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肉松‍
“可以说我们这次已经超越了好莱坞”，当故事落下帷幕，《长津湖》的片尾照例罗列上演职人员名单，但字幕滚动时间长达七分半。
对此，于冬做了一个换算，“两首片尾曲放完了都没结束，还用了一段电影音乐。”再用一些数字去量化说明：三位导演带领下的16个导演组、7000多前期工作人员、80多家特效公司……
也因为如此制作规模，《长津湖》一直是行业内外关注的焦点。大家的心头都抱有疑问：在这么多人力、物力的投入下，电影成品如何？在影视作品中尘封多年的抗美援朝题材，会如何呈现？这些问题都在今年国庆档得到了解答。
影片上映后连续七天逆跌，总票房突破30亿，并一直刷新记录：中国影史首部连续六天单日票房破四亿电影、国庆档影片人次最多电影……
而往前回溯，经过停拍、重启、撤档、定档，《长津湖》与观众见面颇为不易，可以想象其诞生的故事一定不失色于电影本身。电影首映礼的第二天，娱乐资本论见到了《长津湖》的总制片人、博纳影业CEO于冬。
他在采访中途回复了一次信息，我们注意到他的手机壳是《长津湖》的周边，黑底红字，写着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同时也是电影中的台词：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听他回顾《长津湖》从筹备至今的种种会发现，身为老板，他也一直在创作一线，会为了一个镜头、一段音乐、一句台词和导演挨个沟通、掰扯。他也解答了诸多引发观众好奇的问题：三位导演具体是怎么分工的？停拍后剧组做了什么？为什么需要80多家特效公司？电影到底有没有下一部？
对他而言，不论这部电影能否担起救市重任，其特殊性都已经定格。“我今年正好50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如果不是这个年纪，我可能做不到。再早十年，我没有能力组织，第一没有那么多钱，第二也调配不了这么多资源。”于冬带领博纳交出了一份答卷，那接下来的事，要先交给观众了。
从停拍到重启，三个导演“抢”一个冬天
在《长津湖》中，从个人到集体，大战当前的志愿军们总在争分夺秒。
伍千里返乡探亲，还未过夜就被要求天亮前归队；经历了躲避美军空袭、摧毁通信塔，七连刚把电台送达边境，又立刻启程赶往长津湖战区……为日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戏外，《长津湖》是一群电影人在与时间赛跑。
按原计划，《长津湖》将于2020年上映，也就是抗美援朝70周年。从前一年开始，刘伟强和徐克导演筹备了9个月时间。2020年2月，《长津湖》开机，箭在弦上时疫情来了，各种问题也随之而来。
比如人员流通，往返不同的地方来来回回都需要隔离，“大量的外籍演员都签约集结了，签证到期就得放他们走，当时有1800个群众演员、500多个主创滞留在丹东，其他工作人员又进不去。”于冬回忆道。
他只能选择停拍，电影上映时间也推迟至建党百年。这一停就是9个月，而且进入了一段新的筹备期。这个项目不仅在继续运转，还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首先是剧本变了。观众如今看到的《长津湖》是一部史诗战争片，它既有恢弘的历史场景再现，也有细腻的人物命运表达。
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随着抗美援朝战役即将打响，中国志愿军将重回战场。伍千里带领的七连也在这支军队中，出发前，七连加入了一位新兵——伍万里。电影以兄弟二人及七连为主角，通过他们集结入朝、运送电台、参与围剿北极熊军团的过程，展现了长津湖战役。
故事来自于兰晓龙写了很多年的《冬与狮》，最早是一个电视剧剧本，浓缩成电影剧本之后足有13万字。正常情况下，4万字已经是能拍出两个多小时的体量了。
而其笔墨聚焦于七连这组艺术形象，“原来是没有史诗线的，它只是七连进入朝鲜之后的所见所闻，他们经历战争、去执行任务，和整个长津湖战役没有关系，更像是大时代下小人物团体的感觉。”
问题是，这种以小见大的手法被用过很多次，但如果只拍战争和历史人物，则更容易落入窠臼——先拍志愿军指挥部开会，然后拍打仗，打完仗之再拍美国指挥部开会。
为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于冬提出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的想法。除了七连群像，以历史人物作为辅线，比如毛泽东决策援朝、彭德怀带兵出征、宋时轮战前动员……
在此基础之上，电影突出了家国的概念。伍百里、伍千里和伍万里三兄弟，老大在淮海战役中牺牲，另外两个成为了志愿军，毛主席的三个孩子，一个丢了、一个病着，唯一留在身边的请战长津湖。战场不问出身，百姓和领袖的孩子刚好是一组对照，他们在志愿军司令部还产生了一次交集。
在于冬看来，主创们在第二个筹备期对剧本的调整，让《长津湖》在故事层面找到了突破口。
另一点变化是导演阵容。在《长津湖》停拍期间，刘伟强导演去拍了博纳的另一部电影《中国》医生。随后，陈凯歌和林超贤导演加入进来，和徐克导演一起合作。
作为导演，他们无疑是顶配阵容，但让人好奇的是为什么要找三位？
于冬告诉小娱，最直接的原因是时间不够。事实上，他找过不少导演，“你们能叫得出名字的大导都谈了一遍，都觉得一年时间来不及。”
但电影必须在2021年上映，故事背景决定了《长津湖》只能在冬天拍，反季节拍摄的案例不是没有，但于冬不会这么做，“不能在夏天拍穿棉袄的戏，那样质感会差很多，我也不允许演员这样去挑战极限。”
最终，他决定启用三位导演，“三组并行去抢一个冬天”。于冬至今都记得很清楚，“11月24号，陈凯歌导演在浙江开机，1月18号，徐克导演在河北张家口开机，过了春节，2月15号大年初三，林超贤导演在丹东开机。”
让人无奈的是，疫情似乎和《长津湖》杠上了。
重启之后，剧组在张家口拍天漠河时，河北、北京的疫情又反复，“疫情追着我们走，但这个时候再叫停是一定完不成的。我们顶住了所有压力，按照要求做好防护。所以有一块看不见的成本，就是春节期间，剧组所有工作人员做核酸检测的钱，花了五百多万。”
直到5月底，剧组顺利杀青。整个拍摄周期长达200多天，但如果线性计算三位导演的拍摄时间，其实是400多天。
此外，公映版《长津湖》长达176分钟，而坊间一直有传闻，还将有下部登陆春节档。当小娱向于冬求证时，他表示，长津湖战役结束了，七连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下一个故事会从已有的拍摄素材中剪，但不是目前这部电影的下集，而更像是续集的概念，七连还有新的任务需要完成。
16个导演组、80余家特效公司，每个镜头都是钱
任谁都很难想象，陈凯歌、徐克和林超贤三位带有强烈个人风格的导演，要如何拍出一部调性统一的电影。但于冬表示，“我请这三位导演的时候，就想好了。”
其中，陈凯歌负责志愿军进入朝鲜之前的戏份。
因为《长津湖》采用了传统的线性叙事，这部分集中在前半段，既是电影起头、定调的关键，还涉及到七连各角色出场，所以要拍出1950年的时代气息和史诗质感，并在前期确立好人物性格。
于冬表示，把这个部分交给陈凯歌是因为他当过兵，“他知道这群人平时怎么开玩笑，新兵蛋子什么样、老兵什么样，他对这些东西的呈现都非常准确。”
看过电影的观众能感受到这种准确，当伍万里如愿参军，登上前往边境的火车后，和老兵们进行了一次“互动”。在这个过程中，七连的其他几位关键人物：梅生、雷公、余从戎、平河，其个性经历和团队定位都得到了一定的展现。
也是在这段情节中，有一个能够明确体现《冬与狮》与《长津湖》间区别的细节，同时让后者具备更突出的史诗感。
面对老兵们的玩笑，伍万里一气之下拉开了火车的车门，探出身子就要往下跳，其他人上前阻拦。这时候，车门外出现了霞光万丈的、全景式呈现的长城，“给整个七连带来了集体主义的震撼，因为长城在中国人心中是极具符号意义的存在。”
但在兰晓龙的剧本里，这是属于伍万里一个人的风景，“万里扒车窗看到的，一个在江边长大的孩子，从小到大的视野都没超过几华里，突然看到了长城，内心受到的那种触动，是很小说体和情怀向的表达。”
个人视角变为集体视角的另一层意义是表现出，与长城并行北上的火车，也是一座由志愿军组成的血肉长城。
而这些志愿军进入朝鲜之后，就来到了徐克片场。在这次的分工中，他负责剧本统筹，把控故事的完整性以及美学风格的统一，另外还有他最擅长的人物细节刻画。林超贤的任务也很明确，一个是所有惊险刺激的战争场面，一个是与美军有关的部分。
对于后者，于冬给林超贤的建议是，把美军拍得越强大、与志愿军的对比越悬殊，就越能体现出赢得这场战争的艰难程度。
于冬告诉小娱，主创在拍摄之前做了详尽的梳理，“整个剧本拉出来，标蓝的谁拍、标红的谁拍都是很清楚的。”
与此同时，监制黄建新负责系统性地统筹和分配。影片涉及大量的装备、道具、置景和化妆等，要保证它们的状态符合剧情逻辑。比如坦克，得先拍仁川登陆的部分，因为那时候坦克是新的，到后面打北极熊军团，被炸过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他认为，从制作规模看，《长津湖》是对中国电影工业化的一次挑战，甚至超越了好莱坞的水准。这也是为什么，一个片尾字幕的时长能达到七分半。整体上是三个导演组并行，但细分起来，有16个组在同步运转。前期的工作人员超过7000人，再把后期特效公司的人加进来，大概有1.2万人，群演则达到7万人次，
于冬在最初就明确了一点，《长津湖》坚持不用一个资料镜头，用实拍和现代技术手段来呈现和还原1950年时空下发生的一切。这意味着巨大的特效工作量，以仁川登陆的两个大镜头为例，在开拍前把图画好了拿去做，一共做了10个月，体现到电影中不过两分多钟。
他告诉小娱，全球有80多家特效公司为这个项目服务过，每家做的镜头数量都不一样，多的做了几百个，少的做了几十个。那么加起来是多少？于冬给不出答案，因为每个镜头都有特效，“这不是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要还原50年代的场景就需要大量特效，包括最简单的文戏，人受伤后身上的血、天上下的雪，都要做。”
特效越多也意味着投入越大，对于这部电影的制作费用，有一个网传数字。在采访中，于冬并未透露真实情况，但他表示，就拿特效来说，按照每人每月的工资来计算，也是笔不小的开销。他提到，从暑期档撤档后，电影又在细节上补过400多处特效，比如在冬天的哈气、志愿军脸上的血。看得出，这是一次不惜成本的制作。
那换句话说，观众走进电影院，眼前闪过的不仅仅是《长津湖》的镜头，也是经费在燃烧。
当主旋律遍地开花，博纳如何守住阵地？
尽管采访时还未可知，但于冬已直言，“这是一次不允许失败的尝试。”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确实是放手一搏，它为什么这么做？要找到答案，得先往前追溯。
博纳似乎和冬天有一些不解之缘，为了《长津湖》，三个导演在一个冬天里抢时间。基于前期投入，其口碑、票房都将直接作用于博纳。而在更早以前，2013年的冬天，另一部对博纳至关重要的电影在东北牡丹江开机——由徐克执导的《智取威虎山》。
于冬回忆，那时正值互联网资本涌入行业，很多影视公司都在入手IP，没有跟风而动的博纳显得有些孤独、冷落。但他注意到另一件事情，随着青春偶像、屌丝文化等题材盛行，枪战警匪片在走下坡路，香港电影的势能也释放得差不多了。
他想借此机会探索一条新路，于是找到徐克，请他来拍《智取威虎山》。
这是他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的故事，甚至会说大量的黑话，他也拿不准当下的年轻人能不能被感动。但它具备被拍成《碟中谍》那样好莱坞大片的潜质，既有智谋、又有战斗，再加上林海雪原的奇观景象，或许会是一个新的突破。
而徐克也与这个故事颇有渊源，后来他告诉于冬，80年代，自己有一次和谢晋导演在上海喝酒，被问到最想拍什么时，他脱口而出的答案就是《智取威虎山》。因为他当年在纽约唐人街给人放电影，放的最多的就是它。
经过徐克的重新演绎，这部电影在2014年上映时取得了8.83亿票房，也让博纳开创了主旋律商业大片的范式。在接下来的近六年时间里，它以两年一部的速度，先后拍了《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两部作品的票房接近50亿。
再到2019年，一年之内，博纳又有三部作品与观众见面，分别是《烈火英雄》《中国机长》和《决胜时刻》。
正如于冬所言，产能和票房都表明，在主旋律商业大片这个领域，博纳是开创者，也是引领者。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市面上出现了大量同类型的影视剧，其中不乏佳作。而博纳的部分作品，则不可避免地出现疲态，比如今年暑期档的《中国医生》，其票房和口碑都谈不上理想。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这片阵地上守住地位成了博纳要面对的关键命题——于冬的选择是升级，这才有了超出好莱坞水准的制作规模。
于冬也知道，在当前大环境下，“收缩战线”是大部分公司比较稳妥的选择，但博纳选择扛起“救市大旗”“全力出击”，如今七天30亿的票房成绩也证明了观众的观影热情。
这同样是基于大环境的考虑，疫情反复之下，整个影视行业也受到反复打击，院线流失了大量观众。
另一方面，随着年轻人娱乐、消费方式的变化，他们也在远离电影院。他向小娱分享了一组数据，“19年平均观影年龄是接近22岁，到最近，这个数字是29岁。统计不完全准确，但它能反映出年轻人进场的欲望在下降，被短视频、剧本杀这些新的娱乐形态给分流了。”
于冬相信，只要有好的内容，观众还是会回到电影院的，市场也迟早能够回暖，只是这个时间来得越早越好。而作为头部公司，博纳自然要肩负起一份责任，他希望，《长津湖》就是能把观众拉回电影院的那一个。
话题互动：
你看《长津湖》了吗，觉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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