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微博热搜话题#五星红旗❤️#,不知大家有关注到吗?你的1921,我的2021,我们何其有幸,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
百年前的中国任人宰割,今天我们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百年前的中国发展严重滞后,今天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
中国早已不是100年前的那个中国,中国的明天会更好。
看到#五星红旗❤️#这个话题,律芽君想起了律师这个行业,或许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中国律师登上历史舞台,也已经有100多年。
1912年,北洋政府颁布了《律师暂行章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律师制度的成文立法,中国律师制度从此建立。同年年底,第一次全国律师考试举行,共有297人获司法部颁发的律师证书。
自1912年至2021年,我们不禁想知道:109年历史长河中,中国律师从哪里启程,走了哪些路,又要到哪里去?
故事,要从100年多前的一场大火说起。
1919年:五四运动一把火
1919年5月4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入国内,国人大哗,群情激愤。北平爱国学生为抗议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上街游行示威,学生们一把火烧了“赵家楼”,引发了轰动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
火烧赵家楼遗址
赵家楼的主人不姓赵,而是民国编号001号律师:曹汝霖,时任“巴黎和会”中方谈判代表之一。
然而后来的历史却上演了戏剧性的反转。
抗日战争时期,“火烧赵家楼”的学生领袖梅思平加入汪伪政府,成为汉奸。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汉奸罪被捕,于1946年被枪决。
而当年的“卖国贼”曹汝霖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拒绝担任伪政府总理大臣一职,尽管后来被强行挂上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等虚衔,但实际上未给日本人出力,算是保持了晚节。
回到他的律师身份,在1919年前后的传统环境中,人们根深蒂固的偏见里,习惯将律师视为讼棍,曹汝霖为什么要做律师?
这个问题,袁世凯也问过曹汝霖:“何必做律师,不就是以前的讼师吗?未免浪费人才。”曹汝霖的回答掷地有声:“律师与讼师,绝对不同,律师根据法律,保障人权,讼师则歪曲事实,于中取利。”
曹汝霖
其实,曹汝霖还有另一个没有明说的原因:民国律师收入高。
1912年的时候,袁世凯想拉曹汝霖入伙,出任外交部次长,被曹汝霖婉拒。后来袁世凯才听说,曹汝霖当时月入2000大洋,比当时外交部正部长薪资的2倍还多。
如果要论创收,曹汝霖还不是收费顶尖的民国律师。
1932年,“共产党的老朋友”吴凯声律师在上海黄金地段(南京东路36号)创立“吴凯声法律事务所”。当时,吴凯声律师提供两个小时咨询可得一根金条,办两件小案可购一辆汽车。
表面上,吴凯声律师赚钱买洋房,混迹于大上海官宦、名流、帮派的交际圈之中;暗地里,吴凯声受命于中共地下党,运用法律和私交多次拯救被捕的中共干部,其中就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廖承志、陈赓、陈延年等人。
民国律师证书
与吴凯声一样,蔡六乘也是当时上海滩一位显赫的大律师,他曾经是上海青帮教父杜月笙的法律顾问。迁居台湾后,其子蔡中曾获得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父子二人在台北市创办常在律师事务所。
蔡中曾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蔡崇信”,长大后也毕业于耶鲁法学院,从事税务律师和投行工作,后加入阿里巴巴,成为阿里2号人物,被誉为“马云背后的男人”。一家三代都做律师,堪称法律世家。
曹汝霖、吴凯声、蔡六乘三个人是早期民国律师的缩影,影响力仍然有限,但不久之后,历史就将民国律师正式推向政治舞台的中心。
1921年:建党伟业干革命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随后转至嘉兴南湖,参与一大建党的13人中,就有一名律师。
这位律师于1914年至1917年在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回国后在武昌开办了律师事务所——他就是董必武。
从建党到革命,中国的律师群体从未缺席。
中共一大结束后不久,1920年1月,天津奸商勾结日本人,殴打街头号召抵制日货的学生,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请愿游行,幕后策划请愿的南开大学学生领袖被逮捕,其中就有周恩来。著名律师刘崇佑为营救周恩来,积极奔走,用专业的辩护词赢得周恩来的当庭释放。
当年的11月7日,周恩来赴法国留学,刘崇佑律师每月给周恩来汇去20余银元,用于求学生活的开支,此事传为佳话。解放初期,周恩来感念当年救济之恩,曾委托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关照刘家后人。
在当时,不光有刘崇佑这类协助革命的律师,更有直接参与、领导革命的律师,劳工律师施洋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
1957年《劳工律师-施洋》
施洋律师为支持武昌的反帝爱国运动,加入武汉律师工会,主动担任湖北28个厂工会的法律顾问。军阀吴佩孚对施洋律师恨之入骨,曾扬言:“不杀施洋,工潮就不能平息!”“不杀施洋,京汉铁路就不能通车!”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中山先生的评价:“施洋律师,真不愧是劳工律师!我真想见见他,同他交流对中国民主建设的看法。这真是一位奇才啊!”
1923年,施洋律师领导京汉铁路工人举行总罢工,后被反动军警逮捕,壮烈就义,时年34岁。武汉人力车夫、工人自发在各码头设祭,万人队伍扶灵位游行,浩荡而悲壮。
1957年朱德题写“烈士之家”赠送施洋家属
三年后的1936年,“七君子”事件爆发。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不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为打压社会舆论,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7位当时公认的社会贤达,史称“七君子事件”。
被捕的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也是一名律师。1931年,31岁的史良开始从事律师职业,以女律师身份跻身上海滩法律界。重庆谈判期间,她与毛泽东畅谈时局,毛泽东夸她是“女中豪杰”。新中国成立后,史良出任第一任司法部部长,还担任过民盟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七君子”被捕后,民国二十余位律界精英挺身而出,组成阵容强大的律师团为“七君子”辩护,堪称民国大律师的集体亮相。
“七君子”辩护律师团
“七君子”律师团合影
值得一提的,是史良的1号辩护律师俞钟骆。俞钟骆律师是当时上海名气大、有正义感的爱国律师,曾被顺丰银号聘任为常年法律顾问。
建国后,俞钟骆先生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顾问等职,并参与新中国宪法的制订。
1945年俞钟骆法律顾问证书
国民党当局不顾民意的反对,两次开庭审理“七君子”一案,经过律师们唇枪舌战,最后国民党撤销了起诉书,民国律师天团大获全胜。
“七君子事件”是中国律师在抗日前期取得的阶段性胜利,而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律师又迎来了历史上最艰巨的民族使命:东京审判。
1946年:东吴精英战东京
1946年年初,抗日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
这时,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提上日程,中国政府需要迅速组建法律专家团队远赴东京,为4千多万罹难同胞讨血债、审恶魔。
选人问题立刻凸显,远东军事法庭对派出人员要求极其严格,一要精通英美法,二要英文熟练,三要有英美庭审实战经验。当时抗日战争刚结束,百废待兴,人才俱散,上哪里找人?
最后选拔出17人参加东京审判,其中竟有10人来自同一所法学院——东吴大学法学院。
东吴学子脱颖而出并非偶然。在当时,要想申请进入东吴法学院,至少需要取得其他专业本科学历,同时英文听说读写必须流利。这种入学资格的限制,在当时只有东吴法学院一家。
进入东吴法学院后,学习课程以实务为导向。一要学社会科学通识课程,二是先学私法后学公法,三要适应英文教学同时兼修第二外语,四要每周六练习模拟法庭。如此锤炼,为日后形成“东吴系”律师打下坚实基础,也在历史旋涡中为东京审判储备了人才。
东吴大学法学院成绩单
东京审判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日本投降撤退之前,军部曾下达销毁一切证据的密令,中方也因战事惨烈,未保存下足够罪证。取证是东京审判最困难的第一环。
破解这一环的是末代皇帝溥仪。溥仪出庭指认战犯,连续作证8天,是东京审判中出庭次数最多、时间最久的证人。溥仪的出庭,要归功2位中国律师——裘劭恒和方福枢。
其中,说服溥仪出庭作证的是裘劭恒律师,他1935年毕业于东吴法学院,曾在上海秉公律师事务所执业,同时在东吴法学院讲授商法和英美法课程。
另外,为溥仪担任英文翻译的是方福枢律师,他1938年毕业于东吴法学院,此学霸在校期间的成绩接近满分,毕业后任上海工部局法律部律师。
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甲级战犯宣称自己无罪,并雇实力强劲的律师团为自己作无罪辩护,且远东军事法庭规定被告有权保持沉默,不得强迫被告发言。控告与发问是东京审判最困难的第二环。
让战犯被迫开口的是中方检察官顾问鄂森律师。鄂森律师192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后获美国林肯大学法学博士,归国后在上海做执业律师,兼任东吴大学法学教授。
鄂森律师找到了关键证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目击者美国医生、目击者美国牧师。面对多名证人连续指认,战犯情急之下开口反驳狡辩,中方借此撕开控辩局面。
东京审判现场
东京审判历时2年7个月,前后开庭818回,最后的结果是:7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16名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1人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1人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
以东吴大学法学院学子为首的中国法律精英,真正做到了无愧历史使命,不负民族重托。
1949年:律师制度何处去
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北京市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份工作报告,报告中有一句话,为后来的律师角色定下基调:“使人民直接与法院发生联系,不再受讼棍恶徒的敲诈剥削”。
一年后的12月份,政务院发布《关于取缔黑律师及讼棍事件的通报》,宣布决定取缔旧律师制度,解散律师组织,停止律师活动。这是律师制度在新中国的第一次退出。
1956年,事情仿佛出现了转机。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司法部《关于建立律师工作的请示报告》,开始推行律师制度。律师重新复出,而且当时的律师也是允许收费的。浙江人崔钟就是这时候调至嘉兴市法律顾问处当律师的。
1956年《我国人民律师制度》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仅仅过了半年时间,全国就已经有19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律师协会,并有专业律师2572人,兼职律师350人。崔钟律师无比兴奋地以为,律师的春天要到来。
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下半年,全国反右斗争扩大,大多数律师因为为被告人辩护,被认为“丧失阶级立场”、“为坏人说话”,而被划为右派——律师制度再次被迫中断。崔钟律师被打成右派,下放嘉兴农牧场整整22年。
1958年各地法律顾问处被撤销,1959年司法部被撤销,1960年全国律师工作机构全部被撤销。从此,公、检、法被砸烂,律师制度一同进入了长达20多年漫长、无奈的停滞状态。
在农场劳动改造的崔钟律师每日吃不饱,但他坚信,历史终究会还他一个清白,但这一等就是22年,人的一生又有几个20年。2018年1月5日崔钟律师逝世,享年92岁,临终前遗嘱:不发讣告,丧事从简,遗体捐赠国家用于医学教育。
崔钟律师
往事并不如烟,律师举步维艰。
1979年:律师迈步从头越
文革结束,曙光终于降临。
颜健焜:《必须恢复和健全律师制度》
1979年堪称中国律师新元年。当年7月《刑事诉讼法》颁布,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律师为辩护人。同年9月,司法部恢复重建。同年12月,司法部发出关于恢复律师制度的通知。
在通知发下时,全国已有212个律师拿到律师证。
001号律师为任建新,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002号律师为柳谷书,后创办柳沈律师事务所,其子柳传志创办联想集团;003号律师任继圣,后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是中国外向型法律服务的开拓者。
1980年“四人帮”辩护律师
1980年全国公开审判“四人帮”,律师第一次出现在全国人民的视野。上述照片中的5人为当年“四人帮”的辩护律师,自左至右依次为甘雨霈、韩学章、张思之、王舜华、马克昌。
1980年最高法下发指定辩护通知书
当时有了律师,却还没有律所,律所唯一的组织形式是“法律顾问处”。 早期法律顾问处是行政单位,律师是国家工作人员,拿国家工资、穿警服、带手铐、配枪支……和公检法几乎一模一样,十足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1986年法律顾问处工作证
直到1983年7月,才有2家律所悄无声息地成立。一是上海的法律顾问处更名为律师事务所,二是深圳蛇口律师事务所正式挂牌成立。从此,律师事务所逐渐实行自负盈亏,律师被要求辞去公职身份。
1986年,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制度正式实施。同年7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成立。律师职业化逐渐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
《人民日报》头版报道全国律协成立
进入90年代,本土律所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大多数今日的大所、名所都创建于此时。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律师业启动对外开放,允许外国和港澳律师事务所在大陆设立办事处。
再后来进入21世纪,律师行业发生的都是熟悉的当代故事。直至今年8月份,全国律协发布最新统计数据,全国律师人数已经达到46.4万人。
100多年走来,中国律师群体没有太多热闹的故事,更多的是默默牺牲、进取,将传奇封存在历史布满尘埃的角落。
当认识到“法治”的本质是一种隔代的文明遗产,律师们唯有信念永恒:中华有为添我一力,法治中国功成不必在我。
每一代律师有每一代的使命。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又总有人正年轻。
我们需要知道自己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
文章来源:律芽
作者:佩佩
律芽原创,封面、配图来源于网络,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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