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冬英, 鲁政委
201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高额关税已维持三年之久。期间,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在关税和疫情的双重扰动下,我国对美国出口有了以下变化:
第一,从出口增速看,加征关税产品对美国出口增速一度因关税而急剧下滑,但因疫情爆发后开始向上修复。即关税抬升了我国出口成本,降低了我国出口相对优势;但疫情爆发后,我国的出口供给优势再度显现。
第二,从出口份额看,相比于加征关税前一年,加征关税后一年下降面明显高于疫情爆发后一年。即在关税落地后一年,各清单下降面为58.3%至80.4%;在疫情爆发后一年,清单下降面为55.4%至80.8%。
第三,在出口份额下降的产品中,我国在美国出口份额主要向越南、印度和韩国漏损。这或折射,一方面,为规避高额关税,部分产业向越南、印度等成本相对低廉的东南亚和南亚经济体转移;另一方面,高额关税抬升了我国制造业生产成本,或造成此前由韩国向中国转移的产业回流。
第四,在出口份额连续上升的产品中,主要分布在纺织、家具、机械和设备制造等,折射这类行业在美国市场具有较高的粘性。
自2018年7月6日美国对中国输出的340亿美元正式加征25.0%关税以来,美国对中国高额关税已维持三年有余。期间,新冠疫情爆发,拜登政府上台,中美贸易格局正经历深刻变化。据此,本文分别观察加征关税后、疫情爆发后,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变化。
一、关税与疫情
2018年以来,美国已对中国出口的37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第一,2018年7月6日,美国对中国出口的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0%的关税;第二,2018年8月23日,美国对中国出口的16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0%的关税;第三,2018年9月24日,美国对中国出口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10.0%的关税,并于2019年6月15日上调至25.0%;第四,2019年9月1日,美国对中国出口的3000亿美元商品中的部分(1120亿美元)加征15.0%,并于2019年12月13日下调至7.5%,参见图表1。为便于表达,本文按照关税生效时间,将这四个批次清单分别为清单一(List 1)、清单二(List 2),清单三(List 3)、清单四(List 4)。
从出口增速观察被加征关税的产品对美国情况,可以发现(参见图表2): 
第一,在关税落地后,这些产品对美国出口增速因关税成本抬升而急剧下滑,在疫情爆发前多维持在两位数的负增长。具体来看,清单一的出口增速在2018年10月至2020年5月期间维持在-12.0%至-38.0%的水平;清单二的出口增增速在2018年9月至2020年4月期间维持在-12.6%至-44.8%;清单三的出口增速则在2019年1月至2020年6月维持在-10.4%和-44.6%;清单四的出口增速在2019年9月至2020年4月维持在-17.7%至-47.1%。
第二,在疫情爆发后,美国商品需求增加叠加中国供给优势上升,被加征关税产品对美国出口增速向上修复且于2021年3月创下记录高位。其中,清单一、清单二、清单三和清单四降幅均在2020年5月收窄,并于2021年3月分别录得58.3%、49.8%、106.6%和116.7%的高位。
第三,与其他地区对美出口相比,我国对美出口相对优势因关税弱化但因疫情之下的供给优势而有所弥补。在疫情爆发前,中国被加征关税产品对美国出口增速远低于其他地区;在疫情爆发后,中国被加征关税产品出口增速显著超过其他地区,折射出口相对优势上升。需要指出的是,在后疫情时期,伴随其他经济体生产修复,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相对优势回落。
从出口份额看,2020年3月25日我们发布《贸易战改变了我国产业链什么?》曾对比了美国对我国加征关税前后一年,我国出口在美国市场份额变化,发现多数产品在出口市场份额出现下降。在此基础上,我们在本报告中进一步观察观察加征关税后、疫情后我国出口在美国市场份额变化。其中,加征关税后一年计算起点为关税生效时间,疫情后一年计算起点为2021年3月。结果显示:
整体来看,多数产品在加征关税后一年份额下降,但下降面在疫情爆发后收窄。具体以份额减少产品数与产品总数比值衡量份额下降面。与加征关税前一年市场份额相比,在加征关税后一年半数以上的产品市场份额出现了下降,且下降面与关税幅度正相关:清单二下降面高达80.4%,随后依次为清单一(74.1%)、清单三(67.3%)和清单四(58.3%);在疫情爆发后一年下降面出现收窄:清单三下降面收窄了3.7个百分点至63.6%,随后依次为清单四、清单一,分别收窄2.9个百分点和2.0个百分点。在关税压降的出口优势和疫情推升的供给优势两股相反力量作用下:一方面,疫情推升的供给优势部分抵消了关税带来的份额下降压力;另一方面,关税主导的份额下降压力仍主导征税产品对美国出口。
进一步分清单看:
第一,从清单一看,自2018年7月6日以来,清单一被加征25%高额关税长达3年之久。相比于关税加征后一年,疫情爆发后一年我国在美国市场份额略有改善,但整体仍低于关税加征前一年。其中,份额减少在30%以上的产品主要有水轮机、发电机、机器零附件、浮船坞、压电晶体、恒温器等;份额增加在20%以上的产品主要有型钢轧机、电动的短距离牵引车、浮动或潜水式钻探或生产平台、产氟电解槽、制造纤维素纸浆的机器、脉冲电子加速器、家禽孵卵器及育雏器,参见图表4。
第二,从清单二看,在所有清单中,清单二产品总值最低,多涉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产品及化工原材料及其制品。相比于关税加征前一年,在关税和疫情的共同影响下,疫情爆发后一年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相关产品在美国市场份额降幅最高,而与防疫相关的物资市场份额上升。其中,市场份额降幅在20%以上的产品主要有:其他排气量≤250毫升摩托车及脚踏两用车、其他柴油电力铁道机车、初级形状的已塑化醋酸纤维素、燃料电池、浮船坞、万用表、钢铁制桥梁及桥梁体段、用作存储器的集成电路、带钢芯的铝制绞股线等、聚氯乙烯;市场份额上升在20%以上的产品主要有农业或园艺用其他喷射器具和温度计,随后依次为制氧机、加工木材等材料的钻孔或凿榫机器、乙丙橡胶、织物轧光机、初级形状的硝酸纤维素、家用型喷射、其他乙烯酯或乙烯基的聚合物等,份额上升幅度均在5%以上,参见图表5。
第三,从清单三看,清单三共计2000亿美元,10%的关税在2018年9月24日生效,随后该关税于2019年6月15日上调至25.0%。相比于加征关税前一年,疫情爆发后一年,多数产品市场份额下降,且部分产品出口金额直接清零。其中,出口市场份额锐减的产品主要有四氢大麻酚、印花与化纤混纺3/4线斜纹棉机织物、亚磷酸二甲酯、一边或面制成连续形状的濒危竹地板条(块)、非零售与棉混纺其他合纤短纤纱线、青石棉或青石棉混合物及其制品、其他过磷酸钙、开心果、含多氯联苯(PCBs)或六溴联苯的混合物,降幅均在70%以上;出口市场份额上升幅度位居前列的商品主要有已梳的聚丙烯短纤、二氯三氟乙烷、二氟一氯甲烷、已梳喀什米尔山羊的细毛、含全氟辛基磺酸及其盐、表面处理的球化石墨、已碾磨磷灰石、氟、非零售与毛混纺其他人纤短纤纱线等,升幅均在50%以上,参见图表6。
第四,从清单四看,清单四共涉及1120亿美元,最早于2019年9月1日生效。相比于关税加征前一年,关税加征后一年、疫情爆发后一年下降面分别为58.3%和55.4%,下降面为所有征税清单中最小。具体来看,降幅较为明显的产品主要有镀(涂)锡的铁或非合金钢窄板材、其他灵长目哺乳动物、GSM式移动通信基地站、彩色的卫星电视接收机、成条订书钉、未加工合成或再造钻石、带毛的绵羊或羔羊生皮、甘草液汁及浸膏、毛制针织或钩编女式上衣等,降幅均在40%以上。需要指出的是,在清单四中,出现了份额上升绝对水平高于份额下降的现象,折射关税对清单四产品出口影响较为有限。其中,上升较为明显的产品主要有与宅经济相关的家居便服、蚊帐,分别上升了77.4%和52.8%;与原油管道输送相关的不锈钢焊缝钻探石油及天然气用套管及导管,份额上升了64.8%,参见图表7。
无论是从增速还是从份额看:一方面,在关税的拖累下,征税产品对美国出口相对成本上升,半数以上的产品在美国市场份额下降;另一方面,在疫情的加持下,我国对美国出口供给优势上升,部分征税产品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上升。需要指出的是,份额是相对概念,中国出口在美国市场份额下降,必然意味着其他经济体在美出口市场份额上升。那么,中国在美国市场份额向哪些国家漏损?同时,部分产品无视关税与疫情的扰动,在美国市场份额维持上升态势,折射在美国市场粘性较高。那么,我国对美国出口粘性较高的产品又有哪些? 
二、中国对美国出口:“中转站”在哪?
由前文可知,关税降低了我国对美国出口相对优势,多数征税产品在美国市场份额下降。一般而言,产业转出是规避高额关税的有效途径。据此,本文进一步观察各经济体征税清单产品对美国出口情况,以便发现哪些地区成为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中转站”。
结合美国进口数据,本文构建中转站指数,具体方法为:计算美国对中国征税清单产品前五大进口国份额来源地,并加总其进口份额计算出“中转站”指数。以清单一为例:步骤一,将清单一视为一个整体,将清单一中每个产品进口来源地分为前五大进口来源地和其他;步骤二,计算清单一中产品A,国家B在产品A的进口国参数:B国在A产品份额*(B是否为前五大进口来源地参数),其中,B国若是A产品的前五大进口来源地之一,则参数设定为1,反之则设定为0;步骤三,对所有国家重复步骤二;步骤四,对清单一中所有产品重复步骤三得到世界各国在清单一中每个产品的参数,求和得到每个国家在清单一产品集合上的主要进口国参数。
需要指出的是,该指标蕴含以下假设:第一,对给定产品集合来说,每一产品的权重相同;第二,美国前五大进口国能够解释其几乎所有的来源地,数据计算结果显示,前五大进口国的份额均值为89%;第三,比较进口国参数在征税前一年、征税后一年、疫情爆发后一年变化。“中转站”指数越高,意味着其对美国出口市场份额上升幅度越高。为重点关注份额下降的产品份额漏损情况,在此我们计算份额下降产品中的“中转站指数”,结果显示(参见图表8):
与征税前一年相比,征税后一年、疫情后一年越南“中转站指数”上升幅度均为第一,随后依次为印度和韩国。其背后或藏着产业转出和产业回流两个故事。
一方面,就产业转出而言:关税加速了我国对向以越南为首的东南亚经济体和以印度为首的南亚经济体产业转移进程,越南和印度承接了我国对美国出口份额漏损的多数。
另一方面,就产业回流而言,关税加速了产业回流进程,如二十一世纪初,韩国、日本企业基于成本导向选择在中国投资建厂,产品向全球输出;伴随中国劳动力成本及土地成本抬升,叠加关税催化,部分企业选择回归本土,直接导致韩国也承接了我国对美国出口份额漏损的部分。
此外,除以上经济体外,墨西哥、马来西亚、土耳其和柬埔寨也承接了我国在美国出口份额漏损额的部分。
三、中国对美国出口:出口粘性有多大?
在关税和疫情的双重影响下,一半以上的产品在美国市场份额下降。需要指出的是,部分产品持续维持上升态势。理论上,关税会通过抬升成本削落该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进而导致其出口份额降低。但是,当该产品的价格需求缺乏弹性时,关税引发的价格上升对其影响较为有限。由此,我们可认定哪些市场份额上升的产品对美出口的价格需求缺乏弹性。据此,本文选择关税落地后且疫情爆发后在美国市场份额均上升的产品进行观察。结果显示:
从这些产品的出口总值看,在关税落地后及疫情爆发后一年,约有1083个征税产品在美国出口市场份额上升,出口总值约为653.4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美国出口比重14.5%。
从这些产品的份额区域分布看,与前文一致,我国出口产品在美国市场份额上升,意味着其他地区在美国市场份额下降。进一步观察这些出口产品“中转站指数”,在我国出口市场份额上升的产品中,市场份额下降明显的区域主要有日本、德国、法国、荷兰、中国香港地区、加拿大、委内瑞拉、意大利,参见图表9。
从这些产品的行业分布看,本文通过观察产品分布数和产品出口总值观察这类产品的行业分布情况。结果显示,从产品个数分布看,在所有出口份额连续上升的征税产品中,多数分布于纺织、化学品及化学制品、基本金属、和食品饮料等行业;从产品出口总值分布看,出口总值较高的产品主要分布在纺织品、家具、未另分类的机械和设备、橡胶和塑料制品、医疗器械和服装制造等,参见图表10。


🔝特别提示

本报告内容仅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不包含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投资评级或估值分析,不属于证券报告,也不构成对投资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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