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令货币如何使牛肉更昂贵
——一个有待证实的猜想
文丨克里斯托弗 ·汉森
>>Kristoffer Mousten Hansen <<
译 禅心云起 编：瑞秋的春天
5月份，我在《自由至上论研究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金本位制的文章。我在文中提出，废除金本位制导致了消费模式的转变，特别是引起了牛肉消费下降。知名经济学家乔治·塞尔金（George Selgin）很友好地表示，这个论点很新颖。事实上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是略微暗示了法定货币和变化的消费模式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没有解释起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因此，我认为这篇论文值得重述和扩展。
二十世纪食品
消费模式的转变
肉类消费变化是全球性现象，但就本文目的而言，我还是把重点放在了美国，尽管相同的肇因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在起作用，而且可能性更大。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处（ERS）汇编并公布了关于食物供应的丰富数据，也就是说，美国消费者可以获得多少各类食物。各式各样肉类彼此之间是部分替代品，其他食品当然也如此；但一般而言，人们会认为牛肉、猪肉和禽肉（前三种肉类）是最接近的替代品，这似乎是个合理假设。只有在极端情况下，人们才会考虑用（比如说）大豆来代替美味的牛肉。
ERS肉类数据集涵盖了1909-2019年期间以人均磅数衡量的可获取性。1909年，人均可获得51.1磅牛肉、41.2磅猪肉和10.4磅鸡肉，所有肉类合起来，人均总量为102.7磅。2019年，这些数字分别为55.4磅、48.8磅和67.0磅，所有肉类合起来，人均总量为171.2磅。虽然肉类消费上升了，但饮食构成却发生了巨变。如果我们加上小牛肉和美味的羊肉，这种变化就更明显了：在1909年，这两种肉是次要组成部分，分别为人均5磅和4.4磅；可到了2019年，就几乎从食谱中消失了。
下图索引为本世纪以来肉类供应构成的变化（1971年=100）。如读者所见，大约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开始，鸡肉供应量稳步急剧上升，而牛肉供应量增加在1976年达到顶峰后，稳步回落到1909年水平。直到1970年左右，所有肉类供应量都一直在增加，此后却停滞不前了。
肉类供应：牛肉（Beef）、鸡肉（Chicken）、所有主要肉类（All Leading Meat）
如果我们观察长期以来各种食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就会出现类似的情况。自20世纪中期以来，牛肉价格一直在上涨，而其他肉类的价格则在下跌。
牛肉（Beef）和猪肉（Pork）价格
不幸的是，家禽价格没有在数据集中列出。然而，我们可以通过查看谷物价格来近似地估算，因为这是饲养鸡肉的主要投入。
大麦（Barley）和玉米（corn）价格
我在这里选择了大麦和玉米价格，但这并不重要，所有谷物的价格走势都差不多。尽管在70年代有些波动，自本世纪中叶以来，谷物价格早已下降，如今已经远远低于几十年前的水平。牛肉价格则相反趋势，上升幅度较大，2020年的牛肉价格大约是1900年或1850年水平的两倍。如果我们考虑牛肉的相对价格，那还要高得多，所以我们不该惊讶于肉类消费已经转移到了更便宜的替代品：猪肉、（特别是）鸡肉。很明显，现代食品生产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食品生产变化的货币因素
上面介绍的价格数据本身可能提醒了，这种变化源自于货币秩序。直到20世纪第2个10年，价格总体上还相当稳定。虽然每年都有波动，但没有出现后来的那种长期变化。这与健全货币时代相吻合，当时货币是一种商品（白银或从1870年起几乎仅仅是黄金），必须像其他任何商品一样生产：如果你想要更多钱，你必须付出其他财货来换取。无论你选择通过生产其他财货，还是将自己的劳动和资本投资于金矿，这都无关紧要，最终经济成果都一样。
众所周知，随着1914年金本位制遭到破坏和世界大战后引入了日益膨胀的货币体系，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然而，通胀本身并不能解释食品生产模式的变化。毕竟，通胀会导致财富重新分配、短期混乱和不当投资，但从长远来看，它导致所有商品价格上升。由于我们经历的情况是：鸡肉相对于（尤其是）牛肉供应更丰富、价格更便宜，单纯地假设通胀并不能解释任何问题。
另一种设想这种变化的方式是，相对于牛肉，谷物和鸡肉生产呈现出生产率提升和成本降低的趋势。单纯通胀是一种需求端现象——用弗里德曼主义者的话说，就是更多的钱追逐更少的商品——从供应端来看，似乎排除了货币因素的可能性。然而，正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明确解释的那样，在现代法币体系中，货币创造与信贷扩张密切相关。虽然在金本位制下，信贷扩张是可能的，但几年后黄金赎回的需求，就不可避免地对这一过程予以制动，从而确保信贷扩张始终被控制在狭窄范围内。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货币体系中，这种制动机制基本上消失了。银行现在有了更广阔的信贷扩张空间，因为中央银行随时准备在需要时向银行提供储备，并在不可避免的（但如今被久久拖延的）破产到来时给银行纾困。银行不再是信贷中介，而是创造出用于出借的货币，因此可以持续收取低于自然利率的利息。不同于表面情况，银行的利润不再来自于信贷中介，而来自于货币创造。
这必然导致投资模式转变，因为银行信贷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一些资本来源，如现金储蓄，现在由于该系统固有的通胀性质而变得几乎不可能；而且股权融资一般不受鼓励，因为低利率银行贷款更具吸引力。不仅资本来源发生了变化，而且投资种类也发生了变化：企业变得更“资本化”；他们投资于资本财货和新的生产过程，以提高工厂实际生产力。而当前生产力的提高是以牺牲（原本可能更有价值、更有生产力的）长期计划为代价的。
这在农业中也是如此，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农业物质生产力大幅提高就是明证。然而，就牛和牛肉生产而言，这种生产力提高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头牛需要最小面积的一定土地来生存；它需要以草为基础的饮食，而这又需要大面积牧场和干草场等等。虽然有可能用其他饲料补充，当然也有可能改进粗放耕种方式的生产力，但与猪肉、鸡肉和其他商品生产的发展相比，这种可能性就相形见绌了。以前可以用来饲养牛群或生产某个数量谷物的土地，经过10年或20年的时间，可以用来饲养同样规模的牛群，也可以用来生产两三倍数量的谷物。因此，养牛的机会成本在不断增加。
从更狭义角度来看家禽和猪肉生产，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由于银行推动的投资而导致的生产力巨大提升。新的生产方法和对现代工厂的投资，已经驯服了猪仔和鸡仔的自然生命周期，使它们几乎完全处于人类控制之下，为大规模生产开辟了道路。至少到目前为止，这在养牛的情形下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尽管关于饲养场的故事被大肆炒作，但现代化工厂化农场只有在涉及猪肉和家禽生产时才是真实的。这些企业和工厂有更广泛的投资空间，银行愿意为其提供资金，因此它们将继续扩大并提高相对于牛肉生产的生产力。
结论
一旦我们认识到现代金融体系中信贷扩张和货币生产之间的密切联系，我们就可以看到法令货币和特权银行对经济秩序的扭曲有多么深刻。银行通过发放贷款获得铸币税——从货币创造的利润，因此可以胜过其他融资渠道，无论是人们的个人储蓄还是独立贷款人。因此，信贷集中在信贷扩张的银行系统中，投资决策由该系统的短期逻辑所摆布。改变饮食习惯只是扭曲的一个后果，尽管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无意冒犯塞尔金先生，调查过这个后果。
由于投资涌入谷物、猪肉和家禽的生产，这些领域的生产力比牛肉生产的生产力增长得更快，这些食品的供应增加了，而它们的价格相对于牛肉供应和价格下降了。人们的食品预算通常是相当固定的，这意味着即使收入增加，额外收入也会用于购买其他消费品而不是食品，这是一个被称为恩格尔法则（Engel’s law）的推论。【注：恩格尔法则实际上是边际效用递减定律的必然结果，这一点由意大利经济学家保罗·莱昂（Paolo Leon）在1967年首次提出，我在论文中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牛肉越来越成为一种奢侈品，只有富裕阶层才会经常食用。工薪阶层和中下阶层人士仅在特殊场合才会享用牛肉。如果金本位制延续下来，这种生产模式和饮食的扭曲可能就不会发生。那时，我们可能不得不在没有肯德基和福来鸡的情况下生活，但话说回来，这些快餐鸡肉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当一个人只能靠吃鸡肉（肉类中的花椰菜）来维持生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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