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半岛沂蒙山区的东侧,坐落着一个祥和安宁的小县城——莒县。
1917年春天,宋平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中。
莒县商场老照片(图片来自网友慧心)
宋平自幼天资聪颖。
尽管九岁才开始念小学,但凭借着出色的悟性和优异的成绩,他接连跳级完成了小学和中学阶段的学业。
那个年代的莒县非常贫穷,即使是很优秀的学生,也难有深造的机会。
然而幸运女神眷顾了宋平。
17岁那年,宋平的哥哥在参加万国邮政联盟一次抽奖时,意外获得300块大洋的奖金。
哥哥将这笔钱慷慨的送给了弟弟,供他到北平上学。
一年后,宋平成功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
因为这段年少的经历,日后宋平对于资助贫困家庭学生完成学业非常上心。
宋平同志在北京接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7名“圆梦班”优秀学子,2017年9月24日
赴北平读书的经历直接改变了宋平的人生。
在清华,他不仅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洗礼,也认识了自己未来的妻子——陈舜瑶(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北平高校被迫内迁。
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
这一天也成为西南联大校庆日。
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长沙临时大学后来分三路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不过宋平并未随大队人马赶赴昆明。
在长沙短暂就读后,他奔赴延安,开启了革命生涯。
作为那个年代难得的高材生,宋平到延安后被委任为中央党校干事。
历任延安马列学院组织科科长、教育处处长、中央党务研究室秘书等职。
抗战时期,我党在国统区主要城市都设立了办事机构,称为“八路军办事处”。
其中又以驻重庆的办事处最为重要。
重庆办事处是当时对外的称呼,对内称“南方局”。
“南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董必武、叶剑英、秦邦宪、凯丰、吴克坚等为常委,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四十年代初,宋平被派驻到重庆南方局工作,担任新华社重庆分社负责人。
在此期间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身份——担任周恩来同志的政治秘书。
重庆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南方局军事组、文化组、妇女组、外事组和党派组均设在这里
周恩来同志政治秘书是宋平早期仕途生涯中一个重要的“身份标签”。
所以这里我们插播一段,给读者朋友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政治秘书”。
高级领导同志会配置很多不同的秘书。
依照工作内容划分,有文字秘书、机要秘书、信访秘书、通讯秘书、事务秘书、生活秘书、政治秘书、警卫秘书等。
政治秘书按惯例只有“非常高级别”的领导干部才会配备,需要政治局委员及以上。
听名头我们也能猜到,政治秘书在“秘书群体”中的地位是极高的,一般仅次于办公室主任(“大秘”)。
像大名鼎鼎的胡乔木、陈伯达等人,都做过毛主席的政治秘书。
看过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的朋友会记得有一个角色叫刘新建。
刘新建曾经是省军区一个低级别参谋,因文笔好被赵立春看中,先是做了警卫秘书,后提拔为政治秘书、大秘,最后外放任汉东油气集团董事长。
给周恩来同志做秘书的几年里,宋平耳濡目染了伟人的风采。
在此后的岁月里,他有意识的学习和领会了很多周总理的办事风格,逐渐成长为一名低调务实、做人正派的政治家。
1952年国家计委挂牌成立,宋平出任国家计委委员、劳动工资计划局局长。
这一时期的国家计委是一个和政务院平级的机构,下设若干个部委,主管全国经济工作。
次年9月,刚满36岁的宋平被任命为劳动部副部长,是当时最年轻的部级干部之一。
五十年代末中国掀起“大炼钢铁”的热潮,钢铁生产的指标一次次攀升,完全脱离了中国当时的生产能力。
1959年春,在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钢铁生产指标时,作为国家计委副主任(已划归国务院)的宋平作了重要发言。
宋平没有正面批评当时的高指标,而是算了一笔细账:
要完成年产这么多的钢铁,需要多少铁矿石,需要多少石灰石与焦炭,需要多少运输能力。
而当时中国的铁矿石、石灰石、焦炭的生产能力是多少,运输能力又是多少……
当下的“钢指标”对应多少吨铁,而粗钢还得精炼,要开坯,要轧材,每一道工序都有损耗……
经过详细的计算后,宋平指出,当年完成一千八百万吨钢是很困难的。
尽管最后因为“政治形势”的原因宋平的建议并未被采纳,但他的这段发言却给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
选自《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其中有描述赴任前和宋平(时任中组部部长)谈话的内容
从六十年代开始,宋平被外放至西部艰苦地区工作。
他先后出任西北局委员、西北局计划委员会主任、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主持西北数省的经济工作。
十年动荡期间宋平曾短暂被打倒,后在周总理的帮助下得以复出。
1977年,宋平升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开始作为封疆大吏主政一方。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大家都清楚,这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实际上是一次绵里藏针的政治角力。
远在甘肃的宋平很快便注意到这篇不同凡响的文章。
在他的提议下,甘肃省委宣传部和《甘肃日报》在兰州联合召开了“真理标准”座谈会,对文章精神表示支持。
这是中国省级行政区第一个“真理标准”座谈会。
宋平旗帜鲜明的表现,也间接奠定了他未来的仕途走向。
1979年春,宋平作为省委第一书记来到甘肃省建委主持座谈会。
在这次视察中,一位建委设计管理处副处长的汇报引起了宋平的注意。
副处长在汇报中条理简要、数据清晰,颇有自己当年的风范。
再一经询问,该副处长还是自己的老校友、六十年代初清华大学水利系的高材生。
在那个人才凋敝的时期,非常稀缺。
当时该副处长已经三十七岁,1979是他在甘肃省工作的第十一个年头。
比起三十六岁即出任副部级干部的宋平,真是天壤之别。
宋平有意识的与汇报工作的副处长进行交流,尤其是在一些“方向性问题”上,对方的观点让他十分激赏。
次年,随着拨乱反正、腾坑挪位的全面展开,宋平将副处长直接拔擢为副厅级的甘肃省建委副主任。
曾经十几年奔波于底层的他,就此迈出仕途的第一步。
1981年,宋平高升入京。
他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国家计委,出任常务副主任,后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
在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的局面下,他接手编制和执行了“六五”计划,推动了一系列重大工程的落地。
1987年,宋平当选政治局委员,并兼任中组部部长。
他先后选拔了一大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其中也包括那位甘肃时期被赏识的年轻人。
一段“伯乐与千里马”的故事遂成为佳话。
那年事件后,宋平被增选为常委,直到1992年退休。
在天安门城楼,2015年
退休后的宋平居住在西城区一座毫不显眼的四合院里,在这里,他已度过二十多年的闲暇时光。
宋平深居简出,平日里喜欢看书读报看电视,品茗散步,写写书法。
2019年10月1日上午,国庆70周年庆典在天安门广场盛大召开。
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平所有贵宾中最年长的一位——时年10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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