果完全不能被数学手段所窥测。此外，形式数理分析实际上可能导致知识的显著损失。借助语言表述的经济学当中的许多描述，举例而言，如自愿交换和强迫转让之间的根本区别，就这样消失了。人类活动的这一维度，无法通过数理经济学来解释，博弈论是显著例子。

所谓非合作博弈论，作为颁奖给纳什的理由，业已成为这门学科的核心，确凿看来，不适合代表市场过程。毕竟，按定义，市场交换是合作性的，以尊重交换者及第三方财产为前提条件。因此，非合作行动，就意味着是孤立的也即自闭式的行动，或对私人财产的侵犯。如果博弈论有什么成就，那就是彻底淡化了这些重要区别。买家和卖家之间的竞争，被转而描述为贸易战，其分析的情形就有如在一项财产上发生了武装冲突。同样，政府强加的税收或管制规章，现有分析的情形就好像被课税者和课税者之间存在着和平交换。最终结果，不仅歪曲了社会合作，而且还失去了私有财产乃社会繁荣之本的这个关键洞察；政府事实上被合法化了，其侵犯及反私有财产的本质在被淡化【同样，所谓制度经济学的公司理论，一直在混淆一个强迫性组织比如政府与自愿性商业组织如企业的区别，混淆自愿交易与强制劳动的区别——译者注】。因此，就想要达到的科学结论而言，数理经济学并非居于中立。

关于其结论的验证过程，数理经济学面临一个根本难题：因果关系的问题。如果数学本身与因果关系范畴无关，又如何能让一个社会法则，即社会现象之间的限定因果关系成立？这里着手探讨该奖促进的数理经济学的第二个支柱，即经验研究。

2.2 经验研究和实证主义之相对主义

几乎每一届的获奖原因解释，都提到获奖者科学工作的经验基础。此外，相当数量的奖项，完全颁给计量经济学的进步，即用统计方法处理数据的领域。在 1930 年计量经济学会创始人弗里施获首奖后，1980 年克莱恩再获荣誉，以表彰他对作为预测和决策手段的经济计量宏观模型的开拓性建设以及对宏观模型的国际性传播。作为宏观计量经济学的补充，赫克曼和麦克法登的微观计量经济学在 2000 年获奖，以表彰他们对处理离散个人选择的统计工具的发展。2003 年，恩格尔和格兰杰以引入新方法来处理时间序列时变波动性和共同趋势而受表彰。1993 年，福格尔和诺思因将计量经济学方法应用于经济史而获奖。但在所有颁发给计量经济学的经济学奖当中，最有代表性的，还数颁给哈维默以表彰他阐明计量经济学概率理论基础的 1989 年度经济学奖。哈维默的获奖，代表着科学院在认识论领域的尽所能及，使得它值得特别仔细的研究。

从一开始，科学院就宣称经济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其发展基于至少两个基本的必备条件。其中之一是创造“反映现实的理论”。这些理论就是上述形式化的数学模型。其他前提条件是“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可用于量化和检测理论关系的方法”。另外，对于经济理论的检测，面临着经济关系和可用数据之间缺乏完全一致性的根本问题。由于这一事实，即“潜在的个人决策是由众多因素所影响，当描述我们的经济关系时，无法将这些因素纳入考虑。”对他辨别出来的这一问题，哈维默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他获奖的理由，也是该奖所推进的经济科学的特点，包含着用概率术语对于经济理论的重新阐述。学院得出结论，认为“数理统计当中运用的方法，从而能适用于从随机抽样的经验观察中得出的关于潜在关系的严格结论。”

即便没有这样称呼，该奖也因此促进了实证主义。它在事实上拒绝了借助简单逻辑及我们对人的行动的目的论理解达到普遍有效的经济规律的可能性。它坚持认为在社会科学当中的知识，要通过运用于自然科学的相同方法来获得。此种办法对于经济学的涵义之一，就是研究成果的相对主义，由于从其他个人或其他时间得到的另一组随机抽样数据，能证实不同的（假如不是相反的）理论关系。这一点，实际上被好几届获奖成果互相矛盾的结论所揭示。1993 年福格尔和诺思获奖原因之一，是他们发现统计显示：技术变革对提高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来讲是非必要的。这与索洛 1987 年的得奖理由直接矛盾——索洛在经济增长理论的经验研究中发现，经济增长有 2/3 要归功于技术变革。同样，2004 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获奖，是因为他们“证明了在供给侧的冲击可能有深远的影响。在他们的商业周期模型当中，技术发展速度的真实波动带来 GDP、消费、投资和工作时间的共同变化，与对实际数据的观测贴近。”这当然严格对立于由需求端冲击引起商业周期的观点，这是 1976 年获奖者弗里德曼，1977 年获奖者俄林和米德，以及 1999 年获奖者蒙代尔等人关于稳定政策研究工作的基础。

但这些矛盾，作为数理经济学相对主义的必然涵义，似乎并没让委员会感觉困扰。这种相对主义，甚至被用来质疑某些挑剔政府政策之方法的有效性。因此，当 1982 年授奖给斯蒂格勒时，特别表彰了他关于政府正在设计的经济立法有利于特殊群体利益的经验研究，学院认定“这个假说的有效程度仍然未知。”当然，这样也就明确否定了关于政府管制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命题结论，乃至对政府进行逻辑批评的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一直以来，瑞典科学院通过推动时髦的数理经济学类型，制造了让政府免受批评的理由。此外，科学院通过它挑选的经济学贡献的具体内容，更积极地肯定政府干预。

3.支持政府政策的

正面理由：有缺陷的市场

就其内容而言，受表彰的理论覆盖了经济学科极广的范围，其中包涵一般均衡理论、社会选择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公司理论、货币理论、国际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金融学。绝大多数获奖贡献，尽管从属于科学研究的不同领域，从而提出各异的问题，但都有两个共同的基本观点，这将在接下来的两小节当中，分别加以解决。根据第一类观点，市场过程是低效的。根据第二类观点，这种低效市场过程的失败需要加以纠正，而政府政策是有效力的，切合于实现这一目标。

3.1 市场过程的低效率

表面上，委员会对亚当·斯密的市场过程带来自发协调的论证，予以应有的赞扬。所有给予一般均衡理论贡献的荣誉，与斯密建立起这样一种积极联系。然而，当中有一个细微差别。

委员会认为，斯密看不见的手，只在一些理想条件下才能正常运行。真实世界充满缺陷，这是市场低效的根源。这种观点在 1983 年授奖给德布鲁时得到阐述。委员会表彰德布鲁“确立了保证价格机制带来资源有效利用的条件”，但很快澄清，“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建议自由放任”，因为“评估这些条件在实际经济体系中实现的程度仍然是经验未决的任务。”相当数量的奖金颁给那些为所谓市场缺陷提供理论解释的济学家。

早在 1972 年，阿罗特别因证明了“在投入研发与投资的真实资本之间的资源分配当中，存在着通往内在最优的普遍倾向”而获奖。1982 年，斯蒂格勒的获奖原因是确立了信息经济学的领域，解释了价格刚性，“为失业和通货膨胀最终起源的当前研究提供了重要起点”。1996 年表彰了莫里斯和维克瑞，因为他们展示了不完全信息可能暗示了资源的社会低效分配，因为交易各方中的一方，策略性地利用了信息优势。2001 年，阿克洛夫获奖在于延伸了这一观点：由于信息不对称能够阻止互惠互利交易于未然，则实际上市场甚至无法形成。解决这类问题，可能存在自发机制，但本身代价高昂，这再次意味着资源的自由市场分配，在某种程度上是低效的。2007 年，赫维茨、马斯金与迈尔森获奖，正因为他们对机制设计的贡献，为防止交易的彻底失败或“对他人和环境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以机制设计论而闻名。科斯 1991 年因交易成本获奖，也意味着委员会评估，在某些情况下，资源的行政管理比依赖于价格机制的资源分配更加有效。2010 年表彰戴蒙德、莫滕森和皮萨里德斯专注于“搜寻摩擦市场”的研究范式，即匹配“市场”的缺乏，阻止了双方发生互惠交易。【2016 年哈特和霍姆斯特罗姆获奖理由之一是对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发展。然而，该理论以不完全或非对称信息理论为基础，一如既往地从其数理分析模型中，剥离了企业家这个关键灵魂，忽视了市场过程及其中企业家的关键作用，使整个分析显得脱离实际、空洞无物。2019 年艾丝特·杜芙若等人的获奖理由是“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这种微观局部的实验到底有多大意义？从他们关于穷人脱贫最好是当公务员的建议，就知道这样的实验有多么贫乏和荒谬。——译者注】

简言之，有足够多市场失败学说的理论贡献获得该奖。而对于政府失败或市场成功的研究，委员会的赞赏却没有达到类似的程度。因此，当列举科斯的贡献时，委员会简单地忽略不提获奖者对市场提供公共产品能力的研究（科斯，1974）。在布坎南对政治进程的分析当中，对于政府有能力处理市场失灵问题这个观点，发现了也许最有力的批判。然而布坎南公共选择分析的本质是什么？这样的税收和再分配的政治过程，竟然是基于互惠互利及自愿协议从而与经济过程形成互补，而非在结构迥异于经济过程。事实上，对政府本质及其政策后果的深入分析从未获奖。的确，如果这样颁奖，将违背委员会对宏观经济管理理论贡献的颂扬。

3.2 宏观经济管理的效率

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最简单维度是稳定政策。政府遵循一项稳定政策，是为了在一个周期当中，给经济活动的波动削峰填谷。其重点是要达到生产资源特别是劳动力的充分就业目标。稳定政策的观念及其总量分析，继承了所谓的凯恩斯革命。委员会对稳定政策效率问题显现出模糊立场。

1976 年弗里德曼得获殊荣，是因为他把经济系统对政策刺激的反应中货币及不可预知时滞的重要性，带入到关于稳定政策的讨论。弗里德曼的主要理论结论是，唯有通过不断上升的通胀率，才能控制失业率的下降。鉴于此，他的政策建议是，货币供应量应以一种恒定速度增长。1999 年表彰蒙代尔把对外贸易关系和资本流动集合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分析。根据蒙代尔的意见，稳定政策的效率，甚至成为单一货币地理区最优规模的主要决定因素。弗里德曼和蒙代尔的获奖，不应被理解为，且肯定不像该学院所介绍的那样，是对赤字政府开支可以稳定经济的原始凯恩斯主义观点的批判。相反，这些获奖理论，接受了凯恩斯主义方法的本质，并试图让稳定政策更加有效，同时考虑凯恩斯忽视的其他因素。

委员会几年后采取了明显不同的立场，2004 年授奖给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时，明确承认这种导致滞涨的凯恩斯主义反周期政策的失败。学院给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荣誉，是因为他们把预期整合到稳定政策的分析中，也因为其展示了“社会可以从先前对经济政策的承诺中获得好处。”同样，2006 年表彰了菲尔普斯在宏观经济政策的跨期权衡分析，即未来政策举措的成功与否，通过个人预期，取决于先前的政策行动。然而，把预期整合到分析当中，对经济政策评估的影响非常有限。孤立及相机行事的政策行动可能是低效的这个认识，并没有从一开始导致委员会拒绝稳定政策。相反，它进一步认为，在不同时期的政策行动应该得到协调，而这种跨期一致性继而导致了有保障的效率。这似乎是一个批判，但实际上是对稳定政策的复兴，源于委员会最后于 1995 年认可的针对宏观经济模型的所谓卢卡斯批判。

卢卡斯 1995 年获得荣誉的理性预期假说，实际上在 1981 年就被委员会含蓄地拒绝了，当托宾，尤其因为他在反驳理性预期假设中提出工资粘性而获得荣誉。这不排除科学院愈来愈清楚，理性预期是一个通用假设，可以融入甚至加强凯恩斯模型之后，才决定奖励卢卡斯。卢卡斯批判指出，由于个人可以正确预期政策行动的结果，因此相应改变自己的行为，宏观经济模型假设的用于政策制定本身的结构关系，就可能不成立。该批判至少出于两个原因，表现得相对较为薄弱。首先，它忽略了这个关键点，即经济政策必须受人的行动这个实在当中隐含的经济规律的制约。事实上，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经济关系取决于政策制定者的意志，则经济科学将毫无意义可言。其次，因为不采用这种本质主义的方法，卢卡斯批判完全集中在如何构建形式模型，以及使用哪种计量经济学方法的技术问题，以将某种具体形式的预期置入模型当中。最终结果不是批判，而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塑。

稳定政策只是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一个维度。其中一个更抽象但至关重要的方面，是所谓福利或社会选择理论。简言之，社会选择理论研究集体行动及创设某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个人选择可被视为社会最优，也即促进了社会福利。社会选择理论为各国政府采取的各项政策行动提供了基本理由，稳定政策只是其中一个子集。因此，讨论委员会对福利理论的意见是很重要的。

对任何一位边际主义学者而言，社会选择理论是一种智力失常。如果个人福利，无论何时何地，都无法在任何意义上进行比较，何以能够想象社会福利这样的概念？1972 年委员会就这个方向的批判奖励了阿罗，不过其轻描淡写是显而易见的。阿罗表明，如果个人偏好被假定为具有许多数学上确定的性质，则社会选择必须由一个单一意志实施并强加给社会，倘若社会偏好像个人偏好那样具有相同的数学性质。换言之，阿罗之获奖，在于他表明了独裁的中央计划是与数学描述的一般均衡理论最为兼容的决策过程。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早期经济学奖对苏联寄予很多同情。1971 年，当给库兹涅茨颁奖时，该委员会祝贺了苏联的经济表现：“日本，在二十年内人均产量增长六倍，西德、苏联自战后以来确立了明显的领先优势。”1975 年，康托罗维奇获奖，以表彰他对苏联经济辩论的影响。委员会当时以赞赏的态度，报告了苏联数理学派的发现，即中央计划技术的成功改革，需要“包括唯一利率之价格体系的合理构建。”事实上，早期的经济学奖，一直都在关注中央计划的可能性及其技术。这种意识形态倾向，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来自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米塞斯没有获奖，反而是哈耶克——他对社会计划的批判明显没有那么激进——获得了荣誉。【霍普指出，一直有人猜测为什么对哈耶克的承认来得这么晚，一个高度合理的解释是，如果奖项是为米塞斯-哈耶克对商业周期理论的发展而授予，那么只要两人同时活着，就不能光授给哈耶克而不授给米塞斯。然而，米塞斯是政府纸币和中央银行的终生对手和古典金本位的支持者，而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奖金是瑞典中央银行“捐助”的。米塞斯可以说是最不受“捐助者”喜爱的人物。唯有当米塞斯 1973 年去世后，才更容易把奖颁哈耶克。与他“不妥协的”导师相比，哈耶克表现出自己有灵活妥协的充分意愿。——译者注】其实，从委员会的措辞：“他（哈耶克）在他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基本困难的审视当中发展了新方法，并研究通过分权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实现有效结果的可能性。”人们不禁要问，哈耶克是否是因为批判理性中央计划的可能性，或者因为这个方向的贡献而获奖。委员会给予阿罗社会选择理论成果的殊荣，也必须在这种倾向于中央计划的背景下，才能有准确的看待和解释。

尽管在现实面前，中央计划已经名誉扫地，委员会并未在集体主义的失败当中，看到建基于个人偏好加总之社会选择理论的经验反驳。1998 年，委员会甚至还因为个人偏好之间的合理比较研究而奖励了森。这些合理比较，忽视了阿罗的批判，为重新从各个个人的加总当中，特别是通过民主政治进程构建社会偏好，提供了理论基础。那么从国别比较的角度，福利指标就能得到构造。再次，对于边际主义学者而言，森以显然以矛盾于主观偏好的概念为理由，恢复了福利理论，从而被阿罗的批判所击中。可是，究竟在哪一种客观的、中立于个人偏好的基础上，一个人可以考虑某些效用比较是合理一致的，而其他效用比较则非如此？委员会祝贺森“在（你对）社会选择、福利测量和贫困的研究中应用了一致的方法。”问题的核心是完全不同的，即森的研究，在整体上与人的行动理论，在具体方面与主观效用理论是不相一致的。不过，无论森研究工作的科学有效性是什么，都不可否认，他的结论提供了一个显然受委员会欢迎的支持民选政府奉行政策的智识理由。

4.结论：诺贝尔经济学奖

是否促进了真理？

本文试图表明，委员会通过对经济学获奖者的选择所促进的科学努力，是尽可能削弱市场过程的重要性，助长政府地位的提升。此外，还应该注意委员会使用的一些其他措辞，再一次揭示了反市场且倾向政府的明显偏见。当提及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的贡献，委员会只是指出：“他的商业周期理论以及他对货币与信贷政策影响的概念，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和热烈的讨论。当时，他试图较通常而言更深入地洞察商业周期的机制。”这些精心选择的表达，让人搞不清，委员会到底认为哈耶克的努力是成功还是失败？然而就在次年，当资源优化配置理论贡献被授予殊荣时，委员会明确指出坎托罗维奇和库普曼“已经达到高度显著的成效。”此外，观察以下差异， 1979 年给刘易斯荣誉时，委员会声明，他“因两个解释模型而闻名，其以天才的简明，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及不尽人意发展步伐的决定因素当中，识别出贫困的根源”。实质上，刘易斯“天才之处”在于，证明了贫困源自市场过程内部市场参与者生产力的差异，且理所当然地忽视了贫困与政府政策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另一例证也顺便一提，蒙代尔的研究议程，显著受他 1961-1963 年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被赋予了准预言的状态：“你提出的问题，预测了货币安排和资本市场的重要变化，几乎有预言家的先见之明。”至于倾向政府论调的其他证据，可参考 1990 年颁给米勒和夏普，以及 1997 年颁给默顿和斯科尔斯经济学奖的那两届。金融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存在无风险资产。尽管这个假设非常值得怀疑，委员会两次都不忘提到无风险资产确实存在，实际上就是政府公债。【即便那些被誉为自由市场人士而向公众展示者，大多也不过是隐性的中央计划者，比如詹姆斯·布坎南提倡 100％继承税，却被誉为自由市场人士，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不可兑换纸币奋斗一生，也一直被当成自由市场人士。——译者注】

对于自诩为科学的一个奖项而言，这样一种倾向于政府和反市场的偏见导致的最根本问题，是它与真理之间的关系。科学研究的唯一目标，应该是新知识的发现，要么是通过纠正过去的错误，要么通过先前未知真理的发现。然而，真理似乎没有成为经济学委员会关心的问题。

在他关于诺贝尔奖的文章中，林德贝克总结了委员会选择获奖者的标准，乃出于以下方式：“显然，这个奖的颁发机构，试图支持‘建设性’的贡献，而不是‘破坏性’的贡献，‘破坏性’意味着提出茫然不知去向的批评。鼓励那些提供“肩膀”以便其他学者可以站立在上面，因而能够爬得更高的努力，而不鼓励那些试图表明‘别人’是错误的，或这个世界太复杂，简单而连贯的分析结构从而是无用的努力。看起来没有推进研究的争议，即便是有功底的，也不配受到尊重。”

这一评论表明了，评奖委员会的实际目标，是根据数学的时髦来促进有技巧的研究，而无论其是否有效。随后发生的对真理的忽视，本质上反映了委员会对国家统制经济议程的赞同及维护。

多一人学习经济学，繁荣就多一分保障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