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当前国内对建设性新闻概念的认识存在误区。结合国外新闻实践和学术语境可以发现，建设性新闻并非西方主流，其影响不可高估，其在今后的发展境遇尚待观察，其对我国新闻实践究竟有多大的示范价值值得商榷。我国新闻实践话语中的新闻建设性与西方建设性新闻不同，当下所谓建设性新闻的“中国方案”并不属于建设性新闻的范畴。国外建设性新闻提倡者所批评的“媒体消极取向”有特定的适用范围和语境。建设性新闻不否定对负面题材的监督批评报道，更不是报喜不报忧。
[关键词]建设性新闻；发展新闻学；舆论监督；新闻理论
基金项目：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当代西方新闻学术概念史研究”（2020CDJSK07PT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郭毅，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西方新闻理论史。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3期
一、问题意识与分析框架
2019年末开始，国内新闻业界和学界对“建设性新闻”讨论的热度似乎已超越欧美。绝大多数学者和从业者对建设性新闻理念报以赞赏和期待，乐观呼吁加以应用。有人甚至认为建设性新闻绝非西方新鲜概念，在本土新闻实践中早已有之，主张继续发扬此优良传统。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更多人开始为建设性新闻鼓与呼，视其为化解“疫情”期间乃至“后疫情时代”信息传播问题之灵丹妙药。
但有少数学者敏锐发现，西方所谓“建设性新闻”概念具有理论局限和风险，因此提倡在概念挪用时必须注意其概念提出的原初语境和本意。①当面对一个新兴概念，任何借鉴都应基于对概念本身的透彻理解。对“建设性新闻”进行学理反思，体现了学界对新概念引入的应有态度。
严肃的学理反思可以在理论框架（theoretical framework）中进行。一批欧洲知名学者最新提出的“X新闻学”理论为反思当下国内热衷的“建设性新闻”提供了一条分析路径。X新闻学（X Journalism）认为在新闻业发展变化和新闻学理论创新过程中，围绕报道方式、新技术应用、经营模式、生产消费、传受关系等方面形成了诸多以“X新闻”命名的新概念，如公民新闻、慢新闻、建设性新闻等。这些新概念是对已有新闻现象的观察和总结，业界和学界为了引起同行和公众对此现象的注意才创造了这些概念。因此要全面理解某个“X新闻”，应充分认清：1.“X新闻”的实践情状如何？最初提出的动机为何？2.变量X究竟是什么意思？3.概念使用的语境为何？②
一旦从上述实践状况、变量含义、语境动机三个维度重新审视当下国内所说的“建设性新闻”，便可发现概念译介和再阐释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具有误导性的命题。其一，认为建设性新闻是一种主流新闻实践和“范式”。其二，认为本土新闻实践“提供了建设性新闻的中国方案”。其三，认为建设性新闻否定“负面新闻”。这些认识误区既与西方所谓“建设性新闻”的实践情状和基本原则相悖，也未必有利于我国新闻界的长足发展。本文回归国外建设性新闻的实践与学术语境，结合X新闻学的理论框架，分析西方概念在中国译介和再阐释过程中的认识误区及其问题。
二、实践现状：建设性新闻并非国外新闻实践主流
沿着“X新闻学”的实践维度反思建设性新闻，可以发现国内学界和业界在译介概念并乐观地呼吁全面应用建设性新闻理念的同时，疏于厘清一些基本问题：建设性新闻在国外是不是主流？是否是一种值得借鉴的“新闻范式”？
《卫报》《纽约时报》等个别海外主流媒体相继推出标榜“建设性新闻”的报道，欧洲的个别媒体管理者还参与到“建设性新闻计划”“建设性新闻研究所”等旨在引领建设性报道理念的实体机构和国际倡议，但这不足以说明建设性新闻已经成为西方新闻实践的主流。
其一，建设性新闻实践不是主流媒体普遍做法。主流报纸正刊版面中，几乎找不到明确标榜为“建设性新闻”的报道，也没有专门叫做“建设性新闻”的专栏或版组。所谓主流媒体的建设性新闻实践，只是个别媒体在其官方网站建立专门页面，从稿库中抽取并集纳一些其认为是“建设性新闻”的报道。在这些报道的写就过程中，记者不一定具有明确的“建设性新闻”意识。就数量而言，集纳到“建设性新闻”专门页面的新闻很少。例如《霍芬顿邮报》网站的建设性新闻页面“IMPACT”和《纽约时报》网站的“Fixes”专页，每日集纳的“建设性新闻”不足2条。这个数量对于海量信息的新闻网站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其二，专门页面中集纳的所谓“建设性新闻”主要集中在环保议题，尚未涉及公民生活所有领域。当下所说的建设性新闻发端于北欧，而生态环保和全球气候变迁被北欧新闻界视为政治文化的关键议题。[1]（P.31） 环保问题始终推动着北欧新闻实践和新闻学理论的发展。由于在北欧的新闻传统中，记者被视为宣传员（publicist）和社会活动家（activist），因此北欧新闻界无法满足于传统环境报道只关注环境和气候问题却无法吸引和动员公众参与解决世界性气候危机的现状。正是基于此，北欧新闻界才出现了公民新闻（civic journalism）、和平新闻（peace journalism）等理念，而这些正是建设性新闻的实践基础。[2]（P.94-119）
其三，一些在国内译介时常被列举的专门登载“建设性新闻”的网站的影响力也不可过高评价。现有译介文章中，被视为“最著名”的且被提及最多的“好新闻网络（good news network）”的创办人兼总编辑Geri Weis-Corbley在创办网站前只是一个有着很短暂地方媒体工作经历的自由作家，并非主流媒体的资深新闻工作者。在1990年至2013年长达23年间，谷歌新闻检索找不到任何关于“好新闻网络”和Geri Weis-Corbley的报道。连创办人自己都在采访中承认，直到美国“9·11事件”发生后，人们在谷歌搜索“好新闻”一词时才发现这家小众网站。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Weis-Corbley曾于2020年4月主动向媒体爆料自己的网站在疫情早期总访问量达1000万。且不论主动爆料是网站自我宣传推广的商业性举措，存在数据真实性问题，仅其自我陶醉的累计1000万访问量与主流新闻网站相比就不足称道。根据早前新华社技术局数据统计，新华网平均一天的访问量就达8000万次。[3]根据网络实时监控网站SimilarWeb的数据统计，2020年前6个月“好新闻网络”总访问量仅为147万，是其自我宣传数字的十分之一。而同时期主流新闻网站CNN访问量是其515倍（约7.58亿）、《纽约时报》网站访问量是其270倍（约3.97亿）。同类建设性新闻网站、英国网络杂志Positive News前6个月访问总量更少，仅有11.2万。③
其四，“建设性新闻计划”等实体机构和国际倡议的意义和影响力不可高估。国内在概念译介时往往把这些机构和倡议“高尚化”，以为是引领建设性报道理念、培养建设性新闻记者的公益组织，是引领新闻学变革的先锋。如此一来遮蔽了这些机构和倡议背后的经济利益和真实目的。建设性新闻计划（Constructive Journalism Project）的联合创始人Danielle Batist曾在媒体采访中坦言，建设性新闻计划“不是公益项目”。他们主要训练自由撰稿人（freelancers）的采访技巧。培训主要面向自由撰稿人是因为与主流媒体的专业记者相比，“他们立刻就能参与进来，我以此盈利”。而对于自由撰稿人来说，创造一个富有前景的新概念（即“建设性新闻”）能够帮助他们顺利获得众筹，助其持续进行独立报道。④一个典型案例是建设性新闻计划的两位创办人Batist和Sean Wood于2015年发起的#OwnTheMedia筹款活动。短短一个月，他们以“建设性新闻”为噱头，成功从1526名读者身上为他们的另一家公司、英国网络杂志Positive News筹集了26万余英镑资助。
上述例证和数据表明，建设性新闻在国外并非新闻实践主流，关注建设性新闻及专业网站的读者也不多。唐绪军教授说得好，“建设性新闻在现阶段还只是一种试验”，其能否成为“主流新闻观念，尚须实践的检验”。[4] 一般来说，一种理念只有是先进的或主流的，才值得借鉴。一个小众的非主流新闻理念对我国新闻业究竟有多大的示范意义值得商榷。
反思国外实践还可以发现，建设性新闻在国外还未构成一种新闻“范式”。国内有的研究者在译介新概念时习惯使用“范式”一词。但从学理上讲，范式是某个群体共享的价值标准和信条理念，新闻（journalism）本身是一种范式（journalistic paradigm），而新闻从业者和学者对“什么是新闻”以及“如何做新闻”的理解，实质上是新闻作为一种范式的建构过程。范式建构由范式实验（paradigm experimentation）、范式开始（paradigm inception）、范式标准化（paradigm formalisation）、范式常态化（paradigm normalisation）、范式再考察（paradigm reconsideration）五个阶段组成。只有当范式实验取得全面成功，才能进入范式开始阶段。⑤从前述例证可见，建设性新闻在国外充其量只是处于范式实验阶段，距离真正成为一种新闻范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现阶段称建设性新闻是一种新的“范式”，似乎有失严谨。
三、变量含义：建设性（Constructive）再省思
中国到底有没有西方所说的建设性新闻？或者说我国当前被认为是“建设性新闻”的东西究竟是不是西方所说的建设性新闻？对此，有人认为我国新闻实践素来具有“建设性”，故西方建设性新闻实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传统的一部分。还有一些文章认为，建设性新闻应有不同的发展语境，我国新闻实践为全球建设性新闻实践提供了“中国方案”，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性新闻。
作为典型的“X新闻”概念，对关键变量X，即“建设性（constructive）”一词进行仔细考辩可以发现，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
（一）两种迥异的“建设性”：Constructive与Developmental
持第一种观点者试图从中文文献和历史话语中寻找“建设性新闻早已有之”的证据。有人指出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新闻工作要为生产建设这个中心服务”，以及90年代提出的“建设性舆论监督”都说明“新闻建设性”素来是我国新闻实践的“核心价值追求”，而我国的“新闻建设性”与西方的“建设性新闻”实为可以互换的名词。
然而本土新闻实践历史话语中所说的“建设”和“建设性”与建设性新闻中的“建设”和“建设性”含义并不相同，二者甚至无法对应相同的英文单词。本土实践传统中的“建设性”指媒体帮助政府“建构一个积极的地方形象，提高美誉度；通过提出合理的建议帮助政府解决具体问题；协助政府保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5]（P.79） 即便是“建设性批评”和“建设性监督”也应以此为归旨。与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中的“建设（construct）”一词不同，本土实践传统中的“建设”对应的英文单词是develop，所谓“早已有之”的“新闻建设性”实际上是“建设新闻”。
“建设新闻（development journalism）”脱胎于上世纪50年代的发展传播学，历史十分悠久。20世纪50年代起殖民主义逐步退潮，亚非拉地区形成了大量独立的民族国家。对这些国家而言，一方面要积极建构和维系新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又亟待解决国内经济社会建设问题。到50年代末，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建设问题引起联合国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泰国、智利和法国举行了多次研讨会，发现全世界70%以上人口无法接触资讯设施，故难以获得充足资讯以促进自身发展。联合国遂决定帮助发展中国家广泛建立报刊和广播电视台，以保障和促进弱势群体的“信息获得权”。196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出版了一本研究大众传媒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建设作用的小册子。施拉姆在书中指出，“自由而充沛的资讯信息可以成为促进社会变迁的工具”，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没有充足而有效的大众传播设施，经济与社会建设就会陷入瓶颈”。因此必须建立更多的传媒基础设施帮助公众获得本国发展建设的资讯，为其提供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的机会，并传授必要的生产生活技能。特别要发挥大众传媒在农业、健康、教育三个领域的“建设性作用”。[6]（P.7-19）
受此启发，20世纪60年代菲律宾率先诞生了“建设新闻”概念，它本来是指通过新闻传媒“解放受剥削的城市贫苦百姓、农村人口、妇女，并帮助其主动参与政治社会生活进而改变命运”[7]（P.357）。随后东南亚和非洲地区的许多国家将建设新闻理念纳入本国新闻报道政策。
但在从理论向政策转化的过程中，“建设新闻”一词的含义变为要求记者在国族建构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方面与政府合作，积极报道政府和官员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领域的成就。[7]（P.357-370）在实践中，消息源的多样性和记者独立报道大为削弱。在南非、以色列、黎巴嫩、墨西哥、尼日利亚、科特迪瓦、沙特阿拉伯、津巴布韦等国，新闻素材大多由官方直接提供，媒体版面充斥着对建设成就的自我表扬。[8]在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等政治环境较为腐败的非洲国家，法律明文要求新闻媒体多报道政府建设成就，同时竭力限制媒体独立采编，以“国家建设”的名义压制舆论监督报道。[9] 从70年代末开始，亚非拉一些国家的“建设新闻”不断遭致业界和学界批评。批评者指出这种实践的最大受益者不是社会弱势群体而是精英阶层[10]（P.41-43），有时甚至借口“维护国家建设”故意忽视本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11]如此一来“阻碍国家建设而非促进发展”。[12] 
到20世纪末，这种片面强调报道国家建设成就的“建设新闻”理念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国家退潮。在今天的埃及、坦桑尼亚、尼泊尔、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巴基斯坦、斐济、新几内亚、塞拉利昂、波斯瓦纳、马来西亚等国，尽管仍提倡“建设新闻”，但意思已大为不同。它变成“教育公众”、“促进社会对文化多样性的容忍度”、“如实报道”和“让民众表达自己观点”的代名词。[13]记者们仍然自视为服务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但强调的是通过独立报道（detached reporting）和舆论监督（watchdog journalism）促进公共议题的解决与社会进步。[14]
可见，我国“早已有之”的建设新闻实践并非建设性新闻。这种“于古有征”的比附，或许是为了使国人更容易接受外来观念，但这种比附混淆了constructive与developmental两种迥异的“建设性”，所引起的恶劣后果不可估量。 
（二）建设性新闻不是“表扬性新闻”
还有人认为尽管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建设性新闻，但本土新闻实践为建设性新闻提供了“中国方案”。有人举出许多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媒体践行建设性新闻的表现。总结起来，一是及时报道各地区各部门疫情防控的措施和成绩，二是挖掘和讴歌抗击疫情过程中的动人故事和“暖心小事”。
国外学术界一般认为建设性新闻是语境化报道（conceptual reporting）[15]和“吸引人的新闻（engaged journalism）”⑥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前述本土实践提供的“中国方案”实为“表扬性新闻”，这并不符合语境化报道和吸引人新闻的基本特征。语境化报道是20世纪下半叶国外新闻实践的鲜明特征。与传统的“建设新闻”相比，记者的职业定位从“客观并快速地报道事实本身”，演变为“分析和解释复杂社会问题”，因此语境化报道是一种“帮助人们理解复杂问题的”解释性报道。[16]“吸引人的新闻”是指新闻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尽量调动受众的积极性。在意义建构过程中，受众不是新闻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表扬性新闻”把受众固化为被动的接受者和宣传效果的靶向，本质上与吸引人新闻的理念相左。
建设性新闻的倡导者坚决捍卫新闻的核心功能，即媒体对政府的监督功能、提供有用信息的功能、提示公众潜在风险的功能，其关注点是重大社会问题。它不是“建设新闻”，更不是宣传好人好事的“暖新闻”。做同一件事情当然可以有不同的思路和方案，但前提必须是“做同一件事情”。真要论“中国方案”的话，反倒是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民生新闻理念更加符合建设性新闻的标准。它既以人民为中心，又为大众赋能且帮助化解社会问题，推动社会改良，更为符合“建设性”的本意。
四、使用语境：反对“消极取向”但不否定对负面题材的批评监督报道
有文章简单认为建设性新闻是对“负面新闻”的纠偏与否定，误以为建设性新闻是“负面新闻”的对立面。
“负面新闻”是我国特有的概念，也是一个不规范的概念。正如丁柏铨教授指出，“负面新闻”将报道内容与报道效果混为一谈、“表意缺乏明晰性和准确性”。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负面题材报道”或“批评性报道”。[17]（P.215-223）
就建设性新闻提出和使用的语境而言，它明确反对媒体的“消极取向”，但从未否定对负面题材的批评监督报道。
（一）媒体消极取向有特殊使用语境
媒体消极取向（media negativity）是特指美国新闻界过度渲染战争和灾难、过度刻画暴力和犯罪情节的媒介批评术语。西方建设性新闻的倡导者认为受众长期接触此类新闻容易产生焦虑、恐惧、沮丧等负面情绪，长此以往会造成受众锐减、同情疲劳、媒体信誉降低等消极后果。[18]但学者们在使用和批评这个概念时有几个限定条件必须明确。其一，“消极取向”仅指“过度渲染战争和灾难、过度刻画暴力和犯罪情节”，国外学者也正是在这个范围内批评消极取向的。他们反对的绝不是监督和批评社会问题的负面题材报道。其二，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媒体确实存在严重的新闻报道消极取向的问题，但这种严重的消极取向是否在“以正面宣传为主”的中国存在是值得思考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国“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同时发表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19]这一正确论断学界和业界都应认真学习。当下在对建设性新闻的理解上，把西方新闻媒体存在的“消极取向”当成了缺乏学理规范性的“负面新闻”，把中国语境想象成美国社会，这种概念译介过程中有意或无意的概念置换或混淆，极易损害批评监督性报道的正当性，应当警惕。
（二）建设性新闻不排斥报道负面题材
国外学界和业界在建构建设性新闻的基本原则时，从未否定揭露社会问题和丑恶现象的负面题材报道和批评监督报道。这是由其新闻实践的客观经验决定的。
其一，对负面题材的批评监督报道不会起到负面效果，相反会使公众增强对媒体和政府的信任感。2016年欧洲广播电视工会调研发现，在擅长报道批评监督类新闻的国家中，公众的媒体信任度非常高。[20]（P.75-78） 而“受有权势人物和机构支配”、“报道不够公正，偏袒或迎合某一方”、“欺骗或撒谎”、“试图替政府掩盖错误”则是人们对媒体失去信任的关键原因。[21]（P.353-374） 还有研究者对21个国家的记者共进行2100次访谈后发现，在重视负面题材报道和批评监督报道的国家里，记者和公众更信任本国政府和体制。[22]（P.137-156）
其二，追逐负面题材新闻是人类自然的心理反应。新闻心理学研究表明，监督批评报道所提示的信息会警示公众正在或即将失去一些重要的东西，因此人们在心理上对这些信息有更高的敏感度和更快的反应。受此心理驱使，“人们总是喜欢主动关注负面题材信息从而及时评估周遭环境并规避潜在风险”。[23]（P.375-391）因此读者对负面题材新闻的兴趣并不能反映其品味，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心理过程，无可避免也无须避免。[24]（P.1-12）
其三，对负面题材的批评监督报道具有较强生命力。监督批评报道更容易引起公众对特定问题的注意，增加报道议程的重要性。[25]正如学者指出，“灾难与困境的照片能够给观众留下持久印象，而歌颂建设成就却很容易随时间而遗忘”。“刻意为之的好消息反而难以令人信服”，到头来，对负面题材的批评监督报道“仍然最有力、最令人难忘”。[26]（P.54-55）今天当国人想起贫困儿童问题时，30年前希望工程“大眼睛女孩”苏明娟的那张照片留下的印象仍显震撼，其刺激公众行动起来参与脱贫攻坚的可能也更大。
（三）建设性新闻与对负面题材的批评监督报道目标一致
批评监督报道与建设性新闻都试图参与社会治理，引领和营造美好未来。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建设性新闻试图为公众提供理解社会问题的语境和解决问题的方案，而点出问题和分析问题是第一位的，这恰恰是批评监督报道的职责所在。
新闻史学家Rodger Streitmatter通过大量研究指出，新闻界虽然不是唯一对社会变迁负有责任的一方，却是参与推动社会积极转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新闻媒体对社会问题和丑恶现象的无情揭露和批评，不曾阻滞社会进步或破坏社会秩序。相反，人类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解决无不建立在“扒粪式”的报道上。恰恰是这些批评监督报道引起人们对丑恶现象和社会问题的注意，从而推动了问题解决。⑦当下有些人认为建设性新闻的重点不是找问题，而是解决问题、树立正面典型。但如果不先揭露和批评问题，又谈何解决问题、树立典型呢？
很多时候，媒体有效参与社会问题解决，靠的不是表扬。例如我国某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问题已到达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如果一味报道正面典型（如某地环境治理的先进经验），就容易忽略或掩盖那些存在问题的地区和个人。正面典型或许能起到标杆示范作用，但存在问题的地区和个人是否愿意借鉴和吸取值得怀疑。如果不靠监督批评报道，点出具体问题，使之“红红脸、出出汗”，就很难使现有问题改观。如果仅报道成绩，报喜不报忧，环境生态问题就无法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环境执法本身就会陷入得过且过的“舒适区”。正如有学者指出，被卷入舆论监督旋涡的严重污染行为及其危害一经媒体曝光，才能进入公众视野，进而避开相关利益方的包庇。“公众在信息分享和交换看法中迅速掀起巨大的舆论洪流，引起有关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从而倒逼污染问题的解决。”[27]
五、结语
尽管围绕西方建设性新闻概念已有不少译介性文章，但由于概念转译过程中对理论话语及其语境掌握的不全面，或是出于有意无意的概念置换和混淆，造成当前国内对建设性新闻概念的一些认识误区。结合新闻实践和学术语境可以发现，“正在兴起”的建设性新闻并非国外主流的新闻实践，其影响和评价不可人为拔高。建设性新闻尚未构成一种新闻范式，其在今后的发展境遇仍尚待观察，其对我国新闻实践究竟有多大的示范价值也值得商榷。
尽管都以中文语词“建设性”名之，但我国新闻实践历史话语中的新闻建设性与西方建设性新闻不同。前者对应的是英文中的“建设新闻（development journalism）”，而这恰恰是西方建设性新闻明确反对的。一些文章提出的建设性新闻的“中国方案”，无论是积极报道建设成就，还是讴歌典型人物、刻画动人故事和“暖心小事”，本身都不属于建设性新闻的范畴，甚至走向其反面。[28] 
最为重要的是，国外建设性新闻提倡者所批评的“媒体消极取向”有特定的适用范围和语境，它不等同于否定对负面题材的监督批评报道，更不是鼓励报喜不报忧。批评监督报道与建设性新闻目标一致，都为了引领和营造更好的未来，都是媒体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在坚持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相统一的当下，应当充分重视。
注释：
①参见：胡百精《概念与语境：建设性新闻与公共协商的可能性》，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增刊；白红义《作为“创新”的建设性新闻：一个新兴议题的缘起与建构》，载《中国出版》2019年第8期；王辰瑶《论“建设性新闻”适用性与可操作性》，载《中国出版》2019年第8期；郭毅《建设性新闻：概念溯源、学理反思与中西对话》，载《现代传播》2020年第1期；徐敬宏等《建设性新闻的冷思考：中西语境、理论风险与实践误区》，载《新闻大学》2020年第6期。
② 参见：Wiebke Loosen, Laura Ahva, Julius Reimer, Paul Solbach, Mark Deuze, Lorenz Matzat. “X Journalism” Exploring Journalism's Diverse Meanings through the Names We Give It. Journalism, https://doi.org/10.1177/1464884920950090, 2020-08-12.
③以上数据通过网络实时监控网站SimilarWeb “网站流量统计分析工具”输入相关网站名称后查询获得。网址：www. similarweb.com，查询时间：2020年7月1日。
④参见：Nesima Aberra. Communicators for Change: Danielle Batist,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Project. Medium,  https://medium.com/@nesimaaberra/communicators-for-change-danielle-batist-constructive-journalism-project-793cfb299557, 2017-05-25.
⑤有关“新闻范式”的最新研究成果，参见：Tim P Vos, Joseph Moore. Building the Journalistic Paradigm: Beyond Paradigm Repair. Journalism, No.1, 2020.
⑥参见：Thomas R. Schmidt, Jacob L. Nelson, Regina G. Lawrence. Conceptualising the Active Audience: Rhetoric and Practice in “Engaged Journalism”. Journalism, https://doi.org/10.1177/1464884920934246，2020-06-15.
⑦参见：Rodger Streitmatter. A Force for Good: How the American News Media Have Propelled Positive Chang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5; Rodger Streitmatter. Mightier than the Sword: How the News Media Have Shaped American History. Boulder: Westview, 2015; Rodger Streitmatter. Voices of Revolution: The Dissident Press in Americ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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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启涛  刘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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