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关于全球芯片短缺的消息反复见诸报端,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这一波芯片短缺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超级大国之间的冲突、企业集中化以及产业政策等方面的原因,从汽车厂商到虚拟货币挖矿商在内的方方面面的企业都受到了影响。
但这次芯片短缺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得以管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下一步走向。
在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浪潮中,一条异常高效但同时也异常脆弱的全球供应链也随之建立起来。目前有很多人认为,这一次的全球性芯片短缺,正是全球供应链问题的一次集中暴露。除芯片外,疫情以来口罩和呼吸机的短缺,也引起了人们对全球供应链“韧性”的高度关注。很多人强调,我们应更加重视自力更生,而不是各国相互依赖;推进经济多元化而非集中化;要保持一定冗余度,而不是一味强调效率优先。
不过,“供应链韧性论”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就是政府行为,特别是新旧两届美国政府的一连串行动。首先是特朗普抬高了几乎所有中国产品(包括半导体)的进口关税。然后,特朗普政府还试图禁止美国生产乃至设计的半导体产品出口至中国。而这些政策有相当一部分也被拜登政府所继承。

《全球化的六面》一书的作者安西娅·罗伯茨和尼古拉斯·兰普认为,当前全球性的芯片短缺或将成为经济全球化未来走向的风向标。图片来源:CHRIS RATCLIFFE—BLOOMBERG/GETTY IMAGES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竞争性叙事
除了供应链的“韧性”出了问题,还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首先是保护主义。在特朗普的世界观中,贸易与就业是一场零和游戏。而在他看来,中国等国使用了补贴和货币贬值等的做法,“窃取”了构成美国蓝领社会基石的大量所谓优质的制造业岗位。而关税就是特朗普试图夺回这些就业岗位的首选工具。
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对半导体等重要商品加征关税会起反效果。自特朗普加征关税以来,从中国进口的半导体商品被直接腰斩,而这一部分缺口既无法通过其他国家补上,也无法通过美国的国内生产弥补。然而目前,特朗普式的保护主义政策仍在拜登政府中大行其道,比如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关税仍未取消,而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最近也证实,美国的多项对华关税仍然有效。
其次,是美国害怕中国将不可阻挡地取得对美科技优势。为了拖缓这一进程,美国政府采取了越来越激进的措施,包括限制出口和“长臂管辖”,以确保美国制造和设计的芯片不会落入中国的顶尖科技企业手中。这些措施无法用“就业至上”的保护主义观点来解释。对此,他们采用了基于国家安全的“地缘经济”叙事,强调更广泛的中美经济、科技和军事霸权竞争。
那么,这三种叙事——供应链韧性、保护主义、大国竞争,有没有重合点呢?重合之处就是国家更高程度的自力更生。
因此,不光是美国,就连欧洲和中国也在对本土的半导体产业进行大规模投资。不管你是否担心供应链的问题,是否对高薪的就业岗位有兴趣,也不管你是否担心中美战略竞争问题,强调更高程度的自力更生总是有意义的。
不过,这次芯片短缺之争也突显了这三种叙事之间的差异。一是愿不愿意与盟友分享战利品。但是满脑子保护主义的特朗普政府对与盟友合作,确保半导体产品的可靠供应并没有什么兴趣。在美国政府官员看来,从欧洲、墨西哥或者越南进口,与从中国进口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在他们眼中,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就业岗位,而进口就会危及这些岗位,不管它们是从哪个国家进口的。
相比之下,“供应链韧性叙事”和“地缘经济叙事”的重合点,则在于二者都支持通过“盟友合作”,促进供应链的多元化——不过这仍与保护主义者背道而驰,因为保护主义者只关注国内制造业的就业。但是在“盟友合作”的支持者看来,这一招可以促进盟国间的产业多元化,从而实现大家的主要政策目标——既确保了供应链的安全,也减少了对战略竞争对手的依赖,而且相比之下更具成本效益。
与特朗普相比,拜登政府显然更重视盟友合作。据报道,美国已经与日本、韩国和欧盟就一项新的半导体战略合作达成协议。不过拜登政府的政策貌似是一种“升级版的保护主义”,因为它涉及了保护主义、供应链韧性和地缘经济等各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那么,这些因素是否会使美国的政策转向呢?
展望未来
虽然“供应链韧性”与“地缘经济”叙事存在不少重合之处,但它们也在一个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我们是只关心供应链的韧性问题,还是我们也关心对战略竞争对手的依赖问题?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允许中国和西方的生产商都是同一条供应链上的一部分吗?
如果主要决定因素是提高供应链的韧性,那么“中西合璧”的供应链显然有助于解决芯片短缺问题。但如果是战略竞争占据了主导,那么我们将会看到,中国与西方将搞出两条平行的供应链。
很显然,美国目前把重点放在了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上,并且谋求与中国进行一定的技术脱钩——这一点从最近美国主导的半导体供应链安全四方合作上就能看出来。但接下来,西方将会发生什么?
尽管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宣布将合作促进全球供应链的再平衡,但这已经是《欧洲芯片法案》宣布之后的事了。《欧洲芯片法案》明确表示,供应链的稳定意味着欧洲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中美两大国。欧洲或许将中国视为一个“系统性竞争对手”,但它似乎也不确定,美国是否总是有能力和有意愿在欧洲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 
现在人人都在讨论全球化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改变,但是如果不解决这些大国竞争问题,我们也无法理解它到底将朝哪个方向改变。全球化的未来走向,将取决于保护主义、供应链韧性和地缘经济叙事的相互角力。而各国包括各国企业将如何解决芯片短缺问题,或将成为我们观察全球化未来走向的一个风向标。(财富中文网)
本文作者Anthea Roberts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监管与全球治理学院教授,著有《国际法是国际的吗?》等获奖作品。另一作者Nicolas Lamp是安大略省皇后大学的法学院副教授。 他们也是《全球化的六面:谁赢谁输为什么重要》(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的作者。
译者:朴成奎

作者:ANTHEA ROBERTS,NICOLAS L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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