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网上流传一张PPT,据说是北大徐凯文教授关于大学生自杀危机的小范围调查:
在出现自杀危机的大学生中,父母职业为教师的竟高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医护、公务员等对知识要求较高的体制内群体。
类似的调查还有齐凯教授于2017年曾发表过题为《大学生自杀相关行为与不同家庭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的论文,该研究课题为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点项目,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安徽省芜湖地区八所高校总计4585名大学生进行样本分析,得出下图结果:
其中,父亲为教师、医务人员和公务员这三类职业的大学生共计322人,自杀实施共4人,大约每80个人就有一个出现过自杀实施行为。
父亲职业为工人的大学生共计1150人,自杀实施也是4人,大约每287个人仅有一个出现过自杀实施行为。
前者的发生率是后者的三倍之多。
母亲为教师、医务人员和公务员这三类职业的共计255人,自杀实施共5人,大约每51个人就有一个出现过自杀实施行为。
母亲职业为工人的大学生共计644人,自杀实施仅1人,大约每六百多人仅有一个出现过自杀实施行为。
前者的发生率是后者的十二倍之多。
该论文作者齐凯教授认为,大学生自杀行为与家庭的知识性和控制性呈正相关关系,有自杀行为产生的大学生家庭,家庭教育方式大都较为专制,并且父母学历大都在本科及以上的较高层次。
其中,控制性相对外显,我们比较容易理解,比如知乎网友描述的“不允许插嘴”、“屁大点小事都管”等等,都是养育者控制欲太强的表现。
教师等群体因其职业的特殊性,长期习惯于权威的角色,认为自己拥有对书本知识甚至其它人生知识的解释权和教导权,习惯使然容易把工作上的那一套带回家中,在教养方式上会比较独断专制,其子女稳居自杀排行榜前三名也就不足为奇。
控制性剥夺了孩子的生命价值感,忽视了其作为独立生命个体存在的意义,严重危害孩子心理健康。
因其逻辑简单清晰,又在多起典型案件中被媒体深度剖析,在多部影视作品中被反复呈现,所以逐渐被父母们引以为戒。
人民教师桃李满天下,为什么自己的孩子却频频触发心理问题?在这些孩子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知乎上还真有这个问题,底下有网友的亲身经历作答: 
永远都在批评式教育,永远都在被比较。
在我想发表意见的事情上,总说我还是孩子,别插嘴。
第一感受是严格,屁大点事都管,控制欲极强,可能不会动手打你,但是会用语言狠狠的阴阳你,怎么扎心怎么来,攀比欲极强,永远是某某家小孩考了某某大学,某某家小孩考上了某编制去了某地方当老师......
汝之蜜糖,彼之砒霜。
黄侃老师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外表活泼开朗的女儿,竟遭受强迫症之扰已长达8年之久:
“我真的太太太累了,八年来一次次平定崩塌的心灵,而当它再一次崩塌时我又无能为力,只有咬牙忍受再寻找调整的机会,而现实的事务又被耽搁着,现实的美好被破坏着,我真的厌倦了……”
如果黄侃老师是我们刻板印象里的那种老师,当时就能明确的知道,女儿的强迫症来自自己特殊职业的控制欲。
这种“我这么有文化,我一定能当个好父母”的执念,让不少父母活在表演里,而不是真实的关系里,而在这段关系里处在弱势地位的孩子,大部分时间只能配合父母的表演,努力做个“完美小孩”。
这种表演对孩子最大的伤害在于,上海他们的自尊。这些孩子一旦做的不够好,只能刀口向内,被迫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被迫陷入无休止的内耗。
笛卡尔在《传道书》里的经典论断:知识越多,悲伤越多,大智慧里藏着大痛苦。
是的,这类世俗意义上那种哪哪都好的完美学霸,本身知识储备丰富,他们注定会把大量盈余的心力投注在人生意义的思考上,而当一个人每天都在思考意义,就很容易陷入虚无主义,产生心理危机。
如果退一步,孩子生在普通工薪阶层,那么他们有衣食住行等现实层面的压力;如果进一步,孩子生在有资产可以继承的富人阶层,那么摆在眼前最紧迫的课题是,怎样做判断、做选择以让家族资产保值增值。
很不幸,高知家庭的孩子既不用担心衣食住行,也没有财产可以继承,他们看起来什么都不缺,实际却一无所有,这种单薄的状态,很难给已经产生心理危机的孩子以有效的救济,助他们渡过难关。
教育的本质是激发孩子的自尊,任何时候都不能本末倒置,让知识去主宰一切,孩子反而沦为知识的工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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