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在陕北安顿下来的我党为了追忆过往、凝聚士气，决定举办首次庆祝建党的纪念活动。
这下可热闹了。
仅有的几位参加过一大的老代表绞尽脑汁回忆，都只记得大会召开时为七月，具体日期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于是大家商议后决定，干脆就将7月1日作为建党纪念日。
一直到1957年，苏联将当初共产国际保存的有关中共一大的三份文件移交给中国，会议确切的日期才大白于天下。
共产国际文件详细记录了一大召开的具体情况以及会议通过的纲领和决议等，明确记载开幕日期为7月23日。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以记者的身份做掩护，乘客轮抵达上海。
马林的这次中国之行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召开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
马林早年出身于鹿特丹的铁路系统，后来成为一名职业工人运动者。
因列宁的赏识，他被派往中国执行这次关键的行动。
此后的岁月里，马林的人生起起伏伏。
他曾一度加入托洛茨基组织的国际左翼反对派（“第四国际”），后在二战期间被纳粹枪决。
马林到上海后，先是联系到了当地的党小组。
当时李达所主持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最“兴隆”的党组织之一，该小组也是一大的筹备方。
李达是湖南人零陵人，曾辗转北京、湖南多地读书。
1917年，李达在日本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后回上海筹建了上海党小组。
他之后的人生非常坎坷，先是与张某焘冲突后退党，后又经少奇同志介绍重新入党。
建国后，李达曾先后担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等职务，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家，曾被毛泽东盛赞为“理论界的鲁迅”。
熟悉党史的朋友一般都清楚，“理论家”这个头衔是不能轻易戴的，非常危险，当小心再小心。
比如谥号中被称作“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康先生，建国后一篇公开文章也没发表。（《入错行的鲁赤水》）
李达的政治觉悟显然比不上康先生。
六十年代初，他作为理论家对于林、康等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这一论述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所以十年动荡刚刚开始，李达就被扣了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
造反派还在武汉大学举办了所谓的“李达罪行展览”，将其被迫害至死。
武汉大学内的李达雕塑
话题继续回到一大。
李达的上海党小组在接到马林的指示后，向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小组选派两名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于是全国各地加上日本小组，共有七个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了12名代表出席大会：
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
北京代表：张某焘、刘仁静
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
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
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
广州代表：陈公博
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
另外，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召集人陈独秀指派代表包惠僧带去了他的信件，通常也把他算做一名代表。
包惠僧在1927年国共分裂时留在了国民党内，一直干个不大不小的闲差，之后为躲避战乱还去了澳门。
建国后，他主动到北京谋了一份国务院参事的差事，直到1979年病逝。
总的来说，是一大代表中非常平淡和神奇的一位。
和包惠僧一起在建国后成为国务院参事的还有北京代表刘仁静。
刘仁静曾于1948年受邀担任国民党政治研究室研究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向中央递交材料反映情况，后被安排于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晚年也被聘为国务院参事。
其实当时南京和徐州两地也各派出了一位代表抵沪出席一大，但二人不愿受纪律约束，中途退席。
所以一般不把他们计算在一大的“十三名代表”内。
很遗憾，失去了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
二十年代的上海
共产国际方面除马林外，还有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参加了会议。
早期共产国际涉华事务的代表主要有两位，除马林外，另一位是大家熟悉的维经斯基（俄裔犹太人），汉名吴廷康。
1920年的4月，吴廷康受远东局派遣来到北京。
他在北京见到了李大钊，随后李大钊将他介绍给了当时人在上海的陈独秀。
到上海后，吴廷康与陈独秀多次促膝长谈，劝说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
于是在这一年的7月，《新青年》杂志发表宣言，正式拥护马克思主义。
吴廷康也因此被称作“第一位来华的红色使者”。
在共产国际最初的计划中，应该是由吴廷康来组织召开一大的。
1921年4月，吴来到中国，参加原定5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一大。
因准备工作没有完成，大会没能如期召开，吴廷康又返回了莫斯科。
这才换成了马林。
这幅历史画作非常的“写实”，谁在“主持”、谁在“记录”都是符合史实的
7月23日晚，会议在位于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召开。
这栋开会的房子当时是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的住所。
1921年春，李书城租下这里两幢房子，108号与106号。
他把两幢房子打通，李书城和妻子住在108号楼上，弟弟李汉俊则住在106号楼上。
李汉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李达一起负责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他便把自己家底楼的餐厅拿来给大家开会用。
宁汉分裂的年代，李汉俊曾在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内担任过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1927年11月桂系军阀占领武汉后，李汉俊以省政府名义下令释放在汉被捕的共产党嫌疑分子300多人。
随后他便被桂系军阀以“赤色分子”的罪名杀害于汉口单洞门。
话题再次收回来。
“一大”在李家的餐厅里开了七天，由张主持，毛泽东、周佛海担任会议记录。
这种安排很微妙的显示出当时党内的地位。
张的故事此处就不再讲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川西往事》。
会议记录员周佛海后来在“四一二事变”中投靠了蒋介石，之后历任国民党政训处处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随汪精卫投靠日本，历任汪伪政权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上海市市长等职。
后来眼看日本日薄西山，周又于1943年秘密投靠军统，给戴老板打工。
抗战胜利后，这位飘荡了一生的“墙头草”最终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南京时期的周佛海
一大十三位代表中和周佛海一样投靠汪伪政权的还有陈公博。
作为广州代表，他当时携新婚妻子一起来上海“开会”，颇有点公务旅游的味道。
陈公博在一大闭幕仅一年多后即退党。
1922年11月，他受汪精卫资助前往美国留学。
留学回国后陈公博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广东大学校长等职。
陈公博作为汪精卫一手培养的马仔，在历次“汪蒋斗争”中都坚定的站队汪精卫。       
1938年，陈公博随汪精卫投靠日本。
此后他历任伪政权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并在汪精卫死后代理政权主席。
抗战结束后陈公博曾一度逃往日本，1945年10月被引渡回国，枪决于苏州。
和毛泽东一起来开会的湖南代表是老大哥何叔衡。
何叔衡曾是清末秀才，也是当年“新民学会”的主要创办人。
与前面两位不同，他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
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突围长征后，何叔衡留守赣闽根据地继续进行游击斗争。
一年后，他在福建长汀水口被国民党部队包围，于突围中跳崖身亡，终年59岁。
提到了何叔衡，就不能不提党内另一位“老大哥”——董必武。
和何老一样，董老也是一名清末秀才。
董老的革命资历极深，曾参加过辛亥革命，是中国同盟会最早的成员之一。
1920年，董必武与陈潭秋在武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中央苏区时期，董老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兼最高法院院长，之后参加长征。
抗战期间，董老在重庆和周恩来等一起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他还曾在1945年前往旧金山签署《联合国宪章》——这是我党高层在国际舞台上的首秀。
话说当时在中国代表团人员组成的问题上，蒋介石曾极力排斥我党参加代表团。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取后，最终决定由在国共两党内都享有很高威望的董必武代表解放区人民参加了中国代表团。
赴美期间，董必武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在美国筹划出版发行了用英文印刷的《中国解放区实录》5000册。
实录详细介绍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击日本侵略者取得的光辉战绩和伟大成就，打了一场漂亮的舆论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老历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国家副主席等重要领导岗位。
董老也是一大闭幕二十八年后，仅有的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两人之一。
建国后的董必武
和董老同为武汉代表的陈潭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1939年，陈潭秋与毛泽民等人前往新疆，出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苏德战争期间，新疆的盛世才眼看苏联大哥要垮，赶紧投靠了蒋介石。
1942年9月，陈潭秋与毛泽民等人一起被盛世才秘密逮捕，杀害于迪化，做了盛世才给蒋介石的“投名状”。（《盛世才与驻疆办》）
最后来说一下两位英年早逝的济南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
王尽美曾在五四运动期间被选为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在作为代表前往北京联络时结识李大钊。
一大之后，他连续出席了中共二大、三大、四大，后于1925年7月1日因肺结核病逝于青岛。
邓恩铭是王尽美的战友，他因组织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被捕。
狱中邓恩铭曾两次组织越狱，但因伤势过重未能逃脱，1931年被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刑场。
一大从7月23日一直开到7月30日晚。
正当举行第六次会议时，一名穿灰布长衫的陌生中年男子从后门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
作为主人的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
“你找谁?”
那人答道：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
李汉俊说：
“这儿哪有社联?哪有什么王主席?”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
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后退出去。
这名神秘男子的名字叫程子卿，他的真实身份是法租界巡捕房高级警官。
面对这名不速之客，斗争经验丰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机立断，提出要立刻转移会议地点，散会撤离。
在李达夫人王会悟建议下，代表们前往浙江嘉兴南湖继续会议。
8月2日，王会悟为会议在烟雨楼前预租了一艘丝网船。次日，十几名代表乘火车抵达嘉兴，由王会悟接站、登船。
他们佯装成游湖的客人，在船上举行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在南湖的小船上迈出了革命历程的第一步。
参考阅读：
《
南陈北李，19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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