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西域地区出土的四面骰卜文书属同一系统。此类骰卜起源于印度，本具有浓厚的婆罗门信仰特色。该卜法经新疆传入西藏东北部。受印度四面骰卜影响形成的最早藏文四面骰卜文书是ITJ740号文书。早期的藏文四面骰卜文书主要体现出苯教特色，而后期的藏文四面骰卜文书已无苯教色彩。吐蕃统治敦煌之时，藏文四面骰卜文书传至敦煌，敦煌地区的佛教信众借鉴藏文四面骰卜文书，创制了具有明显佛教特色的汉文四面骰卜文书《摩酰首罗卜》。此类骰卜文书的总卦数应为六十五卦，而非数理意义上的六十四卦。
[关键词]四面骰卜；鲍威尔写本；藏文骰卜；摩酰首罗卜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敦煌通史”（16JJD77002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刚，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宗教语言文学、敦煌学。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2期
西域地区出土的四面骰卜文书记载了一种特殊的占卜方式，其所用的卜具为一枚四面标记有数字或者圆点、动物图形的骰子，骰子每一面的标记分别对应着1-4中的一个数字。占卜时先后三次投掷一枚骰子，或先标明骰子次第然后一次投掷三枚骰子，投掷后每一枚骰子均能得到1-4中的一个数字（圆点、图形），按所掷骰子的先后顺序将得到的数字组合起来，可形成一个三位数组，从理论上来说，四面骰子可掷出的数组总数应为64（43）组。在此类骰卜文书中，一个数组称为一卦（局），每一卦（局）都附有相应的卦辞，占卜时先掷卦，然后以卦所对应的卦辞来预测吉凶休咎。①
四面骰卜文书在西域地区的陆续发掘，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其中有12号文书尤受重视。这12号文书分别由汉、梵、藏、古突厥语等语言写成。其中，汉文卜书1号，编号S.5614，有《摩酰首罗卜》之题名；婆罗谜字（Brāhmī）梵语文书2号，分别属于鲍威尔写本（The Bower Manuscript）的第四与第五部分，本文分别称之为B4、B5号；藏文文书8号，分别为ITJ739、ITJ749、P.T.1046、P.T.1051、ITJ740（1）、ITJ738（1）、ITJ738（2）和ITJ738（3）号；古突厥语文书1号，伦敦大英图书馆编号为Or8212/161。②
目前学术界对这12号骰卜文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校录与整理上③，扩展研究的成果尚少，更没有学者将这12号骰卜文书进行综合比较。综合研究的缺失，使学界对此类骰卜文书的来源、发展与传播途径、佛教元素增入等问题的认知尚有不足。本文将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12号骰卜文书进行综合比较，以期对此类四面骰卜文书有更全面的认识。
一、鲍威尔写本与四面骰卜的起源
1890年我国新疆库车库木吐喇石窟附近一座佛塔遗址中发掘出若干古梵语写本，其中一夹古代桦皮写本被逗留于此的英属印度第17孟加拉骑兵团中尉哈密尔顿·鲍威尔（Hamilton Bower,1858-1940）收购，该写本后来被霍恩勒（A.F. Rudolf Hoernle）正式定名为鲍威尔写本，现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The Bodleian Library）。该写本由七部分组成，前三部分为医药文书，中间两部分即本文讨论的占卜文书，最后两部分则为佛教典籍。学界对鲍威尔写本的抄写时间尚有分歧，麦唐纳（A.A. Macdonell）推测该写本大约抄写于公元350年左右[1]（P.142）；霍恩勒推测鲍威写本应该抄写于4世纪下半叶④；罗·桑德（Lore Sander）推断该写卷抄写于6世纪前期或中期[2]（P.313-323）。虽然对鲍威尔文书抄写时间还未有一致意见，但该写本大体应属于4-6世纪时期的作品则没有异意。在12卷四面骰卜文书中，B4、B5号的抄写时间无疑是最古老的。
（一）B4、B5骰卜文书的基本情况
B4、B5两号骰卜文书的结构基本一致：卜书的开始都有一段序言，主要内容是礼赞诸神，祈祷诸神让骰卜结果准确。序言之后是卜书的核心——卦。B4号卜书每一卦由卦名、卦象（有三个数字组成）和卦辞三部分组成，而B5号卜书则缺少卦名，只有卦象、卦辞两部分。卦数上，B4号卜书存60卦，其中431卦重复出现两次；B5号卜书残缺严重，除序言外仅存20卦，与B4号卜书一样，B5号卜书也出现了重卦现象，即第343卦重复出现两次。在卦局的排列上，B4号卜书以卦名分组，将卦局分为20组，这20组卦的排列似无逻辑顺序，但每一组内则遵循构成卦象的三个数字的合数相同这一数理关系。B5号卜书缺失卦名，该卜书亦将合数相同的卦象排列在一起，似与B4号卜书的排列方式相似。B4、B5两号卜书卦辞所涉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政治、战争、商贸、出行、会议、友情、婚姻、恋爱、健康、宗教仪式等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3]（P.131）。
（二）B4、B5两号卜书的时代差异
B4、B5两号卜书抄写时间相近，但卜书内容却有着明显的时代差异。
从卜书序言中对诸神的礼赞来看，B4号卜书礼赞的神祇较多，除了湿婆、那罗延、毘湿奴外，还要礼赞药叉、提婆、战神、风神、楼陀罗⑤和摩登伽⑥族的女人等。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其所赞之神并无明显的地位差异，没有主神出现；与B4号卜书相比，B5号卜书只礼赞了毘湿奴、风神、女神，并将毘湿奴视为世界之主，地位高于其他神灵⑦。两卷卜书所赞神祇的差异，正是印度早期吠陀文化向后吠陀乃至史诗文化发展的真实记录。
从卜书卦辞所涉内容来看，B4号卜书出现频率最高的卜问是关于敌人的，60个卦局中就有8个卦局涉及到敌人的情况；此外，B4号卜书中还有4次关于会议的卜问。而B5号骰卜文书只有1卦涉及敌人，没有任何卦辞涉及会议。实际上，敌人与会议都是印度早期文明的写照⑧，特别是关于会议的卜问，体现出该卜书所具有的部落遗风⑨。B4号卜书中414卦的卦辞也值得注意，其卦辞提到：“埋怨国王，故法律和制度因此停止；但是你已得到你的利益；因此你当坚定地奉行法律和制度。”这是两号卜书中唯一一次提到法律和制度的地方。与B4号卜书重视敌人与会议不同，B5号卜书则更重视商业。B5号卜书还有一点特殊之处，该号卜书的卜辞中增加了将卜兆与身体特征相结合的内容，这种将占卜与身体征兆相结合的形式，在密教典籍中极为丰富，似是一种较晚的占卜风俗。
通过对比，B4号卜书的形成时间应该早于B5号卜书。B4还留存着早期吠陀神话的特色，该号卜书产生的时间应该是在部落社会逐步瓦解，国家正在形成之时，故而其卜辞既强调敌人、会议又强调遵循法律、制度，这正体现出从部落到国家的过度性；B5号卜书关于“生意”的卜辞远多于B4号卜书，且其卜辞涉及身体特征之内容与密教有某种相似性，其产生时间应该较晚。两号卜书在时代上的巨大差异，正可证明四面骰卜曾持续盛行于印度地区。
（三）B4、B5两号卜书的信仰特征
完整的鲍威尔写本是由医学文书、骰卜文书和佛教典籍三部分构成。其中的医药文书也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那么，骰卜文书是否也具有佛教特色呢？
通过对两号卜书序言的研究，可以发现，这两号卜书都体现出印度古老的婆罗门教特色。B4号卜书的序言实为礼赞诸神的赞歌，其中提到了湿婆、那罗延、毘湿奴等婆罗门教信奉的神祇；B5号卜书的序言中也说“我颂扬毘湿奴，这个世界之主，依赖他，这个占卜的真相得以彰显”。需要指出的是，B4号卜书序言中有一段文字，任曜新汉译为：“根据所有悉达多（Siddhas）的真理，根据所有学派的真理，根据他们的真理和真实的意愿，让湿婆断言出失去了什么保留了什么。”任曜新在讨论骰卜仪式时又说：“在这个仪轨中，首先是向很多神灵致意……最后又提出将佛陀的真理和所有学派的真理和那罗延天等神谕作为占卜过程中的真理依据。”[3]（P.126-127）从任氏译文来看，鲍威尔写本似有佛教色彩。但核对鲍威尔写本及霍恩勒的英译本，可以发现这种错觉乃是因译文错误所致。任氏将Siddhas翻译为悉达多（Siddhārtha），在论述中又将悉达多替换为佛陀，给人造成错觉，认为该卜书存在某些佛教色彩。其实，此处Siddhas一词是泛指觉悟者，并无佛教指向，也就是说，鲍威尔写本中的两号骰卜文书与其他部分不同，应是没有佛教色彩的。
二、四面骰卜的外传与藏文骰卜文书
鲍威尔写本发掘于我国新疆库车吐喇地区，这说明在4-6世纪左右，源于印度的四面骰卜已经传入西域地区。据伯希和所言，在距出土鲍威尔文书不远的苏巴什地区的一处遗迹中还发现了一种类似于四面骰子的物品，虽然，彼时的伯希和并没有把这种四面赌具认定为骰子，但从其描述中可以推测，这种四面赌具正是在印度极为流行的四面骰子。此赌具的发现，再次证明了印度四面骰卜在西域地区的流行。那四面骰卜传入西域地区之后又是沿着何种路线传播的呢？
（一）敦煌藏文骰卜文书的分类
本文关注的8个卷号的敦煌藏文骰卜文书，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包括ITJ740（1）和P.T.1046两号，第二类包括ITJ739、P.T.1051和ITJ738（1、2、3）五号，第三类有ITJ749一号。
第一类中的ITJ740（1）和P.T.1046两号实为同源卜书。其中ITJ740（1）文书较为完整，存有62卦。该卜书的卦序排列是以首位数字为序，将诸卦分为4、3、2、1四组，按降序排列，但每组之间的排列并无规律。该卜书每卦由卦象、卦名、卦辞三部分构成。卜问内容涉及娶妻、寻物、敌人、狩猎、出行、子息、官司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之事。该卜书并没有单独说明占卜的规则，但是从一些卜辞的描述中还是可以发现该卜法的一些规则。如，423卦：“汝对吾不融洽，但与妻、奴融洽，此乃加玉波神之卦。百事无成。若连续出现两次，最终如同被风刮走。大凶。”411卦：“赤贫者来到跟前之卦。……独食，欺骗，卧倒之卦。此卦若三次，为最终亡失之卦。大凶。”可见，该卜法并非一局定吉凶，问卜次数是以三局为限。
第二类藏文四面骰卜书有五个卷号，将这五号视为一类，是因为他们文体上的相似性——都采用韵文散文相结合的方式。此五号文书，残缺严重。其中，P.T.1051号卜书存有10个整卦以及首尾两个半卦；ITJ738虽为一号写卷，但实际上是由三份骰卜文书构成，ITJ738（1）号文书只存4卦，ITJ738（2）因未见图版，《敦煌吐蕃文献选辑》中没有录文和译文，ITJ738（3）有30卦；ITJ739保存较好，现存有57卦（卦序排列顺序与ITJ740（1）相似）。兹对ITJ739号卜书略作介绍如下：
ITJ739卜辞之前有一段类似藏族歌谣的繇辞。繇辞描写了西藏地区的自然风光，歌颂了占卜依赖的神灵，讲解了占卜需要遵循的仪轨和规定等。关于占卜的规则，ITJ739比ITJ740（1）完备得多，其繇辞云：
啊！如若献供以神，如若施鬼以“业”，啊！昼夜占卜皆利，上旬三日大人（占卜）利，中旬三日众人（占卜）利，下旬三日幼儿（占卜）利，就是八卦也都利。如若三卦皆吉，那就不用再占。如若二吉一凶，那就算作中卦，若两凶一吉，可以再次占卜。如若三卦皆凶，再次占也无用。
ITJ739的占卜规则十分繁杂，具体到何人何时宜占卜、占卜次数等问题。就占卜次数而言，ITJ739与ITJ740（1）一致，也是以三为限，三局定吉凶。
ITJ739繇辞之后是卦局的具体内容。ITJ739现残存57卦，其中223卦重复出现两次。ITJ739中，一个完整的卦局由卦象、韵文歌谣、散文卜辞和判词四部分构成。但并非每一卦都具足这四个元素，有些卦局并没有散文卦辞，韵文歌谣之后直接就是吉凶判词。关于卜问的内容，多是关于怨敌、寿命、出行、婚姻、疾病等日常事项。
第三类藏文骰卜文书只有ITJ749一号。该卷文书特殊之处在于卦象的构成。一般的四面骰卜文书均以圆点或数字来表示1-4这四个数字。此卷卜书则是以龙、狮、马、牛四种动物代替四个数字，最后形成“狮狮龙”“龙狮龙”等卦象。该卜书存33卦“狮狮龙”卦重复出现。该卜书完整的一卦由卦象、卦名、卦辞、总判词四部分组成。
（二）印度骰卜与藏文骰卜的亲缘关系
已有学者注意到印度四面骰卜与藏文骰卜之间的关系。托玛斯（F.W.Thomas）指出：“用掷骰子来占卜吉凶，大概是非常古老而又广为流传的；印度远在吠陀时代就已普遍流行……在佛教传入之前，这种占卜方法可能已流传到了东北藏，因而使它具有了本波的特征。”[4]（P.116）哈密屯（James Hamilton）亦认为：“此类蕃文占卜书无疑当原出印度。”[5]（P.98）饶宗颐更明确地指出：“至于骰子，亦称色子，则在和阗、尼雅、高昌及印度各地均尝发现长方形骰子，其四面刻有圆圈，可掷三次以定预兆，其排列方式当有43，即64种不同征兆。于阗、高昌在670年前后至8世纪沦于吐蕃之手几达半世纪，西域四镇之争夺，文化接触至为频繁。故藏文文献若《日、月藏经》及《牛角山授记》等书述于阗之历史特为丰富，于阗久为印度化国家，此则似与天竺不无渊源。”[6]（P.Ⅷ）几位学者的推论是符合实情的。印度四面骰卜传入西域之后的一下站正是西藏的东北地区。
实际上，除推测外，还可从印度、西藏骰卜文书中找到若干直接证据来证明二者的亲缘关系。敦煌藏文ITJ740（1）号文书产生于吐蕃王朝早期，是鲍威尔文书以外现存最早的四面骰卜文书，该号文书与印度骰卜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
依据骰卜法则，三次抛掷骰子得到的结果有三种类型：三个数字完全相同、两个数字相同一个数字不同、三个数字完全不同。这三种情况中三个数字完全相同的情况只有4卦，是最难抛掷出来的结果。因此，这4种卦也最为特殊。现存骰卜文书中有5卷文书包含三数完全相同的四卦。兹将这四卦的吉凶征兆对比如下：
可以看到，最古老的鲍威尔写本中111属于凶卦，222卦的卦辞为“即使是在享受所有愿望实现的乐趣中，一个人的幸福会逐渐产生干扰；但干扰一出现，神会减轻你的恐惧”，可以算作吉凶相杂。相比之下，最早的藏文骰卜文书ITJ740（1）的吉凶征兆与鲍威尔写本最为接近，其他3号卜书中这四卦都属于吉兆。
将三数相同的四卦视为吉卦符合人之常情，乃是出于“以稀为贵”的心理。这种“以稀为贵”的心理普遍存在于占卜和赌博等活动中，如《五木经》云：“樗蒲五木玄白判，厥二作雉，背雉作牛，王采四：卢、白、雉、牛，甿采六：开、塞、塔、秃、撅、捣，全为王，驳为甿。”[7]（P.437）此段话是在解释五木所掷采数，将五木两面分别涂以黑白两色，这样就共有10面，在其中两枚的白面上画雉，黑面上画牛，投掷出卢（五面均黑）、白（五面均白）、雉（黑黑黑雉雉）、牛（白白白牛牛）的概率均为1/32，属于最难出现的情况，故而这四采在五木中最为重要，被称为王采，而其他之采则为贱采。
为何印度骰卜没有遵循“以稀为贵”的原则呢？这可能和印度文化中骰子点数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有关。在印度吠陀文献中，迦利（Kali）、德伐波罗（Dvāpara）、特雷达（Tretā）和讫利多（Kr·ta）分别代表骰子点数一、二、三和四，其中一为最大点数。而在印度史诗神话中，又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四个时代，以骰子的点数命名，分别是：圆满时代（4讫利多）、三分时代（3特雷达）、二分时代（2德伐波罗）和争斗时代（1迦利）。在四个时代序列中，人的善行递减，恶行递增，斗争时代则为恶神迦利统治的时代，也是充满罪恶和黑暗的时代[8]（P.6）。可见，在印度文化中骰子点数是具有善恶属性的，从4到1，善性递减，故而在印度骰子游戏中掷出111、222，应该属于不吉利的情况。鲍威尔写本中111、222卦的吉凶征兆正是这种文化心理的反映。藏文ITJ740（1）号骰卜文书111、222卦具有和鲍威尔写本同样的吉凶征兆，足以说明二者的亲缘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度文化对西藏地区四面骰卜的影响逐渐减弱，四面骰卜111、222、333、444卦的吉凶征兆上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印度特色。
女神崇拜是印度骰卜和早期藏文骰卜的另一共同之处。在鲍威尔骰卜文书中，女神占据了极为重要和特殊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占卜能够顺利实现完全是依赖女神的加持。如B4号卜书的序言提到：“是摩登伽（Mātan·ga）种女人Kumbhakārī的能力让他们降落。”B5号卜书序言也提到：“天女！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所有的一切你务必告知我们。”对女神的尊崇在藏文骰卜文书中同样至关重要。最古老的藏文骰卜文书ITJ740（1）中就多次提到女神，如其333卦，卦名即为“女神”，卦辞则为“幻化仙女居天空，掌管所有直立人和牲畜生息之事，并给予食物”。藏文骰卜文书涉及女神内容最为丰富的则是ITJ739号卜书，该卜书卦辞之前有一段很长的繇辞，其中不乏与女神相关的内容。如繇辞所言，占卜时需要礼请诸多神灵，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礼请女神：
天女发出邀请。啊！百位女神前往……一位白衣天女，双手洁白嫩肤。天女共有九百九，加上灵验迪玛（女神），凑整成百成千，啊！雪山女神九百九，加上夏美岗嘎（女神），凑整成百成千。岩山女神九百九，加上当玛色珠（女神），凑整成百成千。穆曼女神九百九，加上奇秀庆德（女神），凑整成百成千。山岩女神九百九，加上采呷先岗（女神），凑整成百成千。碧湖女神九百九，加上兰吉帕东（女神），凑整成百成千。北方女神九百九，加上玉曼珠玛（女神），凑整成百成千。耳细听呼喊声，眼专注信号旗，声洪亮讲预言。
繇辞提到诸位女神“声洪亮讲预言”，说明占卜预言来源于诸位女神，此观点与鲍威尔骰卜文书一致。ITJ739的产生时间虽晚于ITJ740（1），但相差不会太远。该卜书的女神崇拜现象，亦可证明印度骰卜文书与早期藏文骰卜文书之间的传承关系。
（三）藏文骰卜文书的信仰特征
苯教是吐蕃社会的原始宗教。印度四面骰卜传入西藏后也受到苯教信仰的影响，融入了不少苯教特色。目前所见最早的藏文骰卜文书ITJ740（1）中就多次提到苯波，如431卦“卜病人需要苯波（为之禳灾）之兆”；稍晚于ITJ740（1）的ITJ739号骰卜文书也具有浓厚的苯教特征，其331卦提到“虽敬灵验之神，依止苯主为佳”；P.T.1051也提到“若占卜并行苯教仪轨，则清除邪魔”。如此种种，这些文书的苯教色彩可见一斑。佛教传入西藏后，发生佛苯之争，在这场争斗中佛教最终取胜，成为吐蕃的官方信仰，墀松德赞（742-797）颁布了禁止苯教流行的政令[9]（P.148）。苯教失势，在骰卜文书中也有所体现。晚于ITJ740（1）与ITJ739的ITJ738（3）号骰卜文书中提到“无能苯教徒驱不了邪魔，胆小鬼打不退来敌，跛子走不远路，瞎子人不得路”，对苯教似有一点嘲讽的味道。而在ITJ749中已经没有明显的苯教词汇了。
三、彻底佛教化的骰卜文书：摩酰首罗卜
《摩酰首罗卜》具有鲜明的佛教特色，此已为学界所认可。但就《摩酰首罗卜》的来源问题，学界历来争议不断。严敦杰认为：“摩酰首罗为梵文MaheS＇vara音译，意谓大自在天，知此法系由印度传入。”[10]（P.624）王爱和则认为：“（《摩酰首罗卜》）沿模中国主题卜法，罩以释门外衣的释门卜术……摩酰首罗卜虽然采用了当时通行通俗的‘三才’三位记卦形式，而实质上，却在向传统、正宗‘易’占六十四卦的体例靠拢，由此行成了披以释门外纱、义理不完整、而在整体结构上模范‘易’占的六十四卦局，其内部卦序尽管没有逻辑，但其首卦‘梵王局’、末卦‘摩酰首罗局’，与易之首‘干’末‘济’，可谓严密投合、匠心归一……摩酰首罗卜作为中国南北朝时期北地僧人以中国观念、中国模式创制的旨在劝化的释门卜书，反映了文化的融合。”[11]（P.119-124）余欣认为该卜法“用三个数字组合在一起占卜吉凶，作为数占法的一种，应该与《周易》有密切的关系”[12]（P.275）。萧登福在《道教与密宗》一书第八章《道教灵签占卜对密典之影响》中收录《摩酰首罗卜》，认为该卜书乃是受道教灵签之影响而作[13]（P.415-417）。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学界主流还是从汉语文献的角度，将《摩酰首罗卜》视为中国本土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其实，如果将《摩酰首罗卜》与其他骰卜文书进行综合对比，很容易发现，《摩酰首罗卜》与前面提到的印、藏骰卜文书具有密切之关联。
（一）摩酰首罗卜与藏文骰卜的亲缘关系
与部分藏文骰卜文书一样，摩酰首罗卜也由序言和正文两部分构成。其序言部分主要涉及占卜的仪轨和占卜规则。正文部分是占卜所掷局（卦）的内容，包括卦象、卦辞两部分。从汉、藏骰卜相同的卜具和卜法来看，二者存在亲缘关系是毋庸置疑的。而且除卜具、卜法外，藏、汉骰卜文书间还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首先，藏汉骰卜遵循相同的规则。鲍威尔写本并没有记录占卜的规则，藏文骰卜文书ITJ740、ITJ739提到骰卜遵循三局为限的规则。这种3局为限的规则与汉文摩酰首罗卜序言中提到的“掷头投子三遍，然后补局，若得好，一卦便休，卜得凶局，许看三局”完全一致。
此外，通过仔细对比ITJ749与S.5614的卜辞内容，可以发现二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ITJ749中多次提到“一日会比一日（喜悦、信服）”，而S.5614中也多次出现“日日升进”；ITJ749龙狮马卦“一人落入大河之中，正在忧伤，与漂在水中之举火者相遇，落水者抓住船沿去到对岸，满心欢畅”，S.5641四三一卦则提到“汝身在水，得船救载，既得济岸，更何忧哉”；ITJ749马马龙卦“如土块投入水中。无论财宝、牲畜，不宜搁置”，S.5641中三二三卦则提到“如持土块掷于水中，沉散即尽，汝事亦然，沉滞不得好”；ITJ749牛狮龙卦“此卦如同天塌、地摇、海枯一样，家宅……绝嗣之卦。占何事皆大凶。若解析此卦：如天塌地裂海枯。占一切皆凶”，S.5614中二一二卦亦提到“万物崩摧，海水枯涸，所求破散，事事不合，此卦大恶”；ITJ749牛龙马卦“所有人皆谓如恶劣，虽反思，汝应感畏惧”，S.5614三四二卦提到“人多道汝恶”；ITJ749狮马马卦“汝之心如风一样，不能在一卧处停留而无常，不知如何去做”，S.5614三三一卦则提到“身心如风”。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确信藏文骰卜文书与汉文S.5614骰卜文书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陈践也看到了二者的相似之处，他指出：“Ch.9.Ⅱ.19号文书和P.T.1046号骰卜书，与敦煌汉文卷子S.5614号文书十分相似，卜具卜法完全一致。卜辞大同小异……S.5614号文书可能是Ch.9.Ⅱ.19号文书和P.T.1046号这类文书的底本。”[14]陈践指出藏汉两类骰卜文书存在亲缘关系，可谓真知灼见。但他认为最早的藏文骰卜文书Ch.9.Ⅱ.19（即ITJ740）及其同底本的P.T.1046是仿制汉文S.5641而来，似乎还有可商榷之处。通过对S.5614与ITJ749某些卜辞的对比，可以看到，S.5614与ITJ749的关系更为密切、直接。由此推测，S.5641可能是佛教信众以ITJ749为底本，参仿其他类型藏文骰卜文书制作而成。为什么说是汉文文书S.5641仿制ITJ749等藏文文书，而非藏文文书仿制汉文文书呢？本文认为，吐蕃统治敦煌之时佛教已经成为西藏以及敦煌地区的官方信仰，在这种信仰的支配下，骰卜书中的佛教成分必然越来越浓，只有从ITJ749到S.5641的发展，才符合当时的信仰实情。
（二）摩酰首罗卜与四面骰卜的卦数
现存摩酰首罗卜共有65卦（局），比理论上的64卦多出1卦，其中“一三一”“一四三”均重复出现两次，“一三二”卦缺失。至此，可以发现印、藏、汉骰卜文书中，大多数文书都出现了重卦现象。这种现象是否也存在于古突厥文骰卜文书中呢？通过IDP图版可以看到，古突厥文骰卜文书确实存在重卦现象。哈密屯也注意到该卜书的重卦现象，他指出：“此书实有六十五种预兆……尤其因此处同一排列3-1-3之方式连续重复二次。此书所载排列方式尚有其他缺陷：以3-4-1之排列出现三次，而1-2-4及3-1-1之排列则从未出现。”[5]（P.96）古突厥文骰卜书的卦局虽有讹误之处，但其总卦数为65卦，重卦之事实无可争议。根据前文的梳理，现将12号骰卜文书的重卦情况列表如下：
通过表格可以清楚地看到，四面骰卜中重卦现象是非常普遍的。12号卜书中竟有7号存在重卦现象，而其他诸号卜书卦局不全，有的更是严重残缺仅存4卦，故无法知道在这些卜书的原始形态中是否也存在重卦现象。从数理意义上来说，四面骰卜只能有43即64种组合，而S.5641和Or.8212/161卜书卦局完整，两号卜书都有65卦，正好在64卦的基础上重复1卦。由此可以推测，印度传来的四面骰卜卦局总数上就是65卦，在数理上的64卦之外，还会随机重复1卦。至于重卦的原因，暂时还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不过，鲍威尔骰卜、藏文骰卜、汉文《摩酰首罗卜》以及古突厥文骰卜文书相同的重卦现象正可以说明，此类四面骰卜似有共同之源头。
结语
通过对比分析12个卷号的四面骰卜，本文认为此类骰卜源于古代印度。此类卜书中存在的重卦现象，并非抄写错误，而正是此类卜书的特色所在。此类四面骰卜伴随着商业、宗教的传播，流传至西域地区；其后又传入我国西藏的东北部。受印度骰卜影响而形成的最早藏文骰卜文书是ITJ740号文书，二者间的延续性体现在111、222、333、444四卦吉凶征兆的相似性等方面。早期藏文骰卜文书体现出浓厚的苯教特色。吐蕃统治敦煌之时，藏文骰卜文书也传至敦煌，敦煌地区的佛教信众在借鉴藏文骰卜文书的基础上创制了带有鲜明佛教特征的汉文骰卜文书《摩酰首罗卜》。
注释：
①以四面骰子进行占卜的现象存在于多种文化之中。如，古希腊罗马（Greco-Roman）文化中曾流行一种被称之为Astragalos的占卜方式。该卜法所用卜具为羊的指骨（knucklebone），骨的四个宽面分别代表1、3、4、6四个数字，四面之中1与6相对，3与4相对，两对面之合为7。多特森（Brandon Dotson）认为这与古希腊罗马对七大天体的信仰或一周七日的信仰有关。占卜时五个指骨一次投掷，将五个指骨所掷之数字相加，可以得到5到30中的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即有相应的神喻。Astragalos与我们讨论的四面骰卜有相似之处，但差异也是极为明显的。参：Brandon Dotson:Three Dice, Four Faces, and Sixty-Four Combinations：Early Tibetan Dice Divination by the Numbers. Glimpses of Tibetan Divination, Edited by Petra Maurer,Donatella Rossi, Rolf Scheuermann, LEIDEN:BRILL, 2019,P.11-48.
②在这12号骰卜文书外，西域地区还有若干骰卜文书残卷，特别是藏文骰卜文书残卷出土。如，BD14599背和BD14600背，《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题名为《经籍占卜（藏文拟）》，两卷藏文文书共存38段卜辞，每段卜辞旁均附有卦象（BD14599中有两处大段重复之处，共涉及12卦），每一卦象均有三组圆点构成，而每一组圆点又有一到四个圆点组成，此种形式与本文关注的四面骰卜文书一致。（《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30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211-214页。）此外，通过检索古代西藏文献在线（Old Tibetan Documents Online  https://otdo.aa-ken.jp/）可知P.T.1043、P.T.1052 、Or15000/67、Or15000/76等文书残卷也应属于四面骰卜文书。
③王爱和《敦煌占卜文书研究》（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对汉语S.5614《摩酰首罗卜》做了录文与校释；陈践主编的《敦煌吐蕃文献选辑·占卜文书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对本文提到的，除ITJ738（2）以外的藏文骰卜文书进行了录文并汉译，该书还以附录的形式再次全文校录了《摩酰首罗卜》；霍恩勒（A.F. Rudolf Hoernle）在其著作The Bower Manuscript（Calcutta：Gov. Printing, 1893-1912 （First edition）. Reprinted：New Delhi：Aditya Prakashan,1987）中，首次对鲍威尔写本进行了英译，任曜新在《新疆库木吐喇佛塔出土鲍威尔写本研究》（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中，参考霍恩勒的英译对写本进行了汉译；张铁山、赵永红《古代突厥文〈占卜书〉诠释》（《喀什师范学院院报》，1993年02期）对古突厥文骰卜文书进行了汉译。本文所涉四面骰卜文书的汉语引文主要采用上述几位学者的整理本，若无特殊情况，不再标示引文出处。
④A.F. Rudolf Hoernle :The Bower Manuscript ,第XXIII-LV页。
⑤楼陀罗（Rudra），是印度吠陀神话中月亮神系之神，属于吠陀中的早期神祇，后来演化成湿婆神。郭良鋆：《印度教三大主神的形成》，《南亚研究》，1993年04期。
⑥摩登伽（Mātan·ga），印度种姓制度中的最低阶层，属于旃陀罗（can·d·āla）的一支。据《摩登伽经》记载，摩登伽王帝胜伽极擅天文星占等事（《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1册，第1300经）。B4号卜书礼赞最低种姓的女人，也表明此时种姓的区分并不严格，应属于吠陀文化的早期。《印度通史》指出：“在《梨俱吠陀》的圣歌中，我们能探索到的只是一种在模糊形态中的种姓制度。”[印度]恩·克·辛哈，阿·克·班纳吉著 张若达，冯金辛译：《印度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72页。
⑦郭良鋆指出：“原先在吠陀神殿中微不足道的毗湿奴，到史诗——往世书神殿中则一跃成为神圣的大神。”郭良鋆：《印度教三大主神的形成》，《南亚研究》，1993年04期。
⑧任曜新也注意到鲍威尔写本中存在大量卜问敌人的卜辞，他指出：“这种对于敌人和仇杀的大量关注，是否说明印度古代社会当时仇杀风气比较浓厚，现在还没有更多的数据证明。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印度古代社会一直是一种多分裂、少统一的特点。在公元前4世纪孔雀王朝建立，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之前，印度一直处于列国并举、战国纷争的时代，争霸与兼并持续。”参任曜新《新疆库木吐喇佛塔出土鲍威尔写本研究》，兰州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132页。
⑨印度社会早期的会议制，参见林承节：《印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0.印度吠陀文献中虽没有四面骰子的记载，但已经有了与四面骰子原理相同的骰子游戏。在印度吠陀时代有一种赌博方式是将一堆Vibhītaka树的果实抛在adhidevana（一种用于赌博的桌子）上，然后将这些果实四等分，若没有余数，可以视为得到4这个点数；若余数分别为3、2、1也就对应的得到3、2、1这3个点数。这种形式和后来的四面骰子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Gilles Schaufelberger：Dice Game in Old India. From the essay of：Heinrich Lüders：Das Würfelspiel im alten Indien. Berlin, 1906. http://mahabharata-resources.org/ola/dice.game.pdf
11.此结论可参见季羡林：《新疆的甘蔗种植和沙糖应用》，《文物》1998年02期。
12.在霍恩勒的英译本中，此段文字为：By the truth of all Siddhas, by the truth of all Schools, by their truth and true consensus let S＇iva declare what is lost and preserved.其中Siddhas正好与写本所用梵语词 Siddhānā瘙堿（Siddha的复数业格）相对应。A.F. Rudolf Hoernle :The Bower Manuscript，P.197.
13.据《梵英大辞典》“Siddha”有accomplished、fulfilled, effected, gained, acquired等意（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Etymologically and Philologically Arrange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ognat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Edited by M Monier-Williams, India：Motilal Banarsidass,2011.P1215.）亦即汉语中的获得，成就之意；悉达多（Siddhārtha）亦有成就之意，《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一云：“故华严如来名号品中列佛种种名。于中云：‘亦名一切义成，一切义成者，即翻梵语悉达多为此言也。谓于一切义理悉皆通达成就，即是一切种智矣。’”（〔唐〕宗密撰：《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一，《卍续藏经》，第1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446页。）但直接将Siddha翻译为Siddhārtha实有不妥。
14.印度四面骰卜的外传并非单一路线。据Brandon Dotson所言，在埃及等近东地区也发现了类似的卜具。Brandon Dotson:Three Dice, Four Faces, and Sixty-Four Combinations：Early Tibetan Dice Divination by the Numbers. Glimpses of Tibetan Divination, Edited by Petra Maurer,Donatella Rossi, Rolf Scheuermann, LEIDEN:BRILL, 2019,P.17.
15.伯氏日记记载：“（1907年）6月14日，星期五：我们在大院后面的一间小房子中，找到一根呈立方体状的条块，上面的每一侧都分别标有1、2、3和4的编号。它无疑是一种赌具。但他有什么用呢？直到目前为止我在其他地方也只见过骰子。该物件是一种象牙制品。”[法]伯希和著，耿升译：《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5页。
16.陈践指出：“P.T.1046号与ITJ740（1）号骰卜文书有的段文几乎一致……从某个侧面说明两者可能来自相同的底本。”（陈践《敦煌吐蕃文献选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版，第112页。）其实，除文字近似外，P.T.1046残存的11卦在ITJ740（1）中均可找到对应之卦，这11卦在两号卜书中的卦次顺序一致；吉凶征兆上，只有241和231两卦不同，P.T.1046中241卦征兆为旦平，231卦征兆为吉；而ITJ740（1）中241征兆为吉，231征兆为中。对比发现，P.T.1046与 ITJ740（1）中241、231两卦存在抄写上的错位关系，即P.T.1046的241卦实际应对应ITJ740（1）的231卦，P.T.1046的231卦对应ITJ740（1）的241卦。排除抄写错误后，两号卜书在吉凶征兆上也是完全相同的。
17.根据“古代西藏文献在线”（OTDO），ITJ738第2部分（OTDO将其作为第1部分）存90行23卦，分别为：422、421、414、333、343、342、341、222、244、243、242、241、111、144、143、142、141、422、324、323、322、321、313。可以看到，第2部分卦局排列存在一定的规律，但又不同与ITJ740、ITJ739两号的排列方式，故而，ITJ738第2部分应该属于另一类型的骰卜文书。需要注意的是ITJ738第2部分同样出现重卦现象：第3行为422卦，第68行也是422卦。从卦局排列规律来看，错抄的可能性极小。
18.ITJ739中提到一种特殊情况，即“两凶一吉，可以再次占卜”。这里的再次占卜可有两种理解：（1）如Brandon Dotson所认为的，再次占卜是指再掷骰子一次，即共掷骰子四次，这样就出现“两凶两吉”“三凶一吉”的情况，但卜书并没有解释这种情况预示的吉凶征兆（参：Brandon Dotson:Three Dice, Four Faces, and Sixty-Four Combinations：Early Tibetan Dice Divination by the Numbers. Glimpses of Tibetan Divination, Edited by Petra Maurer,Donatella Rossi, Rolf Scheuermann, LEIDEN:BRILL, 2019,P.37-38.）（2）再次占卜即重新投掷三局，获得新的吉凶征兆。本文认为后者似更合乎实情。
19.此卷文书的研究可参见Brandon Dotson：Divination and law in the Tibetan Empire：The role of dice in the legislation of loans, interest, marital law and troop conscription, 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Early Tibet ,Leiden：Brill, 2007.
20.Or8212/161此卦卦辞为“我是白花斑隼。我卧在香树上高兴。你们要这样知道”，该卦缺少判词，但从卦文推断应属于吉卦。
21.在《歌者奥义书》有一种相反的说法，认为4的是最大的点数。参见黄宝生译：《奥义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65页。
22.ITJ740（1）、 ITJ739与P.T.1046三号文书采取了相同的排卦方式，可以推测ITJ739与ITJ740（1）的形成时间不会间隔太久。
23.占卜以三局为限在中国文化中历史悠久。《礼记正义》中就有“卜筮不過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51页）之语。西藏受中原文化影响及早，藏、汉语四面骰卜文书中以三为限的原则即可能是受中原卜筮文化的影响，这也是文化交流融合多元性的真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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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尹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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