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央情报局在后来的报告中进行了检讨，这个西方最专业的情报机关这样评价自己的错误，“关于中共对朝鲜战争干预的判断，我们情报研究和评估办公室的记录简直是太丢脸了，直到中国军队显然已经大量出现在朝鲜的最后时刻，我们依然在否认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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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1950年-1953年朝鲜战争的事态演进图，简单介绍一下时间流程，方便大家理解美方情报评估的时空背景：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1950年6月28日，北朝鲜军攻克南韩首都汉城，7月20日占领大田，7月24日占领木浦，7月31日占领晋州；

1950年8月初，北朝鲜军将南韩压缩在大丘和釜山一带的半岛东南小角落，南韩崩溃在即；
1950年9月15日，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在临近汉城的仁川港登陆，迅速扭转战局；

1950年9月27日，美韩军队收复汉城；
1950年9月27日，美国参议联席会议与总统杜鲁门同意了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进军朝鲜建议；
1950年10月7日，美军大举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境内，追歼北朝鲜军队；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率先从辑安（今集安市）渡鸭绿江入朝作战，并于25日第一次与美军交手，中美朝鲜战争正式爆发。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后来中国人的脑海中：即尽管中国在美军大举介入后反复警告美方不要越过三八线，但为何美国决策者会轻易忽略中国的警告，并自信中国不会介入呢？
对于这个问题，要结合当时的情势去思考，即1950年10月的美国政府，是如何看待当时的中国警告的，以及为何会忽略这种警告。说起来，要理解这种错判，就必须从三个方面认识当时美方决策的思维框架。
第一，美国对中国介入时机的错误理解
其实与很多国人想的相反，美国决策者最初的确是非常在意中国对朝鲜战争的干涉风险，
并搜集了大量的情报，
但是，到了1950年9月底美军接连取得巨大的军事胜利并越过三八线之后，
如9月15日仁川登陆，9月27日攻克汉城，9月28日歼灭北朝鲜军主力，
美国反而低估了这种风险，并断定中国已经失去干预的机会。
以1950年9月15日仁川登陆为分界线，在此之前，军事上处于劣势的美国非常担忧中国的干涉。
1950年6月30日，战争爆发第六天，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交第301号情报备忘录称，“苏联、北朝鲜的盟友中国拥有大量军队，如果战争拖延下去，这些军队可能被投入朝鲜战场，最大可能损耗美国的力量和威望”；
1950年7月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交第302号情报备忘录称，“中国除了支援北朝鲜人物资以外，还有可能派遣军队秘密或公开参加北朝鲜的军事行动”；
1950年7月中旬，中央情报局在其对世界局势的评估报告中指出，“（为了分散朝鲜的压力）中共大批军队驻扎在台湾对面，而且也可能从香港发起进攻”（CIA7-50，《Review of the World Situation》）
1950年8月18日，中央情报局在一份名为《影响未来盟军朝鲜军事行动可行性的因素》的情报备忘录中指出：“中国军队可能在任何时候进入朝鲜战场，假如朝鲜失败，中国军队可能与进入三八线以北，与我们发生冲突”，而且中情局还认为，“
中共最有利的介入时机是9月中旬之前的那段时间（即仁川登陆之前）
”；

这些报告，实际上表明，至少在美军1950年9月15日仁川登陆之前，美国决策层是非常担忧中国介入战争的。这种忧虑还一度形成了具体的政策倾向：
1950年7月22日，以著名外交官乔治凯南为代表的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专门起草了一份反对美军越过三八线的报告，称“如果联合国军（即美军）越过三八线进行军事行动，那么与中共或苏联发生冲突的风险将会大大增加”（《Draft Memorandum Prepared by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Jul22,1950》）。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到了9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81/1号文件出台，该文件倾向于在三八线以北慎重行事，要考虑中国介入的可能性——即此时的美国政府非常担忧中国的介入。
但是，1950年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场的军事形势迅速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这种意想不到的巨大胜利，使得美国对中国出兵的忧虑开始迅速消失。
仁川登陆后，美军及其盟友迅速逆转战局，北朝鲜军陷入崩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情报机构对形势变得极为乐观，断定“中国介入的时机已经丧失”。
1950年9月30日，当美军决定越过三八线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在每日情报摘要中大量录入美国驻苏联大使柯克的观点，柯克认为，“仁川登陆之前，盟军（美军及其同盟）拼命防守南韩东南一小部分角落时，大批中国军队涌入将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会彻底终结我们的希望……但现在，北朝鲜军队已经崩溃，中共通过媒体宣传和私下外交接触展示的强硬姿态，最多只是吓唬而已。”（CIA，Daily Summary Except，Possible Chinese Intervention in Korea，Sep30,1950）
到了1950年10月18日，中国38军越过鸭绿江前一天，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评估报告仍然认为，“中共越来越不可能公开介入战争，中国干涉扭转战局的时机已经彻底不存在了”，针对中国当时在中朝边境无法掩饰的大规模军事部署，这份报告是这样解释的，“中共当前的军事调遣，也许是故意设计的花招，用来警告我方不要入侵北朝鲜，或者至少拖延我军行动，以便让北朝鲜人重新组织军队并建立防御阵地”（CIA，CIA10-50）。

甚至在中国军队深入朝鲜并与南韩军队作战之后，美国情报机构仍不相信中国已经介入，麦克阿瑟的情报官威洛比向华盛顿报告，“很难相信中国军队会在北朝鲜军事力量濒临崩溃的情况下介入战争”。

这些情报评估，实际上表明，仁川登陆之后美韩军事形势的迅速好转，使得美国政府乐观地误认为中国反而不会介入战争，这说明当时美方存在一个严重的思维误区，即美方认为中国只有在北朝鲜有利的情势下才会参战，如果北朝鲜陷入崩溃，中国反而不会介入——因为美方断定中方丧失了最佳介入时机。
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介入动机的错误理解，中国的参战实际上是一种防御行动而非进攻性，只有北朝鲜的崩溃和美军逼近鸭绿江才能激发中方的主动防御，而非相反，美国情报机构始终是在错误的假设逻辑上理解中方对参战时机的认知。

第二，美方基于苏联的妥协轻率断定中国妥协
事实上，造成美国误判局势的，不仅仅是对中国参战时机的错误认知，还在于美国情报机构将苏联对美军事行动的反应错误地嫁接到中国对局势的反应上了。
在仁川登陆之前，美国始终极度忧虑苏联介入战争，但令美国人感到意外的是，随着美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苏联的态度并未有想象般强硬，反而出乎意料的柔和甚至可以说是软弱，由于苏联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共产国家联盟领袖，也是中国出兵最重要的支持者，这让美方据此认定中国不会出兵。
1950年9月初，美国11架战斗机在旅顺港附近攻击并摧毁了一架苏联双引擎轰炸机，苏联对此几乎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反应，默默忍耐了，美国情报机构认为苏联态度温和超乎想象，“似乎无疑制造一场轩然大波”；10月4日，苏联突然邀请挪威驻联合国大使Hans Engen作为美苏调解人，希望促成谈判结束朝鲜战争，公开向美国求和，美方不作回应；10月8日，向北推进的美军两架F-80战斗机袭击了苏联边境内的一个军用机场，第二天，苏联政府向美国提出严厉抗议，美国拒绝接受，然而，事后苏联不但没有继续追究，反而呼吁美苏恢复战时合作。
所有的这些，使得美国情报机构认定，“苏联不能确保美国和苏联军队的战斗局限于朝鲜或远东战场……苏联领导人意识到他们在朝鲜的预期收益不能成为其直接军事干涉和冒严重战争风险的理由”（CIA，ORE 58-50，Oct，1950），据此中央情报局得出结论，“除非苏联发动全球战争……否则的话，像苏联这种态度，中共不太可能公开介入战争，打击联合国在北朝鲜的联合部队”（CIA，CIA 10-50，Oct.18，1950）。
10月6日的中央情报局报告依然是这个基调，“苏联的宣传和外交活动表明，苏联抛弃了朝鲜，中共依然在发出威胁，表示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他们就要干预，我们认为，这是其最后一道防线，力图恐吓我们不要采取那种行动”，中情局认为中国只是虚张声势（CIA，Weekly Summary Excerpt Koreaand Soviet Policy，Oct.6 ,1950）

在这些情报回溯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基于苏联消极的外交反应来断定中国不会干预，显然存在着巨大的思维盲区，实际上，苏联的确不想直接介入，担心引发全面战争，但是，苏联并不想失去北朝鲜，否则1950年6月斯大林也不会默许北朝鲜的战争雄心，事实上，如果有一个方案既能够干涉保住朝鲜，又能够避免与美国直接发生冲突，那么苏联是非常乐于支持这个计划的。而中国出兵，就能同时达成这两个目标，这绝不会遭到苏联反对——但中情局却认定苏联会反对中国出兵，真是一种近乎幻想的假设，与现实完全不符。
10月14日，当斯大林得知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朝鲜的最后决定后异常兴奋，当即致电北朝鲜领导人：“经过若干临时性的决定之后，中国同志终于下定出兵援助朝鲜的最后决心。有利于朝鲜的最终决定终于下定了，我为此感到高兴。因此，您知道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情况介绍应予撤销。与中国军队出动有关的具体问题，您需要同中国同志一起来决定。而中国所需要的技术装备将由苏联提供。祝您成功“。
第三，美方轻视中国的警告和力量
在长达两个月的情报谜团中，使得美方低估中国参战企图的心理因素，同样离不开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力量的轻视，以及这种轻视加剧的对中国诉求的忽视。
美国对中国力量的轻视是普遍存在的：
在当时的国会听证中，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表示，“中国缺少进行战争的实力……人们过分夸大了中国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按照政治、经济因素，中国不可能维持军队在国外作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我认为中共如果要干预，那纯粹是发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利认为，“中国不可能在军事上单独行动，即使中国单独行动，也不会造成决定性影响，实际上倒有可能使她遭受丢脸的失败”；据斯帕尼尔的《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与朝鲜战争》记载，当时一位华盛顿官员甚至这样表示对中国军事力量的不屑，他说，“我想中国人并不想被剁成肉酱”。

实际上，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美国情报机构和政府高层才严重低估了中国警告的可信性。
1950年10月3日，当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及时将周恩来对美不要越过三八线的警告传达给美方时，美国中情局的报告认为，这种口讯的可信性和准确度很不可靠（CIA，Daily Summary Except，Possible Chinese Intervention in Korea，Oct.3,1950）；而美国总统杜鲁门却这份口讯嘲讽道，“潘尼迦在过去却是经常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家伙，因此他的话不能当做一个公正的声音看待，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共产党宣传的传声筒罢了。”（《杜鲁门回忆录》下卷）
总结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中国干预的可能性出现严重误判，也就顺理成章了，情报悲剧也就由此产生。
1950年11月1日，当中国军队已经大举进入朝鲜，并与美朝军队作战，中央情报局在呈递总统的报告中才承认，中国已经进入朝鲜，但总数仅在“1.5到2万人之间”；11月3日，中央情报局在《每周概要摘录》中断定，“尽管中国军队已经在朝鲜与美军作战，但他们的主力依然在满洲（东北）”。也就是说，直到11月3日，中央情报局对中国的干预判断依然是错误的。

直到11月6日，中央情报局才意识到自己的严重误判，而中国的大举介入已成事实。

对此，中央情报局在后来的报告中进行了细致的检讨，这个西方最专业的情报机关这样评价自己的错误，“关于中共对朝鲜战争干预的判断，我们情报研究和评估办公室的记录简直是太丢脸了，直到中国军队显然已经大量出现在朝鲜的最后时刻，我们的《每日概要》依然在否认这一事实”。
对此，中情局认为，自己错判的原因在于“错误的假设前提和错误的分析背景”。个人认为，这一论断是正确的。而中情局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估计，实际上也是世界情报分析史上极有价值的一课，非常值得中国情报人员借鉴——它代表着一厢情愿能够多么严重地影响情报判断的准确性。
最后，向伟大的志愿军战士致敬，他们是不朽的勇士，代表着无悔的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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