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政治史上，一场终结帝制的革命，通常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按照一般的政治逻辑，几千年皇权专制的乌云被一扫而光，转型过程也没有太多的破坏或仇恨，看见共和曙光的人们，似乎应该戮力同心、寻求富强了。
然而，随之而来的民国，并没有革命党人幻想中的美好。事实上，从辛亥革命中诞生的“共和”，甚至比清王朝的异族仇视更加撕裂。
▌三大撕裂导致三大误解
◎传统与现代的撕裂：辛亥革命后，皇权统治名义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帝制被取缔，但寡头政治很快填补空缺。人们心里的皇权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多年后在名义、实质上都反复发作。
“立宪”本是一个国家现代转型的路标，是共和制度、有限政府的基石，却成了政治精英夺取最高权力的手段。于是，“宪法”既不能保障私权，也不能限制公权，反而成了军阀们的漂亮外衣，以至于政治长期陷入暴力、失序和不公的境地。
◎思想与行为的撕裂：民国是中西文化交汇、碰撞的时期，中国迎来了诸子百家之后的第二次思想大爆发、大繁荣。然而如此繁荣的思想，对当时的境况却几乎毫无改善。
民国时期，各种现代思潮纷至沓来，社会精英谈论的都是自由、平等、博爱、科学等等现代价值观。然而这些进步的思想和智识，一旦经由“宪法”、军阀等“顶层架构”转入现实层面，却又立马显得十分原始、丑陋。
◎政体与人民的撕裂：两千年的帝制转向共和，这无疑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变革。然而组成国家的人民仍然是旧民，民众习惯了被漠视，被剥夺。
张勋和袁世凯的闹剧为何能够登场？其中既有国民对“共和”的无感，更有政治精英对广大民众的蔑视。中国要成为“新民组成的现代国家”，依然为时尚远。
——这三大撕裂，是民国不但动荡，而且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成为后人“以史为鉴”的最大障碍。对应这三大障碍，今天我们对民国的理解，往往有以下三种典型的误解：
一是对革命领导者孙中山的评价，陷入两极分化。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官方对孙中山的评价盖棺定论之前，民间乃至学界，有两种截然相反，却都有些极端的观点：一方奉孙中山为终结帝制、缔造共和的伟人，甚至完人。另一方却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武昌首义前他领导的数次革命，都以失败告终；成功的武昌首义基本没有他的份；成立中华民国，组建临时政府后，又没有足够的能力与威望，推动共和。总之，认为孙中山是将近代史引向激进的始作俑者。
二是将民国失败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军阀乱政”，却看不见背后更为深刻的“宪制转型逻辑”。仿佛前者才是因，后者才是果。
三是因为民国思潮爆发，于是将精英们的智识，错误地等同于普遍的国民素质。仿佛大众个个都像民国的精英一样受过高等教育，又有足够的闲暇和精力去讨论与践行思想。
▌“新旧”比“成败”更重要——走出对孙中山的误解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公允又能彰显其真正历史价值的，不是放在旧的话语体系中，看他的成败、看他对具体历史事件贡献的“数量”，而首先应该看到他是否属于新的类型。
比如，项羽和刘邦，如果把他们仅仅作为推翻爆秦的起义者去比较，结论只不过是项羽是独有匹夫之勇的失败者，刘邦是有政治领导力的成功者。这样的结论，依然停留在评书演义的层面。更有价值的，是贵族出身的项羽失败了，底层出身且不讲贵族政治那一套规则的刘邦胜利了，这一结果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历史气质。
可见，在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上，视角比观点更重要，甚至可以说，观点不是事实决定的，观点往往来自视角。
所以说，对孙中山两极化的评价，看似大相径庭，但都无助于我们真正理解孙中山的历史价值。因为两种观点用的都是相同的逻辑、相同的思维。
因此，真正认识孙中山的历史价值，重要的并非选择观点，而是发现新的视角。这一新视角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王人博教授：理解孙中山，要放在我们到底要现代文明意义上的政治，还是要继续两千年的帝王政治。

如果用前者的视角，那么孙中山虽然失败了，但他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政治人物。他之后，虽然出现了很多的成功者，但却是旧的，甚至包括自称继承孙中山衣钵的蒋介石。
正如王人博老师所说：“如果现代国家非得靠谋略权术运作，那么帝王政治才是最值得效仿的”。
◎他是一个全新的政治人物：三千年来，中国真正有现代政治信念的革命家不多，绝大多数革命建政的最终指向，都是“汤武革命”式的改朝换代。
但孙中山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政治人物，他的革命不是要当皇帝，而是为了建成一个全新的国家。他完全抛弃了“彼可取而代之”的造反称王观念，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愿交出最高权力，真正追求人人平等的革命者。
◎他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框架：三千年来，从未有人敢于想象一个没有皇帝的中国。皇权统治出了小问题，便在体制内做小修小补，即便民众发动自下而上的革命，无非是想要换一个新皇帝。因此有人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不能没有皇帝。但孙中山的出现，证明了这一说法是错的。
孙中山毕生致力于共和主义信念：“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之根基”。中国历史因此终于超出了帝制王朝的循环，真正开始了新纪元。此后，再独断的权力，也必须在共和主义的框架内才被默许。
◎他有一种几乎天真的性格：孙中山并不是一个完人，他甚至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家——既不懂权谋，也并不老练。
但他有一种近乎于天真的性格。因此，主动让位给袁世凯的人是他，这是对共和原则的妥协；反对袁世凯登位的也是他，因为看破了袁世凯的真实意图。他一旦认清真相，就会义无反顾，就像一个孩子为了玩具而不顾一切。但由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型，需要的恰恰是他这种天真。
▌对民国失败原因的分歧，没有渲染的那么大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艰难地谋求转型之路，“改良派”们穷尽心思，发起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试图挽大清帝国于危亡之中，但接连的失败，终于让少数有识之士认识到清朝气数已尽，转而投身了革命。
辛亥革命成功后，民国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作为一个全新的政治体制，它被知识精英们寄予了厚望——民国的诞生，不应仅仅只是帝制的终点，更应该借由共和制度的建立，成为中国走向兴盛的转折点。
然而，当这一幻梦走到后期时，知识精英们一个接一个清醒过来，他们不得不承认，眼前看到的是一个比清朝更混乱的时代：
北洋政府内部权力争夺尖锐，暗箱、暗杀屡见不鲜；地方上各自为政、民间的帮派活动日益猖獗，整个社会似乎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
但是，将民国的失败归咎于“政治军事因素”这个结果，却不免流于浮面。王人博教授在《1840年来的中国》中，以一个哲学家的洞察，深刻剖析了当时中国最具远见卓识的思潮，并以其中几位代表性学者的观点，分别阐释了中国转型的“路径依赖”。由于内容过于丰富，这里暂时列举两位声名远播、著作等身，观点看起来却“尖锐对立”的学者。
◎严复：民国是一场早产儿的诅咒
严复是近代当之无愧的西方学智者，他深刻认识到，让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不是表面的科学民主或政治体制，而是其思想和制度背后所依据的思维方式。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绝不是照搬西方现成的制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是开民智、兴民德、鼓民力，自下而上锻造出西方意义上心灵健全、智性完备的国民，如此才能构建现代国家。

而民国的失败，恰恰就来自于这两者的颠倒——在一个新人民尚未培养起来的国家率先变革政治体制，无疑是揠苗助长，导致民国长成一个畸形的早产儿。
严复对中国转型的看法，颇有“宿命论”的味道。
◎梁启超：民国是将错就错的现实
梁启超为中国现代化转型找到一条“新民主义”的路。“新民主义”同样认为，锻造现代国家的前提是培育现代国民，老百姓首先要具备自尊、公德、合群、坚毅等等品质，中国才能以现代国家显身于世界。
但是，近代中国的普遍焦虑，使得青年们等不得“新民主义”这种慢悠悠的未来，他们更热衷于爱国激情的现实释放，而民国正在在这种革命激情的释放下的一个产物，它缺少理性设计，因而成为了一个夭折的感性乌托邦。
但梁启超和严复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并不认为，从新民到新政体再到新国家的顺序，是绝对不可僭越的——既然民国的诞生已是不可逆的事实，便应该尽力呵护这个“早产儿”顺利成人，它身上依旧孕育着未来。
与严复不同，梁启超是积极乐观的现实主义态度。
然而，严复与梁启超分歧只是表面的，因为两个人的遭遇、性格各不相同，导致态度和行动截然相反。但实际上，二者的基本判断是一致的：民国依靠新思想确立了新政体，但与之配套的新民却尚未出现，因此黑暗和混乱无可避免。
正如王人博老师所说：“梁启超一生善变，但始终未变的是他的“强国主义”情怀，一生都努力通过融会中西寻找中国的富强之路。严复目睹近代中国一系列挫折，晚年深陷绝望，并说过回到孔孟这样的话，但他从未否定自己为寻求富强之道所从事的译介西方著作的事业。他们都奉献了有价值的智识和真诚，但让人遗憾的是，这些先进人物的思想和智识一旦转化为军人政客在实践层面的具体作为，又显得那样丑陋。”
“历史往往超出思想者之外。思想者是新的，干事的人却是旧的，这正是两种力量对峙时，思想输给行动的结果。”
▌百家争鸣，唯有“进化论”被普遍接受——走出对民国思潮的误解
藉由辛亥革命而建立的民国，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奇特的一个时期，它在政治上极度混乱，经济上民生凋敝，但在文化上却极为耀眼。
◎政治极度混乱：短短37年的民国，先后经历了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中国国民党三代政权的更迭，权力斗争程度可见一斑；其政权组织形式更像是儿戏，先后实行过总统制、责任内阁制、君主制、大元帅制、委员会制、五院制等各种政体，从未有过一天安宁之日。
◎经济民生凋敝：整个民国社会，内忧外患，扰乱纷纷。经济上，除了重工业有所发展以外，连年的战争，让农业常年歉收，物价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也十分严重，“金圆券”的最高面值达到五百万；老百姓不仅食不果腹，还要应对军阀们为了筹集战争经费而征收的各类苛捐杂税，可谓民不聊生。
◎文化极为耀眼：民国时处中西文化的一次“大碰撞期”，各类西方思潮像洪水一般灌入中国，哲学、科学、宗教、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在中国纷纷登场， 在一批学文人学者的翻译下，这些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并迸发出新的生命力，造就了那个思想的黄金年代。
但是，这次百家争鸣，思想解放的伟大成果，是涌现出一大批各个领域的大师，东方的哲学、传统文化，被他们重新挖掘、反复诠释，而诞生于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被他们引入中国，并成为思考破解中国问题的基本范式，围绕这些思潮，民国“诸子百家”们的争鸣、交锋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这一时代的军事和政治冲突。

然而，王人博老师却委婉的提出：近代以来中国人真正接纳西方思想少有的成果只有进化主义。
“中国近代的思想人物（包括作为行动者的政治家），他们大都从进化主义去认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并把进化主义转化为一种思维方式，内化于骨髓”。
我们知道，一种思想是否被普遍接受，并不是因为它被反复引用、反复强调，甚至不是因为它被写在律法中，而是一个社会，上至知识精英，下至底层民众的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是否以这种思想为底色。
但是，由于大多数国人对“进化论”的真正含义不甚明了，仅仅就“进化”做字面意思的褒义猜想，于是又造成了对进化论的三种误读、误用：
◎线性历史观：达尔文的进化论，本意是指“生物基因的随机变异，在几十万年到上百万年的尺度下，导致某一物种被环境淘汰或留存的机制”。换句话说，进化论认为，真正的进化，不是“出现一种新的基因突变”，而是“基因突变，能否在长时间的跨度下，增益生物的环境适应性”。
大多数国人对“进化论”的这一真正含义不甚明了，直接将“生物进化”这一思想，迁移至政治、历史等领域进行思考，得出了“新的便是对的，新的即是进化”这一逻辑，不仅违背了进化论的本意，更导致了一种肤浅的“线性历史观”——
历史的发展，永远线性向前、不会重复。因此，新出现的历史现象，一定代表着最先进的历史方向。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只要把“旧酒”装到“新瓶”，即使再落后再反动，也堪称“进步”。
◎道德工具论：在轴心时代，无论在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对道德的认识都是统一的——它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完善人自身。
亚里士多德说：“人的最高目的是至善”，趋向至善，是人的最高道德追求。而在孔子眼中，人的最高道德修养是至仁。可见，道德本身便是目的，而是人应该在道德追求中，逐渐趋近一个“完善的人”。
进化论传入中国后，“人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观点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一些知识精英由此得出论断：“人和动物本无差异，世间也并没有道德，道德只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为合理满足自我需求而发明的工具“，这便是道德工具论。
这样的逻辑，最终成了少数人作恶的理论支撑——他可以否定一切道德的合理性，再为自己定制一套道德标准，让道德成为他欲望的奴仆。
◎强人逻辑：进化论的研究范畴，原本限定在生物学领域。19世纪初，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将进化论的“适者生存”首次应用于社会学，由此逐渐形成了西方社会学流派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一学说认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现象在人类社会同样存在——只有强者才能在社会上生存，弱者只能遭受灭亡的命运。因此，它不仅成了种族主义者的理论根据，甚至对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政策也有重要影响。
1895年，严复在将赫胥黎的《天演论》介绍进中国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他希望借此学说唤醒国人：再不发愤图强，亡国灭种的危机就在眼前。
但是，当“社会达尔文主义”遭遇国人早已有之的“成王败寇”逻辑，便合成了一套更为恶劣的“强人逻辑”——是非善恶的标准，完全掌握在强者手中，一个人要么努力成为强者，宰制他人，要么心甘情愿被强者凌驾，没有中间道路。
……

对辛亥革命的三个误解与就好比旧瓶装不了新酒，如果用别家的新瓶来装，也会让自家的美酒变味，这正是辛亥以来种种变革的难题所在。
比历史本身更重要的，是思考历史的思维模型和心智模式——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通透感，来自洞察力，而对历史的智识来自于新视角。以上对辛亥三大误解的洞察，是先知书店编辑团队反复阅读文中多次提到的王人博老师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寻求富强》等著作后的思考与总结。
上述著作的作者王人博老师，就是一位拥有深刻洞察力的智者，融宪法学家的高度，哲学家的智慧与史学家的洞察于一身，怀着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用学界少有的洞察与智慧，透视别样的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
为此，诚挚诚荐王人博老师这本《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套有书架的地方，都应有的一部中国近代史。即使您的书架上有再多版本的近代史作品，但对热爱阅读和思考，关心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愿意拥抱一种新的“史识”的现代人，本书都不应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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