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今年大学毕业,我和儿子分别赶去英国参加了101号的毕业典礼。
这所近千年历史的名校很奇怪,没有一个统一的毕业典礼的日子,据女儿说她如果迟登记半个小时,毕业典礼就要等到11月了。
我知道的一个硅谷的孩子由于是加州的半夜,错过了第一时间登记,而他的同学们大都报上了10月份的毕业典礼,他最后取消了出席11月毕业典礼的计划,改为缺席毕业。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是个遗憾,因为那孩子的父亲是我所在的专业领域的大牛,拥有多个美国名校的学位。两年多前,他读了我写的牛津酒吧的小文,曾和我约定一起去牛津喝酒。现在孩子们都毕业了,这事只能是个美好的愿望了。
毕业典礼按传统在谢尔登大礼堂(Sheldonian Theater)举行,这座礼堂一次只能容纳几百位毕业生外加观礼的家人亲友(每位毕业生只能邀请两人),因此毕业典礼不得不分很多批,因而造成了911月毕业典礼季的现象。由于去年的毕业典礼因疫情被取消,去年与今年的毕业生可以一起参加毕业典礼,更使今年的毕业典礼参加者众。

那几天,我们每次路过礼堂都能听到典礼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和掌声。近千年来,这所大学从来没有想到改改规矩,租个大体育场一次性地举办一场盛大的毕业典礼,非要少量多次地按古老传统行事,英国的保守可见一斑,也可见他们对传统的尊崇和骄傲。也因此,每个毕业生都能够自豪地与该所大学历年来最杰出的毕业生有直接的感应:就是几个世纪以来,在同一个礼堂曾经走过大量的对世界和人类有重大影响的、载入史册的响当当的名人。
国际著名艺术家LukeJerram202011月被测出新冠阳性,在康复过程中,他受牛津-阿利斯康疫苗成功研制的激励,创作了这件疫苗的纳米粒子水晶艺术品。现存牛津科学历史博物馆。
我和儿子正装坐在观礼台上(象体育馆的看台),毕业生们坐在下面的池中。我向人群里的女儿招手,她居然看见了,也向我招手。
毕业典礼全程用拉丁文,叽里呱啦的没人能听得懂。明明是一门死了的书面语言,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坚持这样做。我和儿子只好互相提醒,按照手里的议程连蒙带猜地跟着进度。
学位也不是通常的理学士、工学士、文学士,或者硕士、博士,而是分得很细。宣布每一类学位时,毕业生都鱼贯上前,向三位德高望重的校方教授和领导鞠躬,对方于是也脱帽回礼。有时上来的只是一位学生(有些小科目如艺术史等),也行礼如仪。然后学生退场,回来后已在脖间披上了颜色不等的授带(不同学位颜色不同)。学生再次鞠躬,教授和领导也再次脱帽回礼。教授和领导全程脱帽次数不计其数,想想他们要参加多场典礼,要脱帽几百次都不止吧。
过程中没有看到毕业生戴上学位帽,据女儿事后补述,他们是在回场之前在外面有了这个戴帽程序的。全场没有美国大学毕业典礼必有的邀请名人演讲的节目,临结束时儿子还对此颇有讥评。这也可以理解,这种多场典礼的安排,如何邀请名人演讲?
仪式结束后,我们在各处景点拍了许多照片,当然也少不了一定要去的毕业打卡地、位于HertfordCollege的叹息桥(威尼斯和剑桥也各有一座)。不同于其它两座,此桥是跨接陆地的桥,里面刻有一个名单,是某百年纪念时该学院从此处行至威尼斯叹息桥的学生名单。应女儿要求,我抓拍了她在这座桥前抛帽的瞬间。

到处都是风华正茂的学生,穿戴着学位袍,或穿行或拍照于古老典雅的建筑之间。一时才觉得自己老了,当年的青葱和苦涩岁月恍惚就是一瞬间的事。想起我刚大学毕业时,一位长者看着我,眼中充满仁慈,口中无限感慨,向我吐露出与我现在一模一样的心境,并且在我的笔记本里写下了下面一段话:
木欣欣以向荣
泉涓涓而始流
羡万物之得时
感吾生之行休
这段话和我的笔记本一直保存到现在,只是多少年来,我不曾有过吾生行休的感觉。作为一个单亲父亲,除了养儿育女外,本人在工作上从无懈怠,一直努力有加。对生活工作中不如意的人和事,有妥协有牺牲,但从不停止自我鞭策。
十多年来,除四年前一次手术外,我未曾请过一天病假。有一年周五早上做例行肛肠镜检查,医生告诉我打麻药后24小时之内不可以开车。当时想到第二天大清早要开车送两孩子去远处的考点考SAT,当场决定不打麻药。整个过程感觉漫长难忍,但也熬了下来,医生护士全都惊佩不已。当天下午我就去公司上班了。
妻子刚去世那年是最艰苦的一年。孩子需要我耐心细致的关爱,工作也不能耽误。有一次我和老板说抱歉,她竟流泪了,说你和正常家庭的员工比也毫不逊色,何况你在工作上有一千个理由被原谅。
我最怕家庭的变故给孩子幼小的心灵带来负面的不可修复的创伤。妻子去世时,儿子才八岁,女儿也才六岁。儿子过早地成熟起来,女儿从小任性,又年幼不懂事,尤其费力。
记得妻子刚诊断出癌症后与医生的第一次见面,大清早,来不及送女儿去学校。当时正值暑假,五岁的女儿即将于秋季进入学前班(kindergarten),但学区举办了一个暑期项目,让这些孩子们每天去半天,寓教于乐,使他们开学后能尽快适应。女儿已去了一星期,每天乐在其中。而这天要见医生,预约已等了好多天,当然不会把女儿上学的事当回事,也没有顾及她的感受,没有提前和她讲。到了诊所,刚要见医生,女儿突然发现时间过了八点,大哭大闹起来,一定要我送她走,说她会miss学校好几个项目。深知女儿的脾性,她要是闹起来可以大哭三天三夜,直到达到目的。不得已,只得留下妻子,带女儿直奔学校。从小女儿就表现出了极强的求知欲。
女儿的性格有点像男孩,任性反叛,胆大出格,对重要的事毫不在乎。而儿子反而认真耐心听话。小两岁的女儿有时反而欺负哥哥。
妻子有一次住院治疗,我也陪在那里,两孩子由亲友照顾。当我抽空跑回家陪他们睡觉时,忘了什么缘由女儿突然发脾气哭闹,在床上用脚猛踹哥哥的脸,熟睡中的哥哥哭醒了。当我上去抓女儿时,她高声尖叫着满屋子乱跑,怎么都抓不住。直到她被自己吓尿在地板上的尿滑倒了,跌倒的声音很脆很响(她小时候每当紧张和害怕就会尿裤子)。正当此时,有人敲门。原来楼下的老头以为我在虐待儿童,正欲报警。老头的妻子劝他先上来看个究竟,才免了一场麻烦,否则美国有关机构会把孩子带走领养,要想把孩子要回来,免不了繁杂的程序和官司。
同样的事情又在女儿初中时重演。那一次她又不知为什么事和我打打扯扯起来,从楼上拉扯到厨房,好在当时厨房的窗户忘了拉上窗帘,而且主要是女儿出手在我身上撒气,夜里的灯光下不知道窗外正站着警察目睹了这一切。原来街上的人听到女儿尖厉的哭闹声,警惕性很高,叫来了警察。警察当场把我排除在外,和女儿闭门谈了"很久"(感觉上)。当时的我心中忐忑不安,生怕女儿说错了什么。
女儿这样的情绪一度令我怀疑她有问题,为此带她看过不同的心理医生,都没搞出所以然,但我心中一直庆幸自己没有简单粗暴地对待她,而是以极大的耐心和爱去化解。
妻子刚去世不久,女儿经常不可理喻地刁难人。那年大冬天,每天晚上洗澡后,她都是紧紧裹着浴巾躺在卫生间的地板上,等我从浴巾上下的缝隙里给她一点一点地穿上睡衣睡裤,过程中不能有一丝漏气。一旦有漏,她就大叫over,要我重来。翻来覆去经常折腾到夜里一两点,好多次我都气疯了想打她。但我不能!我知道孩子内心的痛苦无处发泄,她很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在获取我对她的关注,在确认我对她的爱。我就是憋出内伤来也决不能让孩子受到二次伤害。
终于平息了女儿的情绪,可能她也累了。两孩子一左一右挤在我的怀里,有时甚至就是挤到了大床的边缘马上要掉下去了。女儿依偎在我胸前,我紧紧搂着她,拍着她的背,说着安慰的话,她嘤嘤地在我怀里哭,一会就睡着了。
记得有一次正在做实验,儿子来电话说,妹妹下面流了许多血,很害怕。我知道她到了发育年龄了,于是飞车往家赶,被高速上的警察拦了下来。一番解释后,警察正色道:你儿子多大?我当时心中一惊,心想该不会犯了另一条罪状,非法让不到年龄的孩子留在家中?
随着年龄增长,女儿对我越来越mellow了,但任性还是不改。高中几年,她不按牌理出牌,不遵守行之美国多年的升学规则,对GPA根本不在乎,经常不做作业(这些都算分的,会影响GPA的),而且几乎天天迟到,还由于要参加各种活动有20%的时间缺课(比如去州府好几天参加学生议会的活动)。我曾无奈地和她戏言,不做作业、迟到、缺课正是坏学生所具备的三项特征。
好在她有点小聪明,考试向来不错。在没准备的情况下SAT考了2380分,离满分仅差20分。也考了好多门AP(有些是自学的)。事后证明这对她拿到牛津的unconditional (无条件)录取很有帮助(绝大多数学生拿到的是有条件的录取)。她把大量时间用在了各种社会活动上,社区服务达到了惊人的上千小时。
女儿没有报美国的任何藤校,她没有保持很高的GPA,上藤校的可能性不大。而英国的规定是牛津剑桥只能报一所。所以她很幸运地在只有一条门缝的情况下抓住了机会。
其实,女儿只要稍微遵守牌理,上MIT的机会是很大的。MIT喜欢数理好的女孩,女儿已有从八年级开始连续五年进入AIME的记录,其实她在七年级时就差点够资格了。这是一种数学竞赛,每年美加两国不分年级会有约250 名女生进入这项比赛(男生很多),一般来说,进入此赛的女孩申请MIT较有优势。
然而,上高中后,我明显发现女儿对数学兴趣缺缺!一做数学作业就昏昏欲睡,但数学竞赛往往仍然榜上有名,让我很困惑。我发现她对文科很有天赋和兴趣,也许继承了我这方面的基因。我曾和她有过一段对话,后悔在数学上让她和哥哥一起花了许多时间。哥哥时间花对了,他的确是个STEM好学生,但早知妹妹对数理没有passion,就可以早省出时间在人文上来,她后来在写作上拿全国大奖已是十二年级了,对升学没有帮助。女儿说,她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确实,认识自己很难。擅长和喜欢是两码事,喜欢不一定擅长,但人们往往认为擅长一定喜欢,这很容易误导人。好在女儿申请大学专业时,我让她follow her heart,不要去追求华人喜欢的易于谋生的热门专业。
这也是文革在我家三代人中所形成的否定之否定。家父当年在家乡算是一个笔杆子,有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后来在文革中挨了整,以致于全家一致反对我大学选择文科,对学文科的话题谈文色变,如临大敌,我不得已放弃了少年时代所可能达到的一个难得的重要成就。时代和地理位置变了,没有必要再让女儿重蹈覆辙了。
不同于美国的大学申请,牛剑的申请早在1015号之前。但女儿高中最后一年忙于各种活动,没有注意截止日,误了。她一直想到国外读书,对牛剑情有独钟。好在高中毕业一年多前她就计划毕业后gap一年,到穷困国家去历练一番,于是她就在这一年申请了大学。
女儿原计划是去印度,但由于她不够十八岁(小学跳了一级),按规定无法获得相应类别的签证,临时改去了西非国家塞内加尔。担心当然是有的,一般华人家庭就是男孩子也不会放心让去。不过女儿是个很执着的人,认准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我自己也有颗大心脏,就成全她了。
记得临行之前一个月,女儿突然惊呼需要再考一次SAT!原来,当时的SAT已是改革后的新版,虽然有两年过渡期,大学录取时新旧版SAT都会采纳,但女儿旧的SAT考得太早,很有可能不再算数。于是临时报名,附近考场已满,得去较远的考点。估计女儿是整个北美独一份的高中毕业后又去考SAT的人!
事不凑巧,考前一周我因手术住院了。本来以为是小手术,一两天就可出院,不耽误送女儿上考场,但最终在医院待了一个星期。考试前一天,放暑假在家的儿子和女儿来看我,我叮嘱儿子一定监督女儿做一两套新版的考题以熟悉题型和节奏,题目我已提前打印好在家里的抽屉里。儿子答应后开车带女儿去奥克兰打赴非之前必需的疫苗(有几针只能到那里打)。奥克兰是有名的治安很差的城市,但我在病床上也无能为力,只能信任儿子了。千叮万嘱,在此不表。
不想晚上就出状况了。从奥克兰回到家已是傍晚,儿子要求女儿做SAT考题,女儿不答应,反而要求儿子开车送她去圣何塞朋友家参加party,她两年前参加的圣何塞水星报新闻夏令营的朋友们(来自湾区不同高中)当晚在一起聚会。儿子没有答应并没收了女儿的手机并反锁上了自己房间的门,以为可以迫使女儿就范。
没想到女儿砸门不应,竟然独自坐Caltrain离开。她到站后需要走很远的路。那朋友的家在山上,而她又没有手机联系,最终也没有找到地方(事后据她回忆几乎就到了)。Anyway,到了半夜,她不知怎么走到了圣何塞downtown,还向一个路人打听了时间,最后坐上了24小时日夜行驶的22路车回到了自己家所在的小镇。这路公交车横贯湾区十几个城市,是有名的流浪汉睡觉的车,许多流浪汉夜里就坐在车里一路几个来回地睡觉。想起来真是后怕,太危险了!不说这流浪汉公交车,就是一个小女孩在深更半夜的downtown游荡也让人心惊。
女儿在夜里三点回到了家中,第二天六点多就爬起来,早饭也没来得及吃就被哥哥一路狂奔开去赶考了。她头天的晚饭也没吃。
这个异常的情况我完全不知情。虽然我在医院里从手机上查看女儿的行踪,但由于她的手机被儿子扣留在家中,查看的结果当然很正常,就在家中啊。我知道这事后也骂了儿子,他说他睡着了,全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他头天开车去奥克兰的确很累)。后来女儿的SAT考了1590分,离满分只差10分,她还因此振振有词地对我说考前练习没必要。
都说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一晃女儿大学毕业了,现在的她和我比儿子有更多的交流。这次旅行她居然向我问了许多很深刻的问题,特别是我自己人生道路上的许多重要抉择和感悟,引起她深深的感叹和思考。虽然父女两人成长的国情不同,有时需要给她必要的科普才能让她理解,但她已成长为一个领悟性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孩子,足以令人欣慰。她甚至给哥哥的生涯规划提出有见地的建议。女儿在成长中带给我的诸多费心费力,现在都化作了她给我的甜蜜和骄傲。

这次英国行,还有一个美丽的遗憾。三年前我去剑桥时没有拜访久仰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这次又一次错过了。这个实验室以一己之力创造了二十世纪一半的物理学成就,也是结构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发祥地。我的大学院士室友曾希望我和他一起游历。他曾见证了剑桥的风水,沾了卡文迪许的灵气。有一年他带队去拜了卡文迪许实验室,回来后团队做科研特顺,一发不可收,现在已发CellNatureScience文章40余篇。
其实我更希望和儿子一起去拜一下卡文迪许。如果他听从女儿的建议,申请罗德奖学金,也许将来就很方便了,但他好象对此兴趣不大。做父亲的,只能默默地在心里送上最好的祝福,让他们自主地走自己的路,所有的期许埋在心底,不要给他们压力。相信未来,相信人生。

今天我们要走了,
留下遗憾和美丽的青春。
我们的心里在等待,
等待着少年的笑和梦。
当我们老了,
让我们会无愧地说,
那美好的仗我们打过了,
该跑的路我们跑尽了。
202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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