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3日,西南局在湖南常德成立。
当时的“大局”是中央派驻机关,级别非常高。
西南局的辖区包括云南、贵州、西康三省,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行政区,重庆一直辖市以及西藏。
局机关驻地在重庆。
与今天地方政府权限仅限于行政不同,大局的职权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
尤其是“军政合一”(军政委员会)的模式,成为区别于一般机构的重要标志。
毛泽东亲笔书写的任命文件
经中央任命,小平同志为西南局第一书记。
刘伯承和贺龙分别任第二和第三书记,另有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陈赓、王维舟等21名委员。
三位主要领导中,刘伯承1892年出生,比小平同志大“一旬”,二人同属龙。
再加上贺龙的名字中本身带“龙”字,故又被称为“三龙际会”。
在研究“刘邓贺”三位首长的排名问题时,刘伯承说:
小平同志是西南局第一书记,理所当然应该排第一。
邓小平却说:
伯承同志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应该排第一。
话毕,小平同志非常机敏地征求贺龙的意见,贺龙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小平同志借机果断地说:
好!就这样决定。今后报纸公布首长排名次序是刘伯承、贺龙、邓小平。
值得一提的是,革命年代小平同志曾先后担任过四个“中央局”的第一书记。
绝无仅有。
1943年10月,小平同志以一二九师政委的身份兼任北方局代理书记,主持晋冀鲁豫地区党政军工作(1945年后称“晋冀鲁豫中央局”)。
1947年千里跃进大别山,小平同志被任命为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暨中原野战军政委。
1949年渡江战役后,小平同志曾短暂担过任华东局第一书记。
此番又出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直到1952年入京。
1950年初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开会现场
刘邓率二野解放大西南,这段历史大家一般都清楚。
那么贺龙是如何来到西南地区的呢?
这便要从当时中央进军西南的大战略说起了。
解放军渡过长江后,蒋介石苦心在重庆、四川一带构筑“西南防线”。
11月底,刘伯承和邓小平收到中央的电报,要求二野缓进重庆。
“缓进”的目的是吸引更多的敌军据守重庆,然后聚而歼之。
不过刘邓根据战场实际情况,认为应尽快攻取重庆。
他们当即给中央回电,提出尽可能提前渡江攻占重庆,得到毛泽东同意。
11月30日,重庆解放。
由于解放军攻势凌厉,使得国民党破坏重庆的计划来不及实施,重庆的主要工业设施得以保存。
此后重庆成为二野解放大西南的后勤基地,形成了“依托重庆、经营全川”战略态势。
为支援刘邓大军、分散国民党部队精力,同一时期贺龙率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等部由陕入川。
十八兵团前身是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为徐向前。
1947年,晋冀鲁豫军区领导合影,左起为徐向前、周士第、王世英、滕代远
话说1947年夏天,在延安赋闲整整七年的徐向前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负责自己家乡山西的解放作战。
当时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主力十二万人已由刘邓率领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
次一等的西路兵团由陈赓、谢富治率领挺进河南西部。
留守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只剩下五万余地方武装。
徐帅就以晋冀鲁豫军区留守的第8、第13、第14纵队为班底,编成了华北军区第1兵团,归华北野战军下属。
他们先后组织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前期和中期),在几乎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解放了山西省除太原以外的绝大部分地区。
太原战役总攻前,身体每况愈下的徐向前把指挥权交给了前来探望的彭德怀。
城破后,徐向前遵医嘱赴青岛养病,在病床上与十八兵团的将领们告别。
紧接着十八兵团被转隶到第一野战军建制,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作战。
待到兰州战役结束,十八兵团又由时任西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率领,从陕南进入四川,转隶第二野战军建制。
这样便有了“三龙际会”。
西南局缙云山办公旧址。西南局正式驻地是重庆市中山四路中段36号,今重庆市委所在地。因重庆夏日炎热,故在嘉陵江温塘峡畔的缙云山上安排了一处夏季办公地
之所以花了一整段的篇幅来介绍十八兵团的渊源,除了让三人会面的脉络更清晰外,也是因为一位出自该兵团的大人物。
入川的十八兵团里有一位年仅35岁的政治部主任(副兵团级)。
在平定四川后,西南局成立川北工作委员会(省级行政区、公署驻南充),由他担任书记。
解放初的川北历经战火沧桑,百废待兴。
长期从事军队工作的他迅速转变思路,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安定社会、巩固新政的执政方针
凭借在川北的突出业绩,这位“小个子书记”受到了西南局主要领导小平同志的高度赞赏。
1952年,伴随着“五马进京”的东风,时任川北工委书记的他上调任共青团书记处书记。(《城南旧事》)
西南局是党组织机关,与之对应的军事行政机关是西南军政委员会。
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是刘伯承元帅。
刘伯承是四川开县(今重庆市开州区)人。
1912年,二十岁的刘伯承考入蜀军政府陆军将校学堂,后被分派到川军第五师。
在“讨袁战争”中,年轻的刘伯承屡立战功,成为川军名将。
几十年后,当再次回到故乡时,曾经是青年将领已经年近花甲。
与搭档小平同志不同,刘伯承在建国后迅速转变角色,走“功成身退”的路线。
1950年下半年,五十八岁的刘伯承赴南京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治委员。
从此他交出军权,退出一线,重回自己喜爱的军事教育工作。
军事学院期间,刘伯承从最基础的培训师资、撰写教材开始,陆续创立了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防化兵、情报等系专业。
我们看电视剧《亮剑》,最后几集讲李云龙在军事学院进修,挨批评时一口一个“老师长”。
可见院长的原型就是刘伯承元帅,而李云龙正是“红四方面军-129师386旅”一脉。
在刘伯承离开后的两年多里,西南局的工作主要由小平同志和贺龙推动展开。
概括来说,这一时期西南局的重点工作有以下几项:
1、政权接收和建设
2、解放西藏(《入藏,1951》)
3、剿匪(《亚细亚的孤儿》)
4、土改
5、修建成渝铁路
下面重点讲介绍第一条——政权接收和建设。
西南地区的云贵等省份因地理关系历史上一向较为封闭。
这里山多林密、坡陡沟深,长期保存着传统社会形态特征,众多少数民族在此杂居,地方势力盘根错节。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云贵两省的政府渗透力相对较弱,民变迭出。
以1942年冬爆发的“黔东事变”为例:
反叛者号召“抗粮、抗兵、抗税、护烟,推翻国民政府”,参加武装暴动的有数万人,席卷黔东二十四县。
武装民众全歼国民党两个保安大队,半省的国民党基层政权被摧毁。
一团糟。
熟悉解放战争历史的朋友一般都清楚,渡江战役后,我党北方解放区一半的基层干部随军南下,补充到南方各省中。
由于西南地区解放的比较晚,待到二野大军挺进云贵时,随军南下的基层干部基本已经“分配完毕”。
以贵州为例,整个贵州省负责接管的各级干部一共只有7000多人,其中还以二野军队干部为主。
具体到一个县,通常只能分配到十几人,这还是连刚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也算上。
在这种形势下,西南局不得不继续委用原旧政权人物和乡保甲长临时组成“解放委员会”、“治安支前委员会”等组织,暂时维持地方秩序。
这种大量沿用“旧人”的接收方式,虽然减少了新政权入驻的阻力,但也埋下了很多祸根。
五十年代贵阳
之所以当时西南局大批沿用旧政府官僚系统,除人手不够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清除的机会。
二野大军解放重庆后,西南地区的国民党专员、县长等头面人物均主动向新政权投诚。
经历了民国几十年的乱局,在他们眼中,共产党的到来无非是又一次“城头变幻大王旗”。
有的人前一天还在组织抵抗,后一天马上加入“解放委员会”,帮助解放军筹粮办差去了。
提到筹粮,这其实是当时西南局乃至全国都面临的一个头等大问题。
新中国刚成立时,由于军政开支浩大,入不敷出,财政形势十分严峻。
在准备进军西南时,邓小平就已经提出了粮食问题的重要性。
1949年9月20日,邓小平对去接管西南的干部讲话说:
“我们去西南,头一个遇到的困难是部队的供应问题,是吃饭问题。”
按照当时西南局的估计,整个西南局“吃皇粮”的人数将达到120万以上。
这120万人中有20万是国民党旧政府人员,40万是国军降兵。
旧政府人员要用来“办差”,保留下来可以理解。
那么为什么不能把40万降兵全部解散呢?
因为解散即成“匪”。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西南局不得已开启了大规模的筹粮运动。
令人头疼的是,国民党在1949年战败之际已经在西南大部分地区强征过数轮粮食了。
一旦重复征收,势必官逼民反。
于是大部分征粮的负担都落在了地主身上……
实属无奈。
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1950年7月
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
之后一段时间,小平同志陆续兼任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等要职。
在进京的“五马”中,地位仅次于“一马当先”的那位。
从1949年12月率部进驻重庆至1952年7月调离,小平同志在西南主政了两年多的时间。
这段时期是他从战争年代走向和平建设时期的重要过渡,也是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起点。
虽然西南片区的接管困难重重,但小平同志成功稳固住了局面。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新政权将毛细血管布到了云贵黔川的每一个山沟角落里。
毛泽东对其这两年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卓琳与人民小学教职工合影,后排左一为卓琳
西南局时期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女士曾担任重庆市人民小学校长。
这所小学于1945年创建,原名晋冀鲁豫军区干部子弟校,后随刘邓大军南下重庆,改名为中共中央西南局人民小学。
小学的创始阵容极为豪华。
刘伯承元帅为学校命名并题写校训,贺龙元帅任学校首任董事长,卓琳女士任首任校长。
当时二野和西南局的干部子女几乎都在这里念书。
这群在部队长大的孩子个个娇野,不好调教,卓琳就拿自己的孩子开刀,以儆效尤。
那个年代教师一时不好找,卓琳便主动担当起讲课的工作,语文、数学,连音乐都教。
直到1952年小平同志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她才带着孩子们一同回到北京。
1986年2月邓小平卓琳回成都过春节,时任广安县委书记的罗国兴带小平的舅父舅母一起赶往成都,小平在金牛宾馆接见了他们。
时间回到1920年8月28日。
这一天,搭载八十多名学生的“吉庆”号客轮从重庆启航,沿长江东下。
两个星期后,这些年轻人在上海登上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经过四十天的颠簸抵达法国马赛。
邓小平就是这八十多人中的一个。
那时他还叫邓希贤,名字寓意是“希望与贤人看齐”。
“小平”的名字是在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为了不牵连家人改的。
二十九年后,当邓小平再次回到曾经起航的重庆时,早已物是人非——父母离世,日月换新天。
在西南局执政的几年里,小平同志始终没有回过广安老家。
大家都知道,当年项羽在选择都城时有一句名言:
“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
可小平同志丝毫没有这种情节。
自十六岁离开广安赴法留学后,他终生再未踏足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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