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C
青年思潮的改变,还是因为客观环境的变化。其中中美抗疫的不同结果,是主要原因之一。美国体制在青年心目中失去公信力的根本原因也是美国自身。青年对资本反感并非只在中国存在,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是一样的。
续上一篇
4、
自由派失去新一代青年的第二个原因,是过去二十年中国和世界的变化,这种变化彻底的改变了青年的思想。
就举我自己的例子吧,这20年,我自己也从青年变成了中年。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唯一的追求就是要出国。大二就开始准备考托福GRE,把超过60%的学习时间都放在背GRE单词上。俞敏洪老师的红宝书,天天随身携带。
从中学到大学,我最厌恶的课就是政治课。大学的那几门政治课,老师上的无精打采,完全靠每节课点名来逼迫学生上课。中学大学政治课的效果,对我来说完全是负面的。政治课只会让我加倍厌恶传统的那套政治叙事体系。
然而我的英语一直不够好,GRE分数不够,本科毕业时出国未遂。
毕业后,我第一个工作是体制内的,考上了比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领导动员我入党,当时我心里想的是: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才不能堕落到要去入党。
那时还是一心想出国,上班偷偷背单词,下班每天晚上做一套GMAT题,一心要继续努力出国。在体制内呆了一年多点就离开了,现在看起来,那个工作其实挺不错的。当时年轻气盛不太珍惜。以后,就再也没在体制内待过一天。
那个时候,我对体制是充满着厌恶的,对西方国家是充满憧憬的。
其后,经过了出国读MBA,看到了真实的西方,又在外企工作多年,比较成熟了,认识到西方的那一套确实不适合中国国情,原封不动的照搬会出大问题。但当时,我的思想还是认为西方民主体制是优越的,是历史的终结。中国因为经济落后,人口素质差,所以不能马上应用西方民主的体制,需要很长时间,几代人来过渡。那时我这种思想已经算是保守派了,那时的自由派恨不得马上就来个休克疗法,马上就全盘照搬西方的体制。
西方民主体制明显更优越,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是那时候(10年前)社会的主流思潮。
举个例子。2010年底,爆发了阿拉伯之春。2011年,埃及穆巴拉克下台,叙利亚内战爆发,10月,利比亚变天,卡扎菲被杀。现在看起来,阿拉伯之春,是一场美国影响下的颜色革命,对这些阿拉伯国家,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是一场彻底的悲剧。叙利亚十年内战,利比亚陷入分裂泥潭,埃及政治强人重新统治,而第一个爆发革命的突尼斯,经济停滞10年。
但那时,中国的主流看法不是这样。2012年3月,当记者问一位国级领导对阿拉伯之春的看法时,这位领导的回答是:“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的趋势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 (这个采访百度可以查到,没被限制,所以应该可以写吧)
这位领导当时的判断无疑不太正确,阿拉伯人没有得到民主,也没形成什么不可阻挡的追求民主的趋势。但我相信当时这句话是这位领导的真心话。说真心话是无可非议的。那时,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是明显优越的体制,只是对这种制度是否适合当前的中国有分歧。
10年前,党的形象和今天比,也差了很多。2011年,某顶尖大学党支部给某副国级领导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党员被社会歧视,被社会嘲讽,党员过街,人人喊打,不情愿亮党员身份。信里面写了一个这样的小故事 :“今天一个女大学生去面试,经理看了看简历抬头问她:‘你是党员?’那个女生顿时紧张了起来,激动地说:‘党员也有好人啊!’”。这些大学年轻党员感到迷惘,该不该在外界自称党员,亮不亮党员身份? 
该领导看了后去大学和学生交流上党课,交流主旨是虽然党犯过错误,但还是有纠正能力的,虽然有腐败问题,也在努力解决,大家还是要对党有信心,党能够找到正确的道路。要敢于在外面说自己是党员。会场上当场有学生递条子,问“对党的未来怎么看,党有没有未来?” (这个事件百度也能查到)
10年前,社会的主流思潮中,党、政府和体制的形象,远远不如今天。
今天的美国政客和媒体,认为美国人被中国骗了。美国原以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中国最终会皈依美国,采用西方的民主体制。其实,中国没忽悠美国。十几年前,包括我在内大多数中国人都认可美国的体制优越性,也认为在未来,中国需要过渡到类似美国的那种体制。区别是右派认为应该马上变天,温和左派认为稳定第一,需要几代人努力之后才行。我当时算是温和左派,认为稳定第一,美国虽好,不能着急。
真正让中国人对美国的体制失去信心的,是美国自己,不能责怪他人。
我个人对美国体制产生质疑,起始于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民主,居然选出了这么一个不靠谱的总统。随后我开始认真思考美国的体制问题,并在19年写了那篇《民主的黄昏》。
我个人真正彻底转过来,得到2020年疫情之后。
当我了解到新冠病毒的潜伏期和传播力后,我对中国能控制住疫情其实是没有太大信心的。当时我写了一系列疫情的文章,从来不敢说中国必胜。主要就是表达如果疫情发生在西方国家,也会完全无法控制的观点,就算中国输给了疫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天塌不下来。20年2月时,我是不敢拍胸脯说中国一定能战胜疫情的。
当时,我和武汉当地朋友,去武汉的媒体记者,一些医学和传染病学的朋友也交流过。因为新冠的潜伏期,隐蔽性和传染力,他们私下里的观点也都是控制疫情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这个观点管轶公开也表达过。其实,他们的判断不算错,今天的世界,除了中国外,没有一个国家控制住了新冠疫情。
当时,国家说要一定要坚决战胜疫情,我当时的感觉是忧心忡忡,觉得话说的太满了......但中国,在全体民众和政府的努力之下,完成了难以想象的艰巨任务,控制住了疫情。这件事,回想起来,至今我仍有不可思议的感觉,对我个人认知的冲击相当大。
5、
我的思想经历,应该还有些代表性。我有不少自由派的朋友,就是在这两三年,改变了原先的看法。
我认为,所谓的舆论监管,其实效果不是那么好,很难单纯靠监管改变民意思潮的主流。舆论整肃只能让青年面上不说,心里照样不爽。12-16年,青年人主要的不满还是针对体制的,那时小粉红是贬义词。
真正民意思潮的改变是18年才开始有的。民意主流思潮彻底转变,是疫情后的事情。客观环境的几点变化,导致了这个转变:
16年特朗普上台,美国选了个不靠谱的总统。中国人开始对美国体制有了一些怀疑。18年贸易战关税战。当时很多人是没信心。中国对美出口远大于进口,进口又有很多必需品,关税战后面也没有办法继续对等报复了。18年美国打压华为,11月孟晚舟事件。当时骂华为的人不少,说华为活该的人也不少。当时舆论场有很多人主张贸易战尽快妥协,体制内这种观点也为数不少。
18年美国的极限施压,在中国青年中引发了压抑、愤怒、被欺负的情绪。这种情绪,和99年炸馆事件后的青年情绪是很类似的。只不过,那次之后,发生了911,中国入世,中美关系迅速改善。这次就没那么简单了。
19年香港风波,大陆这边意识形态实际上拿到了很大的加分。大陆人对香港的心态是很复杂的。认为香港人有经济优势,对大陆居高临下,社会也更自由。结果香港人还不满足。同时香港问题是一个身份政治问题,让大陆青年对香港对西方产生更大的不满。西方媒体的双标报道也让很多中国青年感到愤怒。 
但直到20年初主流思潮还是没转过来。20年2月初,李文亮医生去世的那天晚上大家估计都还有印象。各种神仙鬼怪都跳出来了。一段“说实话,是病毒杀死了医生,不是传唤的人也不是医院也不是zf。现在我们还是要冷静,真正的敌人是病毒”这样的非常正常理性的发言,在网上被骂的狗血淋头。
西方媒体那时说新冠是中国切尔诺贝利时刻,那段时间真有这个感觉的。
结果呢。新冠不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反而变成了西方的切尔诺贝利。之前被西方打压积累的愤怒,特朗普对中国的恶狠狠的攻击,中国战胜疫情的自豪,对发达国家抗疫失败的鄙视交织在一起,才有今天的思潮。小粉红,这个词也就翻身了。
疫情,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后的冲击国会山,美国对中国歇斯底里的抹黑和攻击。让很多中国人第一次觉得,也许中国的体制真的不比美国的体制差。 
今天的青年人所谓的“爱党爱国反资本主义”的主流思潮,实际上的历史只有1-2年时间,大概从香港风波开始,抗疫胜利后形成。
即使在2020年初,民意思潮和现在也完全不一样。民意思潮的转变的主因,不是政府的监管,也不是宣传部门的引导和管控,核心原因还是客观事实。中国打赢了抗疫这场战争,美国打输了。这个对比太强烈了。如果中国抗疫和美国一样垮,上亿人感染,几百万死亡,民意思潮根本不可能转过来。
在中国疫情严重时,自由派的那些文章成为了笑柄。
张千帆教授的那篇《防治病毒,中国需要宪政民主》在互联网上留下了永远的记忆。张教授的那段:“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这场危机极很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发生,因为言论与新闻自由即足以将新冠病毒扼杀于摇篮。言论与新闻自由赋予公民知情权,有助于遏制病毒传播。”把自由派的公信力,直接打到了谷底。
自由派在疫情期间的种种行为,让中国的青年人怎么能再相信你们?你们说民主国家不会有疫情,但结果呢?你们自己犯了错误,怎么能把失去新一代青年人的责任都推给监管呢?
今天中国的青年,看到美国的乱象和拉胯,看到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种种可笑言论,自然而然就不会跟着自由派走了。
未来人类的命运充满未知,传染病危机,气候危机、经济危机、地缘政治危机都可能爆发。如果世界陷入混乱,那究竟是西方民主体制还是中国式体制更适应一个混乱的世界?我无法给出一个答案。但至少在抗疫方面中国体制明显优越。也许中国式的体制更能适应乱世。
6、
古往今来,无论中国外国,青年都是最有反体制倾向的群体。青年反体制再正常不过了。中国今天这么多青年维护体制,才是异常现象。
为什么今天中国的青年反资本但不反体制?
自由派的朋友需要深入理解全球青年人的主流政治立场。
西方定义下的自由派/左派(Liberal),政治上是自由主义,经济上是干预主义。主张:大政府,结果公平,偏向弱势群体。西方定义下的保守派/右派(Conservative),政治上是保守主义,经济上是自由放任。主张:小政府,低税收,机会公平,减少福利。
西方的右派是更纯粹的更传统的资本主义。但青年通常是偏左的。青年逆反不服管,政治上喜欢自由主义,经济上比中老年人穷,积累的财产少,所以追求公平。青年,特别是青年学生,是几乎所有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美国的反战运动、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日本的全共斗都是很激进的学生运动。
中国的左右和美国定义不同。中国的过去的官方意识形态(16年以前)里:经济上其实是偏自由放任的,至少比欧洲更接近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和美国差不多。政治上是保守主义,稳定第一。
中国的自由派/右派是政治上自由主义,经济上也是自由放任主义。中国的左派定义就不清晰了。经济上肯定是干预主义,政治上就有分歧了。主流左(中左)是政治上保守主义,维护权威,维护体制,经济上干预主义。另一种左(极左)政治上是无政府自由主义,反体制,经济上干预主义。文革的左派就是后者。极左其实在中国是与官方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
一般所说的青年人喜欢自由派,是西方语境下面的自由派,政治主张自由,经济主张公平,而不是中国语境的自由派。
青年真正最关心的,还是经济上的问题。18-29岁的年轻人中,有55%在最终大选中选择了希拉里,37%选择了特朗普。但是,在民主党初选中,71%选择了桑德斯,28%选择了希拉里。至少,在选择民主党的青年人中,在经济方面更激进的桑德斯明显更受欢迎。西方的青年,本来就有强烈的反资本倾向。
提到民营企业,一个常用的数字就是,民营企业提供了中国80-90%的就业。今日中国的青年,估计也有差不多80%在民营企业就业吧。
这些青年日常接触的“权威”是企业老板,企业中的上级,而不是体制。青年和政府体制的互动,虽然肯定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青年日常生活中需要面对主要矛盾,是面对代表资本的老板、公司、上司。青年天生有反抗性,天生不爽。他们因此产生反抗资本的情绪,不足为奇。
我的个人感觉是:体制外青年反而对体制怨言更少。比如,对国企是否有效率的看法,反而是国企自身员工,对国企的问题更多微词。因为在体制内的人,反而看到体制的缺点更多,受到体制的直接压力会更大。 
今天的青年,工作的重压之下,对资本产生反感,不是很正常的吗?即使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信念最根深蒂固的国家,也有高达一半的青年,对社会主义抱有更大的好感。更不要提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了。
还有最后一部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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