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城
作者简介：阿城，原名钟阿城，1949年出生于北京，祖籍重庆市江津区，中国内地作家、编剧。1984年，开始发表文字，以小说《棋王》著名。其他陆续有剧本、杂文、评论等；1985年，担任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驻校作家；1992年，获意大利NONINO国际文学奖，同年５月，任意大利威尼斯驻市作家；1995年，香港科技大学驻校艺术家；2000年，台北驻市作家；2005年，第62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评委；2006年，为《刘小东新作：多米诺》制做图片记录和纪录片；2008年5月，获邀为韩国全州国际电影节大师课程的教授者；于2008年9月，任第11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2014年6月，出版《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获选中国书业年度图书。
为什么有这样的东西？和中国文明发生的关系在哪儿？中国人很早开始叫自耕农。自耕农，我们老觉得好像都是农场、都在一起干活，不是的。以前有井田制——劳作、农作的井田制。
什么是井田？为什么要划分成这样的？“井”字其他的这几块是私田，这些私田是自耕农，但他们要耕种当中的这块公田。对此，《诗经》里明确说，公田那儿下雨了（“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表达清楚。公田是用于公共事务、往上交税。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一个自耕农社会。自耕农曾经在巫教时代就存在，在孔子的时代（公元前五百年）觉悟了——他有自己的土地，这个土地可以买卖。
他发现有自己的财产，这个财产不可侵犯时，就会有“我”的概念，没有“我”的概念，则社会不可能进步。“我”这个概念，有人说是很自私的一种东西，没有“公”的概念。不是，人家有公田，有公有私时，这个区别已经出现了。
巴金抨击旧式家庭、旧式家族时，他应该明白宗祠的宗姓里有公田的概念，我们都姓李，都来种豆，每家都有自己的田，但有一块是公祠的田，种的这块田交给祠堂，祠堂拿它来做社会保险。
什么叫社会保险？李姓的人得了大病，个人完全负担不起，医药方面负担不起，就从这里面拿出来由大家评议给他补助，帮他渡过难关。还有老爷子死掉了，寡母孤儿需要救助，也是从公田里面资助。
姓李的宗法圈子里，有一个人特别聪明，念书不费力，这个族长就召集各家商议，说送李家的二小子去读书，但是寡母拿不出钱来，就从宗祠里拿出这部分钱，就去了清华、北大，然后去了美国读博士，最后这个人一定会回来，因为他知道他怎么上的学，是公田宗族养他的，因此他会回来，回来不一定报效祖国，但是报效宗祠。他的感恩非常具体，国家太大时，感恩不具体就这么划过去了。
我们早期那么多在外读书的人会回来，与宗亲制度有关系。抗战的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回来？也跟这个东西有关系。因此宗祠那时候代替的是社稷的概念。
我们现在在微信上、微博上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其实我们失去了一个词——社稷。以前的人是“我爱社稷”。社稷是什么意思？有祭祀，有这一片土地的粮食养活你，有神有土地，生你、养你的这一小块土地叫社稷。
“社稷”的概念现在基本上没有了，有的是非常庞大的党，没有具体的“家乡”。
“家乡”在以前就是我的社稷在那儿，宗祠每年过年祭祖宗事务非常具体，我知道这是我的地方，我是这里的子孙，我姓这个姓，你说我爱这个、忠于这个，就找到了具体的连接。扩大的时候，就是儒家说的“天下”。
爱一个东西要非常具体。反过来说，中国世俗充斥其间，这个世俗有效地抵抗了绝对权威，动力比较实在，宗祠文化现在基本没有了，安徽老宅子是宗祠，是大家种公田一点一点盖起来的，但是那个也被卖掉了，等于把祖宗也卖掉了。
当时我写文章用笔名，不能加“钟”，我姓钟，就把名拿出来，名是自己的，姓是传下来的，我发表《棋王》，作者如果是“钟阿城”的话，以前人们会说，因为你卖祖宗，出书会给你稿费，会赚钱，你加了“钟”，所以要把祖宗这个名去掉。我个人为了谋个生路，发表作品，不能干卖祖宗的事。这些都是一些不成文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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