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勇：应对不平等与人工智能挑战——近期西方学者的几个财税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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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不平等与人工智能挑战——近期西方学者的几个财税论点

张志勇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突发过两次黑天鹅事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它们的影响仍在持续，并且不断向人类提出未来发展和命运的新课题。与此同时，科技发展的大趋势——人工智能（AI）时代的到来，也在就业和贫富分化问题上向人类提出挑战。在此背景下，各国学者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反思与建言又一次进入高潮，其中不乏涉及重大财税制度创新取向的观点。以下，笔者就学者们讨论中的几个财税变革论点，作粗略介绍，有感处附上一己浅见。

一、不平等与全球净资产税

　　缓解不平等，也许是21世纪最重要的课题。对此，有的学者持悲观态度。如斯坦福大学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认为，只要社会处于和平发展过程，财富不平等就会持续加剧，只有在四种暴力冲击下（大规模动员战争、变革性的革命、国家衰败和致命传染病），不平等趋势才能得到缓解，因此推行民主决策、普及义务教育和实行累进性税收等制度设计都不能解决不平等问题。其他一些学者则持积极进取的态度，如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

（一）《21世纪资本论》

　　托马斯·皮凯蒂系法国70后新锐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教授，长期研究财富与收入不平等问题。《21世纪资本论》使皮凯蒂备受瞩目，并成为全球媒体和知识界关注的焦点人物。

　　该书主要探讨了从19世纪至今，西方国家财富与收入不平等的历史，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该书出版以后，在全球知识界引起了极大争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盛赞这本书是最近10年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普遍认为，像美国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法国黄马甲运动等事件背后，都体现出发达国家的底层民众与精英阶层的尖锐对立，其中最核心的矛盾就是贫富分化。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批评皮凯蒂的研究方法存在缺陷。以《黑天鹅》一书知名的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则认为皮凯蒂的分析忽略了贫富之间的流动性。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表面上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已经复苏，似乎又可以回到歌舞升平的老日子。但是这次危机的影响与前不同，民众始终不满意，认为经济复苏带来分配问题；大部分人没有感觉到复苏的好处，收入增长的速度没有恢复到危机前。中下阶层的状况甚至在恶化。而上层，尤其是处于财富金字塔顶端的1%人群，被认为捞走了经济复苏的最大好处。

　　对于主要靠“资本收入”的富人越来越富，收入增长总是快于主要靠“劳动收入”的下层人群，皮凯蒂用一个不等式来说明这种贫富分化的“根本力量”，就是r>g。其中，r指的是资本收益率，包括利润、股息、利息、租金等资本收入；g指的是经济增长率，也就是年收入或产出的增长。如果r大大超过g，就意味着原始资本积累的速度，明显比社会总产出的增长快，那么，过去的财富不平等将自动导致更大的不平等。皮凯蒂在书中通过对大量历史数据的系统梳理，表明r>g这个不等式是资本主义的常态，认为如果没有外力阻断，比如战争、社会运动、政府干预等等，那么贫富分化就会不断加剧。

　　这就关联到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的核心争论：自由市场经济到底会缩小贫富分化，还是会加剧贫富分化？

（二）库兹涅茨曲线

　　20世纪50年代，库兹涅茨曲线问世。根据该理论，任何情形下的不平等都可以用一个倒U形曲线来表述：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收入不平等必然会出现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总是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自然增长，其后是一个不平等大幅减少的阶段。库兹涅茨曲线实证依据主要是，相对于19世纪的不平等程度增大，1913年至1948年美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突然减少，高收入人群（即收入最高的10%人群）年收入总额占全国年收入总额的比重，从45%~50%骤降为30%~35%。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这段时期常被誉为“黄金30年”，西方世界的经济在战后恢复中平稳发展。其时主流经济思想是凯恩斯主义，政府主动干预没有影响人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心，收入不平等程度稳定在前述下降后的水平。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出现滞涨，使通过低通胀刺激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奉行新自由主义的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有一个著名的涓滴理论（trickle-down theory）——支持富人收入快速增长，富人的消费为穷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穷人的收入就会逐渐提高。

　　为此，里根经济学的核心举措之一是降低边际税率。在美国，1951年到1963年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超过90%，尽管此后有所下降，但依然很高。在里根总统和乔治·H.布什总统的领导下，边际税率从70%下降为不到30%。比尔·克林顿总统时期提高了一些，但也只有40%。在那以后，随着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轮流担任美国总统，税率上下波动，但始终没有超过40%。

　　然而，后来的情况既没有遵循库兹涅茨曲线（从图1看是一条正U型曲线），也没有体现涓滴效应。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看到不平等程度迅速增加，直到2000年美国收入前10%的高收入人群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经回到45%~50%。

　　皮凯蒂分析，这段时间美国不平等程度不断加深的原因，“主要是由工资不平等出现前所未有的上升所致，尤其是处于工资层级顶端群体（指大公司的高管们）的超高薪水的出现”。其次，“资本收入不平等的大规模加剧，大约可以解释美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1/3”。关于美国高薪群体迅速崛起的原因，皮凯蒂认为，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的降低“似乎完全改变了高管薪酬的设定方式，因为高管们现在比过去有更强的动机追求薪酬的大幅上涨”。

（三）全球净资产税

　　皮凯蒂提出，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应提高到80%。同时他认为，“防止贫富差距无限制拉大以及重新实现对财富积累控制的最理想政策就是：全球范围内的累进资本税”。皮凯蒂提议建立的是一个全球性的制度，以及依统一税基和统一税率在全球统一计征的净资本（资产）税。他认为，没有其他税收措施能更有效地解决日益增长的不平等问题。

　　此外，这一征税方式意味着会计和统计规则的改变，使金融统计变得更加公开透明，这是民主社会的要求，也是进一步强化金融监管、防范金融危机的有效手段。他还认为，全球净资产税所筹措的资金可用以补偿经济全球化中受损的弱势群体，有助于维护民主政治和经济全球化。

　　最近，皮凯蒂又有一部新作，《论资本与意识形态》（Capital and Ideology）。书中提出21世纪应走向参与型社会主义（participatory socialism），其特征包括“永久私有制的概念被临时私有制所取代，这将要求对大量集中的财产征收陡增的累进税。这一财富税的税款将以全民资本捐助的形式分配给每个公民，从而确保财产和财富的永久流转”。

（四）几点思考

　　阅读皮凯蒂的税收思想，笔者有以下感想：

　　其一，对超高所得设置没收性的高税率并不能带来多少额外的税收收入。其效果是在迫使高薪现象减少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带来各种非现金福利的安排。虽然从理论上可以就非现金福利，对享用者或在支付端征税，如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非现金福利税（Fringe Benefit Tax），但此类税收不可避免地面临较高的遵从和征收成本。

　　其二，实现所得税的累进性，除了提高边际税率，还可以在制度细节上采取措施。例如，由于累进税率下所有扣除项都有累退效应，因此可以将一些定额扣除（deductions）改为定额税款抵减（credits），以回避每次定额调整时的累退效应。

　　其三，古今中外不乏对资本（资产或财产）征税的立法与实践，但主要针对不动产。回避对存量动产征税的原因，在于动产的多样性和流动性导致的税基不确定性，遑论在全球范围内计征的信息不对称性。然而，信息时代的到来将改变许多以往不具备的条件，如近年来国与国之间税收信息交换，特别是金融信息交换达到可观的及时性和全面性，因此从技术条件角度来看，皮凯蒂的设想并非乌托邦。

　　其四，皮凯蒂的全球性税制是个超前的设想。然而，近年在多边包容性框架下讨论的应对数字经济的双支柱方案，已是一种跨国性的制度安排。在难以解开税收与国家之间传统维系关系的同时，随着经济数字化和全球化的推进，跨越国界的税制联动和征管合作将成为税收的新常态。

　　其五，近期西方学者反思资本主义制度，提出革新意见已形成一个高潮，其中不少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寻求中间道路。还有的鉴于科技发展和大数据AI时代的到来，在论证某种形式计划经济的可能性。这些思潮都值得关注。

二、垄断与COST

　　多年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减少不平等提出了大量建议，早已列出重新平衡收入和财富分配措施的长长清单。其中，税收改革占突出地位。例如，应该以更累进的方式征收所得税；应对资本收益与普通所得一样课税，或者应该适用更高的税率；累退工薪税制度应该被废除。与皮凯蒂类似，许多学者也建议为削弱财富的代际传递，应直接对财富征税，等等。

　　值得特别介绍的是另一位70后、微软首席经济学家E.格伦·韦尔（E. Glen Weyl），及其合作伙伴芝加哥大学的埃里克·A.波斯纳（Eric A. Posner）教授所提出的涉税解决方案。如果说皮凯蒂提出的全球净资本税聚焦再分配，这两位学者在他们2018年出版的《激进市场》一书中，则聚焦产权，将不平等与垄断相联系，结合税收制度，试图从治本的角度解决自由市场经济面临的困境。

（一）自由市场的弊端——垄断带来的损失

　　鼓吹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通常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然而人们想象中或看起来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实际上被垄断市场和缺失市场所困扰。

　　基于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还有一个著名的科斯定律：如果交易（议价）成本很低，那么从效率的角度来看，产权如何分配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财产将通过谈判从更低价值的用途转移到更高价值的用途。然而，有学者通过数学公式证明，除非在特殊的情况下买方和卖方都绝对确定买方比卖方对资产的估价更高，否则就无法通过讨价还价来克服垄断问题，并确保资产持续流向其最好（最高价值）的用户。

　　垄断者通常是指拥有所有某种产品的人或公司，他们可以通过拒绝出售部分产品（减少供应）来收取高于正常市场的价格。土地所有者也可以被视为垄断者，因为土地在其性质和位置上往往具有独特性，甚至唯一性。就像垄断者一样，土地所有者可以通过等待出更高价的人（而不是向第一个提供合理价格的人出售土地），有效地抑制市场供应，从而获得更高的回报。这就造成土地的闲置或未充分利用。这不仅仅是私人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任何资产的私有制，除了同质化的商品，都可能妨碍分配效率。如商业设备、艺术品、知识产权等。实证研究表明，垄断及其相关问题所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当可能会使产出减少25%甚至更多——仅仅在美国就是几万亿美元。

　　关于如何解决私有产权带来的垄断问题，20世纪以来许多经济学家提出解决方案。

　　有一种构想被称为竞争性公有制：政府拥有土地和其他“自然的馈赠”，进行竞争性管理。同时，“人造资本”，即由人类生产的有用东西，将保留为私人财产，以奖励它的创造者。对于非“人造资本”，如土地，政府可以将之出租给最有可能有效利用土地的人，而且当发现有人愿意比现在的租户花更多的钱使用土地时，政府可以终止原有租赁。但由于这些制度设想废除了土地的私有产权，因此难以赢得人们的支持。

　　19世纪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认为，与国家所有权相比，还可以实行一种共同所有权，即通过征税来获得公用土地的租金。这一税收（租金）以家庭的全部价值为基础，且由政府的估价师决定。但是，建造在土地上的建筑物的价值被完全剔除；房主独享土地上的建筑物所创造的额外价值。亨利·乔治的土地公有和租税思想对在中国从事资产阶级革命的孙中山产生了很大影响，被认为是“民生主义”的重要来源。“孙中山等鼓吹土地国有，旨在防范未来资本主义发展中因土地私有而出现的社会贫富差距增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危机。”

　　但这一制度设想存在严重的缺陷，由于税收剥夺任何建筑物下土地的所有价值，所以无法激励土地的所有者进行投资，即导致低效投资的问题。此外，当土地的所有价值都被征税，所有者将过度开采矿产资源，并会因放任自流而导致浪费、污染等问题。

　　另一种公有制视角的方案是拍卖。即工厂、房子和汽车都属于公有，而且出租和使用它们的权利不断地被拍卖。出价最高的公民（以租金的形式）占有该物品，直到价格被另一位公民超过。从租金中收取的钱用于提供公共物品和提供社会红利。但持续的拍卖可能造成投资效率的问题——如果所有者知道他们的财产可能在任何时候被其他人拿走，他们就不会投资改善财产而任其损坏。与前面乔治的租税建议一样，公物的想法没有给人投资激励。

　　更好的方法是找到投资效率和配置效率之间的平衡。

（二）政府的干预方式——COST

　　波斯纳和韦尔在《激进市场》中谈到孙中山提出的一种国家干预，“为了实施乔治主义土地税，中国的孙中山提出了自我评估的方式……个人自行申报其土地价值，并缴纳相当于其自我估价的一定比例的税收，但国家可以随时以自我评估的价格购买土地。但不幸的是，政府很少愿意或有能力收购被低估的土地所有权，这一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

　　为在腐败的拉丁美洲解决房产税问题，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阿诺德·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1962年提出了孙中山方案的一种巧妙的变形，对于所有者提出的自我评估的价值，任何他人都能够以该价格购买该财产。这样，不愿出让资产的所有者要价越高，他就得付越多的税。

　　这种税收被波斯纳和韦尔称为“共有制自评税”（Common Ownership Self-assessed Tax，COST）。他们认为，如果税率设置恰当，将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配置效率问题，同时兼顾投资效率。COST是社会和所有者之间的共同所有权--所有人都成为社会的承租人；当一个更高价值的用户出现时，租约终止自动转移到该新用户，但用户必须按其报出的价格定期计算缴税。政府并不设定价格、分配资源，也没有动用土地征用权，只是通过制度设计，解决高价阻碍交易和其他与垄断有关的问题。

（三）渐进的改革

　　波斯纳和韦尔认为，COST的最佳税率为7%。以此计算，COST将产生相当于国民收入20%的税收，其半数足以替代目前美国所有的对资本、公司、财产和遗产课征的税收。其另一半在美国大约是人均5300美元，可以用于政府服务、基础研究、社会福利项目，还可以作为一种社会红利，按照一定的人均数额返还给大众，即本文接下来将讨论的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

　　当然，波斯纳和韦尔也认识到这种产权制度的变革，需要得到人们的接受与支持。虽然日益增长的共享经济，正帮助我们习惯于暂时的“占有”而不是“拥有”，然而COST会彻底地改变生活，在全面推行之前，应该先在有限的公共和商业市场进行测试。

　　最好的先行先试场景是政府目前拥有的资产，政府可以通过以COST为基础的许可证拍卖或固定期限租赁这些资产，中标人将自行评估价格，并按该价格缴纳税款。随后，允许任何人都可以按此价格接手该资产。

　　202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72岁的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R. Milgrom）和83岁的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B. Wilson），两人都是美国经济学家，还都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他们的获奖原因是完善了拍卖理论，发明了拍卖的新方法。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有一项最著名的合作，就是他们设计了美国政府对电信频段牌照的拍卖规则。

　　米尔格罗姆设计的这套拍卖规则，叫做“同时多轮增价拍卖”（Simultaneous Multi-Round Auction）。参与拍卖的所有地区的牌照都被放在一个池子里，各家电信公司对所有牌照进行不公开的报价。第一轮完成报价之后，所有公司对所有牌照的报价全面公开。然后进行下一轮，竞拍者只能在每个牌照当前最高价的基础上加价。等到一个牌照的价格不再上升了，该报价者中标。这一制度给美国政府带来可观收入，但在二级市场仍存在垄断--拍卖中获得许可证的公司不愿将其出售给认价更高的用户。

　　波斯纳和韦尔认为，在竞拍中加入税收因素将使得价格更接近标的的实际价值，因为提高价格意味着提高计税依据，须在持有期间据以纳税。此外，由于任何他人都可以以持有人评估价接手资产，将不存在二手市场的垄断。他们已与保罗·米尔格罗姆合作，提出将包含COST因素的机制引入电信频段的拍卖。类似需要克服的垄断问题包括域名的抢注，专利的抢购，等等。波斯纳和韦尔认为COST也可用于设计矿产、渔业、农业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租赁制度。

（四）几点思考

　　波斯纳和韦尔的想法与皮凯蒂有相似之处，都是在大胆探索以产权与税收相结合的形式来克服资本主义的顽疾。

　　首先，虽然他们都声称并非放弃市场经济，并非在推行中央计划，但书名的原文为“Radical Markets:Uprooting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for a Just Society”显然是说要“为了正义的社会”，通过建立“激进的市场”，“连根拔起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即使措辞激烈，作者还只是通过调整个人与财产的关系，来建立更有效合理的市场经济；鼓励人们放弃对物品的过度迷恋，而更关心社区和公共福利。这是当前西方社群主义思想再度盛行的一个表现。

　　其次，书中谈到共享经济的发展将改变人们对产权的认识和迷恋。其实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时代将提出许多值得思考的产权问题。例如，数据是数字经济中具有重要价值的要素，但它的所有权并未明晰，人们迫切需要的有效数据市场尚不存在。数字经济企业收集数据并加以利用，但创建这些数据的用户并没有得到直接的补偿。即使不能就网络用户是数据唯一所有者达成共识，但是否可以视之为社会共有？使用者的获利是否应该社会共享？抑或通过税收加以调节？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还将回到这些问题。

三、技术性失业与UBI

　　著名高科技公司高管李开复在其《AI·未来》一书中认为，人工智能在获取巨大利益的同时，增加了不平等，同时也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人工智能有能力创造前所未有的财富规模，这应该是值得庆祝的一件事。但如果任其发展，人工智能将使全球财富分配不平等达到无可挽救的程度。书中估计，在未来15年内，人工智能将会减少美国40%到50%的就业机会。

　　杨安泽是以民主党身份参加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的一位华裔。他在竞选中提出了“每人每月一千美元公民基本收入”——UBI的建议。虽然这个主张被多数选民认为是不现实的，但面对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和科技发展带来的技术性失业，再加上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给许多国家带来的高涨的失业率，UBI作为一种全民福利政策，又一次在全球吸引了人们的关注，甚至为不少学者以及马克·扎克伯格和埃隆·马斯克等硅谷商业领袖所推崇。

　（一）UBI

　　UBI这个想法非常古老，源自英国都铎王朝时期和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论著。在过去500多年，它像一个思想漂浮物，一次次被海浪冲上岸，而且往往发生在经济剧变的浪潮之中。

　　在激进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社会活动家、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就呼吁采取基本收入来促进种族事业的发展。共和党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民主党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翰（Daniel Patrick Moynihan）都表达了对UBI的支持。但这些努力并未成功，部分原因是试点研究认为，UBI可能会使离婚率上升。

　　目前，大多数社会福利计划都有复杂的筛选和监控制度，以确保福利发放给正确的人。确定受益人是否满足接受福利条件的成本并不低。在墨西哥，将100比索转移到一个家庭，成本大约是10比索。在这10比索中，34%用于确定受益人，25%用于确保受益人符合获得“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计划罗列出来的条件。

　　与社会救济福利不同，UBI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不管你有没有工作、有没有其他收入，也不管你有多少资产，只要你是某国的公民，政府就定期给你发放一笔钱，让你维持基本生活。普遍认为，与其他救济贫困的福利制度相比，UBI不会带来接受救济的心理压力，有利于增强社会的稳定性。硅谷的领袖之所以喜欢这个计划，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科技创新可能会造成大量失业，这个计划可以为失业者兜底，不至于造成社会混乱。

　　斯科特·山顿斯是一位全职鼓吹UBI的美国学者。在山顿斯看来，UBI不仅是一种社会红利，而且是应对技术性失业的良方，是消除贫困的根本措施，还可以减少犯罪等。但更重要的，这是一种能力转变，让人们拒绝他们根本不想做的工作。根据马斯诺需求理论，底层需求包括空气、食物、水和住所，而顶层的需求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山顿斯说，UBI会给人们提供经济保障，让他们能愉快地追求自己想过的生活。

　　关于UBI有两个核心问题：一是资金来源问题。如果每个月向每个美国人支付1000美元的福利，每年将耗费3.9万亿美元，比当前美国所有福利计划的总成本还要多出1.3万亿美元，大致相当于整个联邦预算规模，或美国GDP总量的20%。前面提到的皮凯蒂的全球净资产税，以及波斯纳和韦尔的共有制自评税，推崇者都提到所筹资金足以支撑UBI之类的全民福利。

　　硅谷针对人工智能将引发的失业问题，提出三类解决方案：就业者再培训（retraining workers）、减少工作时间（reducing work hours）或重新分配收入（redistributing income）。每一类方案的出发点均是调节就业市场的某一个变量（技能、时间、报酬）。前两条措施不难理解，旨在尽可能减少AI对就业的冲击。第三条措施的关键是再分配方案的资金来源，硅谷人士不否认资金大部分应来自对人工智能时代“赢家”征收的巨额税款。这些“赢家”包括大型科技公司、从人工智能获利的传统公司，以及借上述公司东风获得资本收益的富翁。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UBI是否会影响人们的就业、工作的积极性？为此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北美开启第一波政策设计与小范围实验，但未能给出有说服力的结论。21世纪初，新一轮的实验浪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些是由慈善机构而非政府资助。荷兰的一些市镇、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斯托克顿市、巴西的马里卡市和韩国的京畿道都曾试行过某种形式的UBI。全国范围内随机UBI对照实验2017年发生在芬兰。

（二）芬兰的实验

　　这个实验由芬兰社会保险机构负责实施，实验从2017年1月开始，为期两年。研究人员从175000名年龄在25岁至58岁之间的芬兰失业人员当中，随机挑选了2000名失业者作为“实验组”，每人每月发放560欧元作为基本收入。研究者调取了实验参与者的社保注册信息，同时采用了追踪调查和采访等方法，来收集他们的反馈。同时，还选取了5000名失业的芬兰人，让他们只领取失业保险金，作为“对照组”。

　　2020年9月15日，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McKinsey & Company）发表了一篇关于UBI的文章，报道了最终的实验结果：

　　1.UBI导致就业人数小幅增长。与对照组相比，接受基本收入的人更有可能找到一份工作。尽管差异不大，但具有统计学意义。

　　2.UBI大大提高了接受者的多项幸福感指标，并增强了积极的个人-社会反馈回路。实验组人群的平均生活满意程度为7.3（满分为10），而对照组为6.8。

（三）社群主义和“社会贡献津贴”

　　“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数个世纪里，工作不仅是一种谋生手段，更是一种自我认可以及生活意义的源泉。当我们身处社会之中，需要自我介绍或介绍他人时，首先提到的就是工作。工作让我们过得充实，给人一种规律感，让我们和其他人联结。固定的薪水不仅是一种劳动报酬方式，也代表了个人对于社会的价值，表明每个人都是社会的重要成员。切断这些联系，或者说迫使人们从事低于过去社会地位的工作，影响的不只是收入，还会直接伤害到我们的认同感和价值感。”

　　为此，李开复又提出了替代UBI的“社会贡献津贴”（Social Investment Stipend）。发放这种津贴的目的，是将人工智能创造的经济效益投入到创建更好的社会环境之中，而不是像UBI一样单纯领钱，来麻痹由人工智能导致的失业痛苦。具体而言，是对于从事“护理、社群服务和接受培训”这三类工作的参与者，政府付给他们一笔可观的报酬。用这种津贴取代基本社会保障，会鼓励人们多做善事，服务社会，从而可以成为新型社会契约的支柱。

　　“护理”工作包括儿童教育、陪伴老人、护理病患、帮助残障等。“服务社会”可以包括公益组织的大部分工作，如环境整治、社区活动、公园导游、收集人文历史等。“接受培训”包括人工智能时代的专业工作技能（如数字化营销）的培训，也包含将爱好转变为职业的课程（如表演）。

　　李开复的想法并不孤单。这些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出现明显的政治极化趋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淡漠，社区公共参与日益减少。因此，为拯救资本主义，许多学者认为应从重建社群主义开始，把个人、企业、社会、国家更好地联系起来。如果全民性的社会福利是应对AI未来的必然选择，如李开复所建议，更佳的选择是利用这种社会福利，更多地引发人们的社群主义精神。

　　与此相关的是另外一种担忧，即害怕UBI把资本主义带入社会主义的模式。“在美国，对任何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事物的抵制通常是激烈的——几乎是发自内心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社会贡献津贴”是人们更容易接受的概念。

四、AI时代的就业与税收环境

　　《激进市场》一书除了讨论资本垄断与贫富分化问题，还讨论了AI时代带来的对劳动和就业认知的冲击。

（一）创造数据的劳动

　　在互联网出现的早期，人们从平台上得到信息要付费。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AOL）服务在美国很流行，它向客户收取费用，并用其收入来支付其信息来源成本；一些互联网设计师还曾经试图强迫电子邮件携带“邮票”，以提高使用成本，阻止垃圾邮件。在网络服务决定为其提供的服务建立付费系统之前，风险资本开始投入到蓬勃发展的网络商业模式之中。此后互联网公司坚持打着“先使用，之后再谈收益”（usage，revenues later，其缩略词正是“url”）的旗号来吸引用户。这一策略使得这些勇敢的创业者建立起赢者通吃的主导地位。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对完全免费的服务产生了强烈的依恋，迫使服务提供商开始寻找其他维持运营的方式。谷歌率先转向广告服务以稳定其资产负债表的表现，脸书、YouTube和其他网站紧跟其后。显然，与传统的广告媒体（如报纸或电视）相比，在线广告可以更好地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平台可以从用户的搜索历史中收集用户的价值观和偏好，因此可以使广告更有针对性。平台向广告商提供的目标受众群体也是筛选过的，有较好匹配性，从而使数据更有效，并让数据价值得到提升。

　　“机器学习”（ML）第二代——“人工智能”（AI）的崛起为互联网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机会。机器学习必须依靠数据，随着社会对大数据兴趣的激增，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用户数据是科技巨头的核心资产。那些起初不情愿提供免费服务，为寻求收入模式而后来演变为广告平台的公司，现在正在成为数据收集者，通过提供服务来吸引用户提供信息。

　　由于数据是有价值的，因此提供有价值产出（数据）的用户是价值创造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基于这个道理，二十国集团（Ｇ20）背书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字经济税收方案允许用户所在辖区，对数字平台的部分利润行使税收管辖权。然而，这种劳动（用户提供信息）没有所得，至少没有直接所得。如果说网络提供的免费服务是数据劳动的对价，这个对价存在显著的不对等。《激进市场》的作者波斯纳和韦尔认为，平台系统处于垄断地位，甚至是在“剥削”数据劳动。他们测算，在未来20年，如果对数据劳动支付报酬，将使经济规模增加3%，并能将经济总量的9%从资本所有者转移到劳动者。这将大幅度削减收入不平等，为人们提供可观的额外收入。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将数据当作劳动成果来对待，即使在传统意义上的失业状态下，人们也会由于为社会做贡献而获得自我价值感。

　（二）非雇用关系的就业

　　在对人类社会的渗透过程中，AI也在以其自有的方式提出对人类劳动的新需求。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各行各业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长时间居家的在线工作（home office）形式，加上数字经济企业及其他行业的外包模式，似乎个体自由职业者的存在并不稀奇。

　　但也许人们没有意识到，随着AI时代的到来，大量的就业将以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实现。近期，人类学家玛丽·L.格雷（Mary L. Gray）和计算机科学家西达尔特·苏里（Siddharth Suri）联手之作《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一书揭露，全球数十亿人每天浏览网站内容、使用搜索引擎、发布推文和帖子、接受移动应用程序服务的背后，有大量的国际工人在默默劳动着。他们不是全职或按小时计酬的工人，而身处于一个被称为“幽灵工作”（ghost work，英文版原书名）的不透明的雇佣世界之中。

　　书中举例，社交平台为确保用户得到的信息是家庭友好型的，就要筛查搜索结果，删除不合适的内容（如儿童不宜图片），由于机器学习的局限性，时常需要人工的介入判断，又通常是时效性很强的任务。又如，2016年优步推出“实时ID检查”（Real-Time ID Check），以验证司机的身份，要求司机每天早上出车前发自拍照片到后台与存档的照片核对。如果比对发生问题，一张有胡子而另一张没有，AI就可能需要人工介入判断。无数此类AI对人力介入的实时需求，是通过一个平台滚动发布到网上，由分散在全球的工人认领，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平台再将结果提交给需求方。这个过程就像一条流水线，但线上运转时各种服务产品处于碎片状态（也可以称之为一个个微项目）。这条流水线不分昼夜地运行，横跨全球，涉及各种不同的领域。平台对每个工人按完成的项目结算报酬。

　　这一代码与人类智慧的融合被称为“人类计算”（human computation），用以完成单靠软件本身无法完成的项目。人工的介入也在帮助机器学习，使之提升，但在更高或新的领域，AI需要新的人工介入。这使得“人类计算”在可预见的将来与AI携手并进，不断向更高的数字经济领域攀升。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6年的报告——《零工、在线销售和家庭共享》（Gig Work，Online Selling and Home Sharing），2015年美国大约有2000万成年人通过在网上完成按需分配的任务来挣钱。到2025年，按需工作平台提供的职业白领信息服务预计增加2.7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2%。

　　亚马逊旗下有一个MTurk平台，在该平台上注册工作的大约有10万到20万人（亚马逊称注册MTurk的有50万人）。书中谈到一位叫琼的拥有传播学硕士学位的39岁白人女性，因母亲重病只能设法在家谋生。在MTurk的第一年，琼赚了4400美元。两年后，她在MTurk上的收入几乎翻了两番，达到16000美元。现在，琼是MTurk上前4%的工人，每小时能挣7.25美元以上。

　　MTurk以“微任务”为主，还有一些平台为需求方提供能以较低的成本、从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招募工人去做同等质量工作的中介，这些任务有的是技术要求很高的“宏任务”。还有的平台在“微任务”和“宏任务”之间搭建桥梁，以满足不同市场需求。书中举例：“结合摄像头、传感器、网络连接和来自医疗服务提供商的实时支持，我们很容易想象按需手术。一个由现场护士和远程按需外科医生组成的团队，将能够通过机器人和监控完成从阑尾切除到白内障手术的所有操作。团队将协作缝合病人的切口，并相互检查缝合工作。当传感器检测到病人的血压下降，或者失血过多表明有并发症时，还可以把专家带到手术台前提供咨询。”

　　从事此类幽灵工作的人们被称为零工（gig worker），或影子劳动力(shadow workforce)。事实上，就业本身正在发生更大规模也更深刻的重组，影子劳动力的崛起只不过反映了这一趋势。前述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估计，在目前的增长趋势下，如果再加上合同工和临时工中介服务的增长趋势，到2055年，当今世界就业岗位中的60%可能会变成某种形式的幽灵工作。

（三）几个问题

　　面对这种趋势，人们想到许多问题：

　　一是幽灵工作平台视自己为中立方，辩称他们只是软件，充当中间人，管理着经济学家所谓的“双边市场”。它们把平台市场一端寻找工人的请求者和另一端寻找工作的工人联系起来，却可以与请求者、工人保持距离，从而逃避正式雇主的法律责任。

　　二是由于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协议，因此在这个蓬勃发展的行业中，需求方看不到谁在为他工作，供给方也不清楚为谁工作。显然，这里面存在诸多法律问题，包括人权保护、产品责任、社会保障、税收扣缴义务等。

　　三是税收管理的困难。虽然影子工人中有不少属于低收入群体，但不乏中高收入的技术性就业者。关键是如果对这种经济活动疏于管理，将是对正常和传统就业的歧视和不公平。要实现有效管理，不仅要捋清需求方、平台和供给方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明确法律责任，还应与时俱进，探索更合理有效的制度性安排。由于网络经济的跨国特点，应通过共识基础上的多边制度创新与规则制定，解决税基确定与征税权划分问题，进而通过多边税收征管合作，创造对这种新经济形态可预期的国际税收环境。

　五、结语

　　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皮凯蒂、波斯纳和韦尔都相信积极的制度设计，特别是税收制度设计，可以逆转或减缓这个趋势。皮凯蒂在建议提高传统累进税的基础上，针对财富的积累，提出直接对财富存量征税；波斯纳和韦尔则提出将税收与产权制度改革相结合，打破垄断，增加公共收益并反哺全体公民。这两个思路都或多或少动了资本主义核心价值的“奶酪”，付诸实践均非易事。

　　AI时代的技术性失业还将助推不平等，甚至导致社会的极化。尤瓦尔·赫拉利称，“21世纪可能会产生历史上最不平等的社会。虽然全球化和互联网缩短了国家之间的距离，却可能扩大阶级之间的差距；人类似乎就要达成全球统一，但人类这个物种却可能分裂成不同的生物种姓。”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接受保不住就业就保福利的观点，寻求通过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来缓解矛盾。UBI就是一个逐渐形成更多共识的选择。

　　UBI的可行性依托庞大的财政资源。硅谷精英也认为，包括高科技公司在内的AI时代的赢家应作出更大税收贡献。同时，人们还关心UBI是否使社会更团结，更有进取心，因此有的建议可以将无条件平等福利与社会贡献相衔接，以鼓励社群主义精神。

　　AI时代的数据成为要素。尤瓦尔·赫拉利尖锐指出，“但到21世纪，数据的重要性又会超越土地和机器，于是政治斗争就是要争夺数据流的控制权。等到太多数据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人类就会分裂成不同的物种。”为防止这类恶性不平等，不少学者认为应该还数据于大众，如通过COST、UBI等方式，实现数据的社会共有和社会共享。

　　支持这类论点的西方学者有时被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但是，《经济奇点：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将如何谋生？》一书作者卡鲁姆·蔡斯（Calum Chace）坦言，“在过去几个世纪里，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政治很好地服务于人类。但我不敢相信他们能在一个后自动化的世界里继续这样做。找出应该用什么来取代他们，并能平稳地实现这一替换，是一项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