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都市再生机构的公寓历史展厅，建于1957年的Hasune団地项目修复后的住宅单位内景
如果你认为不会有多少人真心喜欢公共住宅社区，那么一趟东京之旅可能让你改变看法。这座日本首都的郊区于二战后建造的一些混凝土公寓楼，有着令人着迷的一致性设计，常常会吸引那些热心于现代主义的人们前往“朝圣”。

这些被称为“团地”(danchi)的住宅区，其吸引力早已超出了美学范畴。它体现了厌倦战争的日本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在大众的心目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团地配备了当时其他住宅项目几乎无法企及的便利设施，采用了开创性的规范——不锈钢水槽、冲水马桶、厨房和私人卧室——吸引人们争先恐后去尝试这种现代生活方式，参与到一场宏大的社会实验之中。
“团地”（意为“集体的土地”)不仅仅是廉租房。它们是为中产阶级家庭树立物质上和意识形态的榜样、支持日本实现快速发展的实验室。这种生活空间的重新定位来自建筑师和政府官员的设想，旨在容纳核心家庭、提升女性地位、倡导私密性，鼓励消费型生活方式。虽然団地的全盛期已经过去，但它们仍然是日本建筑和社会变迁相交汇时的试验场。居民的老龄化和人口多元化再次将它们置于人口趋势的前沿。有些団地住宅区已被拆毁，但还有一些则被重建或翻修。
走出废墟
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的战后复苏在关键的住房领域陷入了停滞。根据劳拉·奈泽尔(Laura Neitzel)撰写的《我们渴望的生活：战后日本的団地住房和中产阶级梦》一书中援引的数据，1945年日本住房短缺420万套，到1955年仍短缺300万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成立了日本住房公司(Japan Housing Corporation)，这是日本三大住房支柱政策中的最后一个。第一个支柱是向富裕的公民提供贷款用于建造住房，第二个支柱是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日本住房公司介于这两者之间——为涌入东京等中心城市、作为未来新中产阶级中坚力量的蓝领和白领工人提供公共住房。
图中靠前位置的是东京Hibarigaoka公园山的一座“明星屋”建筑。一些标志性的明星建筑被登记为文化遗迹
日本住房公司典型的“团地”是一群高约五层的混凝土建筑物，通常位于东京和其他城市的郊外，不过后期的开发项目要高得多。楼房的外形从简单的方盒子到标志性的Y形“明星屋”都有。Y形“明星屋”是三叉形布局的塔楼，这种结构可以提供更好的自然采光和通风。这些住宅区基本上都形成了开创性的郊区通勤城镇，成为有自己的商店、保安岗亭、诊所和学校的独立社区。人们从市中心的外迁改变了东京的生活。

郊区的“团地”使铁路线成为必备基础设施，催生了长距离通勤的概念，这依然是现如今所谓“工薪族”的典型生活方式。然而，对于那些寻求逃离城市生活的居民而言，远离市中心就是他们的初始诉求之一，因为郊区生活在战前就与中产阶级存在着关联。
但“团地”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它们配备的便利设施和平面布局，其典型结构是有两间卧室、一间厨房和用餐区（被称为2DK结构），还可以由此降级或升级为一间或三间卧室。后来的平面布局增加了一个客厅，同时也成为了当今日本住宅主力户型的模板（名为nLDK——LDK分别指“客厅、餐厅和厨房”，“n”指卧室数量）。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日本城市的风景备受游客们青睐
 新家园新规范
团地的设计理念与战前的住房格局迥异，战前住房的房间有多种用途，厨房隐藏在后端。大家庭通常住在一起，不同辈分的人睡一间屋子的情况很常见。战后的改革者认为，这不仅不适合现代生活，而且还在积极强化导致战争的封建、帝国社会结构。因此，居住方式成为了整个社会实现现代化相关辩论的焦点，现代主义居住形式在其中扮演了社会工程的角色。日本的住房研究之父西山宇三(Uzo Nishiyama)对传统房间的多功能性让家长可以监视家庭成员提出了批评，并主张停止共眠，从而可以改善卫生条件、性道德和私密性。与此同时，建筑师滨口美穗(Miho Hamaguchi)认为，战前住房的厨房设计排斥女性的地位。
“DK”布局解决了这些问题，使厨房成为中心，让妻子成为家的心脏，提供了专门的就餐空间和两个私密的卧室。面积狭小也迫使大家庭组织起核心家庭。独立的房间让他们获得了一种非常新颖的私密性，日本人用从英语衍生而来的单词“puraibashii”来形容这种私密性。
然而，DK布局的成功取决于关键便利设施的引入，主要是不锈钢水槽，据认为它比以前的水泥材质水槽更漂亮好看，因此很适合安装在位于房屋中间的厨房里。带锁的金属门、私人浴室和冲水马桶都增强了中产阶级格调。这种新结构刺激人们踊跃购买新型的电子产品和家用电器——以及半固定的西式家具。这在居住传统房屋时不太常见，因为传统住房空间的可转换、多用途性质需要可折叠、可存放的装置，例如蒲团和低矮的桌子，用起来才比较方便。随着单一功能的房间成为常态，家具可以留在原地不动，意味着日本的家庭可以开始添置沙发、高架床和梳妆台。在社会变化之际，正是这些物质生活方式特征为理想的中产阶级家庭给出了定义。
劳拉·奈泽尔写道：“日本住房公司用団地创造并促进了城市的特定格局，创造出了作为中产阶级生活原型的日常生活。它成了住房技术发展的试验台，在室内生活空间的标准化和现代化方面发挥了开拓性的作用。”
这是1927年建造的Dojunkai daikananyama公寓楼住宅单元内部修复景象，Dojunkai公寓是战后团地住宅的前身
这个榜样饱含了更广泛的文化意识。1960年，明仁亲王(Prince Akihito)夫妇参观了东京的一个団地项目，巩固了団地所象征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并由此重塑了帝国形象。住在这些小区里的家庭被称为“団地族”，因为他们基本上属于一个性质相同的群体——家中通常养育一到两个孩子，母亲呆在家里，父亲从事体面的工作，即便不是精英的话。报纸和心怀远大理想的居民都密切关注着他们的生活动态。

奈泽尔说，团地非常抢手，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需求高峰期，符合收入要求的东京申请人只有145分之一的几率才能被抽中成为承租人。日本住房公司建造的居住单位数量仍然仅占20世纪后期日本新建住房很小的一部分。不过，虽然大多数人从未真正住过団地，但它们成为了日本的模板，因为私人开发商沿用了日本住房公司的施工方法和便利设施。“nLDK”楼层平面图很快风行起来。最初的实验性计划不到30年时间变成了行业惯例。
但这项实验也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最初，DK布局让妇女们欣喜，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被隔离的感觉，当丈夫们离家去城里上班，她们就被困在家。由于新建的郊外小区仍显空旷，除了家务之外，“团地族”的妻子们几乎无事可做，而且做家务花费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私密性提高带来的解放也让位于孤立和社交的缺乏。无论是在屋里还是屋外，团地提供的聚会空间都很小，这使得住户很难与邻居建立关系。长距离的通勤，尤其是对新住户而言，削弱了団地的吸引力。
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住房短缺开始缓解，团地建设逐渐减少，日本住房公司转向了城市改造。日本人的家庭组成也开始远离团地的理想化目标。许多日本人晚婚、独居或不生育。另一方面，富裕程度的提高意味着更大的家庭，未来会住更大的房子——而团地促使居住者养成购买大型家具和电器的习惯，也意味着它们很快会显得狭小和拥挤。这导致了团地住宅的失宠，在偏远地区更为明显，而且在一个人们通常喜欢新房而不喜欢住房翻新的国家，团地的建筑越来越破败。
这导致了近年来的大范围拆迁。然而，一些团地项目已经整装一新，增加了现代感，适合各种生活方式以及老年人居住。位于东京北部的Akabanedai团地项目于1962年建成，除了少数标志性的明星建筑已被登记为文化遗迹外，剩下的几乎已经全部重修。重修于2010年完成，内部结构更接近典型的“大厦”，即不低于三层的现代公寓。重修后的团地拥有一些“大厦”所没有的元素，主要是周围的开阔地和绿色植物——这在东京很罕见。零售商无印良品(Muji)也在2012年与半官方的房屋租赁组织（由日本住房公司沿革而来）都市再生机构(Urban Renaissance Agency)合作，对团地项目进行内部改造，设计了更灵活的平面布局和新的固定设施，如折叠式办公桌，与早期团地住宅的刚性布局形成了鲜明对照。
一些团地项目的改造还在进行当中，旨在通过重塑住宅单元周围的公共空间来提升社区归属感。在横滨，由著名建筑师隈研吾(Kengo Kuma)领导的Yokodai团地改造项目，试图再次将这些建筑群置于时代前沿，并为未来树立样板。这个名为“未来居住综合体”(Future of Housing Complex)的项目建有一个下沉式花园，以及新草坪、咖啡厅和图书馆，增加了城市布局中普遍缺乏的绿地和社会活动空间等元素。东京的团地或许是在与现如今截然不同的环境下建造起来的，但这种建筑形式显然还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撰文：Max Zimmerman
编辑：方李敏
翻译：王忠
图片来源：Bloomberg、日本国家旅游局官方社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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