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1866-1934)为近代日本研究中国史的重要学者,历任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京都帝国大学名誉教授,是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被誉为「东洋史的巨擘」。代表作有《支那史学史》《清朝史通论》《近世文化史论》《日本文化史研究》等,所提出的中国历史分期法、唐宋变革论、六朝贵族社会论等学说,至今仍对学界产生着巨大影响。
其中包括《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在内的若干文章,为京都学派的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本文即节选自《东洋文化史研究》,林晓光译。

△ 内藤湖南
所谓唐宋时代,是一个常用的说法,然而从历史学尤其是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的话,却实在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这是因为,唐代属于中世的末端,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发端,其间包含着从唐末到五代的过渡期,因此唐代和宋代在文化性质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虽然历史学家往往依据朝代来区划时代,使得「唐宋」或者「元明清」之类都成为了一种固定的说法,然而在学术上,这种分期法却有予以修正的必要。不过现在为了方便起见,这里还是遵照常见的历史分期法,使用「唐宋时代」这一称呼,尝试对中国从中世到近世之间的变化作一概括性的说明。
中世与近世的文化状态,在什么地方不一样呢?从政治上来说,是贵族政治废弛,君主独裁政治兴起。从六朝到唐代中期,是贵族政治最为繁盛的时代。当然,这种贵族政治和上古的氏族政治完全不是一回事,和周代的封建制度也没有关系,是一种特别的东西。
这个时代的中国贵族,在制度上并不是由天子赐予领土和人民,而是作为地方上的名门望族,其门阀自然地得到长期延续,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所谓「郡望」的本体就在于此。这些门阀都重视谱系,以至于当时谱学盛行。在现存的各种文献当中,《唐书·宰相世系表》就是这种情形的一个体现。又如李延寿的《南史》、《北史》中,不拘朝代,将各个家族的人物从祖先到子孙一并合传记载,因此受到非难,认为这种体裁是在为人作家传。其实这正是史书在无意中体现了南北朝时代的实际状态。 
像这样的名门望族,几乎都是超然于他们在当时的政治地位的。虽然当时的政治堪称为贵族全体独占之物,如果不是贵族就不能当官,然而第一流的贵族却未必就会成为天子宰相。尤其天子之位最为特殊,手握实权的人物才能得到这个位置,但即使身登大宝,其家门也未见得就能成为第一流的贵族。
唐太宗为天子时,命人调查贵族谱系,北方的第一流门第是博陵崔氏、范阳卢氏等,太宗家族的陇西李氏却只位居三流而已。然而这种门第座次,却是连天子之威也无法变更的。南朝也是一样,王氏、谢氏等比天子家门要受重视得多。他们都在同一阶级的贵族之间通婚,其集团构成了社会的核心,最好的官职都被其中人物所占据。 
这种贵族政治在唐末五代的过渡时期衰落下去了,代之而起的是君主独裁政治。贵族衰落的结果,就是君主的位置与人民接近起来,高官显爵无法再依靠家族特权来获得,完全是基于天子的权力才得以任命了。这一制度在宋代以后渐次发达起来,在明清时代达到了独裁政治的完善形态。国家一切权力的根本,都为天子一人所有,除此之外无论是怎样的大官,都无法握有全权,君主绝对不对任何官吏全权委任职务,因此官吏在职务上也就不负完全责任,所有责任都由君主一人来承担了。 
比较这两种政治状态,在贵族政治时代,虽然实权者时或超越阶级,占据君主之位,但一旦成为君主,同时也就无可避免地成为了贵族阶级中的一个单元。换言之,君主乃是贵族阶级的共有物,其政治在承认贵族特权的基础上才得以实行,君主一人是无法掌握绝对权力的。
孟子曾说卿有异姓之卿,有贵戚之卿,后者当君有大过则谏,不听则易之。这并不仅仅存在于上古,在中世的贵族政治时代也屡次被实行。君主是其一族,也就是包括外戚从仆在内的整个家族的专有之物,因此如果君主不称一家之意,便辄行废立,甚而至于弑逆。从六朝到唐代,多有弑逆废立之事,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一家之事与大众庶民几乎都是完全无关的。庶民作为国家成分毫不重要,与政治是没有干涉的。
像这样,君主纯粹居于贵族的代表性地位,这是中世的状态。进入近世以后,随着贵族的没落,君主开始直接面对全体臣民,成为全体臣民的公有物,而不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了。这么一来,如果全体臣民与政治发生关系,君主就应当要作为全体臣民的代表了,不过因为中国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君主也并没有成为全体臣民的代表者,而是自身成为了绝对权力的主体。
不过无论如何,和贵族时代相比,君主的地位是要安全得多了,因此废立也没有那么容易实行,弑逆更是几乎都没有了。宋以后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唯独元代可以看到一些特殊的例子。其原因则在于蒙古文化的发展程度。蒙古文化和中国同时代比起来要落后得多,只相当于中国上古时代的程度而已,然而却征服了中国,突然之间就君临于近世性的国家组织之上,因此其帝室依然残留着贵族政治的形骸,仅仅在民政方面蒙上了近世色彩,故而就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来了。
在贵族政治时代,虽然出现了隋文帝、唐太宗那样的英主,在制度上拒绝承认贵族的权力,然而因为存在着由贵族掌握权力的习惯,在实际的政治上依然残留着这种形式,政治成为了和贵族的合议体制。当然,这种合议体制并不是代议政治。
唐代在政治上有三个重要的机构,曰尚书省,曰中书省,曰门下省。其中中书省是天子的秘书官,掌管草拟诏敕命令,批答臣下奏议,但诏敕的最终确定却必须要得到门下省的同意。门下省有封驳之权,倘若认为中书省所拟不当,就予以驳正,还可以封还。因此就变成中书与门下在政事堂协议决定政事了。尚书省的职务是接受实施他们的决策。在政治形式上,中书省代表着天子,门下省则代表着官吏的舆论,也就是贵族的舆论。当然,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高官都出身贵族,贵族对天子之命不是绝对服从的。因此天子对臣下上奏的批答之类都极其友善,绝对不是命令式的。
然而到了明清时代,批答就完全像是对待从仆一般,言辞粗暴,成为命令式的了。封驳之权在宋代以后就渐渐衰微,在明清时期几乎完全消亡了。这种变化的结果,就使得宰相之位不再是辅佐天子的存在,而只不过像是秘书官一样了。不过宋代尚存唐代遗风,宰相依然握有相当大的权力。而明代以后就完全不置宰相了,事实上,担任宰相职务的是殿阁大学士,这一官职在性质上只是天子的秘书和代笔,古代宰相那种辅佐天子、分担责任,甚或担负完全责任的风貌已经荡然无存,只有君权无限地发达起来。
唐代的宰相都出自贵族阶级,一旦到达这个地位,惯例上即使是天子也不能自由动摇其权力。然而明代以后,无论是如何权势熏天的宰相,一旦触怒天子,也就立被废黜,贬作一介平民,沦为阶下之囚。宋代恰处于唐代与明清之间,宰相还不像明清那样失去权力,但即使依仗天子的权力达于极盛,只要一失去天子的支持,也不过就是一介匹夫而已。我们看北宋的寇准、丁谓,南宋的贾似道等人的境遇变化,也就可以明白了。
地方官也是一样。在唐代,地方官和中央权力相交结,在地方上往往拥有几乎等同于君主的权力,然而宋代以后,无论是位置多么好的地方官,只要君主一纸命令,也就轻而易举地遭到更换。宦官是天子的从仆,然而唐代的宦官却成为天子眷属中的一个有力部分,出现了「定策国老,天子门生」这样的俗谚。后来到了明代,宦官纵然跋扈,也不过是在蒙受天子恩宠的时期有权力而已,恩宠一衰,其势力就完全消弭。
唐代与明代的宦官之所以会有如此的差异,根源正在于贵族政治与君主独裁政治之间的差异。与此同时,人民的地位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虽然到底与法治国家不同,不会明确承认人民的权力,但人民的地位与财产上的私有权,都已经与贵族政治时代大异其趣。在贵族时代,人民被视同贵族整体的奴隶。到了隋唐时代,人民从贵族手中解放出来,由国家直接统辖,并且还实行了将民众当作国家佃农来管理的制度,然而在事实上,政治的权力既然为贵族所有,民众也就不过是拥有君主的贵族团体的佃农而已。
土地的分配制度等方面也与此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租税的性质,最为典型地体现出这一意味。唐代的租庸调制度,就意味着人民对政府缴纳地租,服力役,提供工作产品。从唐代中期开始,这一制度自然崩坏,成为两税制,人民的居住在制度上获得了自由解放。因为地租等的收纳转为用钱代纳,以此为契机,人民就自然而然获得了解放,摆脱了被土地所束缚的农奴地位。
到了宋代,由于王安石实行新法,人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越发明确起来。像青苗法那种低利率资金融通法的意义,也可以理解为是认可了人民对田地收成的自由处理。此外,将历来的差役改为雇役,虽然受到反对者的激烈攻击,但这一雇役制度却最为适应当时的形势,因此后来司马光改废王安石新法的时候,以苏东坡为首,新法反对论者中也有许多人反对差役复旧。尽管中国完全不认可人民的参政权,但贵族阶级消失,君主与人民直接相对,这也就是进入了近世政治的状态了。
此外,官吏,也就是君主与人民之间的中间阶级,也成为选举产生的了。当然这里的选举,并不像今天的代议政治一样是代议性的,而是指一种官吏选拔的形式。过去是从贵族阶级中提拔录用,现在则一变而成为考试选拔,也就是科举。六朝时代,天下官吏都以九品中正的方式选举,完全被贵族的权力所左右,当时的俗语称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隋唐以来破除此弊,实行了科举。
然而唐代的科举方式依然是贵族性的,这种方式也是从宋代王安石的时候开始发生剧变。从唐代到宋初的科举,是以帖括和诗赋为主的。帖括考的是背诵经书的能力,诗赋考的则是文学创作的能力。因此这种试验与其说是学科考试,不如说是人格考试和草拟文章的能力考试。然而王安石的制度却是以经义代帖括,以策论代诗赋。经义是让考生对经书中的义理发表意见,策论则是表达政治意见。当然在这之后,经义变成了单以一时巧思来惊动考官的文章游戏,策论也变成不过是史事的粗略概说,和实际的政务没有任何关系了。
不过无论如何,这一变化本身的目的,是在于将历来的人格主义改为实务主义。至于应试的考生,唐代每一年的及第者不过五十人上下,然而明代以后的科举及第者却大量增加,虽然有时是三年一度举行,及第却超过数百人,并且应试者无论何时都有万人以上。这也就是在君主独裁时代,官吏的地位分配到了一般庶民,允许机会均等了。
政治的实际状态上也发生了变化,尤其例如党派的性质大变。唐代也好宋代也好,都是朋党纷争不已,但唐代的朋党纯粹是以贵族为中心的权力斗争,而宋代的朋党则明显表现出政治倾向上的不同。这是由于政治脱离了贵族之手,从婚姻和亲戚关系产生的党派渐渐衰微,政治意见便成为了树立党派的主要目的。
当然,这种党派虽然来自政治主张的不同,但其危害却渐渐也变得与贵族时代相似。到了明代,师生关系、出身地方关系就成为主宰朋党的重要因素了。所谓君子之党,其危害与小人之党也已经无甚区别。明朝最终竟至于被认为是亡于东林党。清朝对臣下的拉帮结派深恶痛绝,因此就越发使得君主的权力绝对化起来了。
经济上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唐代虽然铸造了著名的开元通宝,持续铸造货币,但流通的总量还是比较少的。从宋代开始,货币的流通才盛行起来。唐代虽然不能说是实物经济,但往往利用绢布来作为表示物品价值的货币。然而在宋代,就不再使用绢布、绵等,代而使用铜钱。更进一步发达起来以后,甚至纸币也盛行起来了。
虽然从唐代开始,已经使用名为飞钱的纸币,但到了宋代,纸币的利用更变得非常流行,称为交子、会子等。南宋时代纸币达到了巨额的发行总量,因此也导致了物价的剧烈变动。但不管怎么说,总之纸币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接下来到了元代,几乎就不再铸造铜钱,只是单纯流通纸币了。明代以后,彻底实行不兑换纸币政策,纸币因此而失败消灭。
总之一句话,进入宋代以后,货币经济变得非常盛行。在这个时期,银也渐渐作为货币,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北宋时代还只有极少的流通,到了南宋似乎就已经大为盛行,元的伯颜灭了南宋,回到北京的时候,为了将从南宋府库中收得的白银运到北京,而铸造成一定的形状,据说这就是今天元宝银的滥觞。可见银在宋末已经大量流通了。到了明清,这种倾向日益显著起来,银最终完全取代了纸币。
总而言之,唐宋交替之际,就是实物经济结束、货币经济开始的更替期。因此在这一时期,货币的名称也自然地发生了变化。古时候的钱或者称两,或者称铢,这不消说是重量的名称,古时候把一两算作二十四铢。宋代以后,把十钱算成一两,也就是一钱相当于二铢四累。说起来,这原本是因为开元通宝一文重二铢四累,十文就是一两。而宋代开始却就废除重量名称,转而用钱的个数来表示。即使从这一点来看,也就足以知道当时对钱的使用是何等盛大了。像是一匁(一文目)之类的日本重量名称,其实就是把中国钱的称呼方式倒过来用。
学术文艺的性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暂且就从经学和文学的方面来说,经学的性质在唐代已经出现变化的征兆。到唐初为止,犹承汉魏六朝之风,经学重家法或曰师法。虽然允许敷衍发展旧来的成说,但一般而言却是禁止变更师法,另立新说的。当然其间也曾借种种遁词,屡次变异旧说,但这种企图却是不能公然宣之于口的。结果就使得当时的著述以义疏为主。所谓义疏,是对经书的注作细致解说,在原则上是疏不破注的。然而唐代中期以后,人们开始对古来的注疏发生疑问,树立一己的意见了。
最早出现的就是关于《春秋》的新说。其后到了宋代,这种倾向极端发达起来,学者自称从遗经中发现了千古不传的遗义,完全以自己的见解作出新的解释,成为了普遍的风气。文学也是一样。自六朝至唐,文章流行四六文,唐代中期韩柳诸家兴起,复兴所谓古文体,一切文章都成为散文体,也就是从形式性的文变为自由表现的文。诗到六朝为止是五言,盛行选体也就是《文选》风的作品,然而从盛唐开始,其风一变,李杜以下大家辈出,日益致力于破除旧来的形式。
在诗之外,诗余也就是词又从唐末开始发达起来,突破五言、七言的形式,变成颇为自由的形式,尤其在音乐性上彻底发达起来。结果就使得曲自宋至元之间发达起来,从历来形式短小的抒情之作,变为形式复杂的戏剧。在文辞上也不再以多用典故的古语为主,变为以俗语作自由的表现。因此之故,贵族性文学就骤然一变,朝往庶民性文学的方向发展了。
此外,在艺术方面,至六朝唐代盛行壁画,以彩色为主流,虽然白描水墨的新画派从盛唐开始盛行,不过终有唐一代,新派并未能压倒旧派。然而从五代到宋之间,壁画渐渐变为屏障画,金碧山水衰落,水墨画日益发达起来。以五代为界限,这之前的绘画大体上重视传统风格,画的意义不过在于说明事件而已,然而新兴的水墨画却采用了表现自我意志的自由方式。历来只是贵族的道具,用于装饰宏伟建筑物的绘画,开始盛行卷轴形式,发生了种类上的变化,虽然还不能说是庶民性的,但平民出身的官吏纵使在流寓之中,也能够随身携带着来欣赏了。
音乐也是一样。到唐代为止,音乐以舞乐为主,也就是以音声为主,添加上舞蹈动作,因此乐律也是形式性的,很少有以动作来模拟物象的意味,尤其与贵族性的仪式相适应。宋代以后,随着杂剧的流行,模拟物象的浅近艺术盛行起来,动作也变得较为复杂,在品位上要低于古代的音乐,变为单纯迎合低层平民的趣味了。最为显著地表现出这种变化的,则是南宋时代。
如上所述,在唐与宋的时代,一切文化生活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如果在此之外,对细微的个人生活也都加以观察的话,我敢断言,这种时代变化同样会在任何方面都有所表现。不过这里就暂时放下这种细微之处不谈了。

要而言之,中国中世、近世的一大转换时期,就是唐宋之间。此点为读史者最当留心者。
日本大正十一年(1922年)五月发行

原载于《歴史と地理》第九卷第五号
林晓光 译
知中ZHI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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