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 “赢了”,一个时代 “输了”。
文|姚胤米
编辑|黄俊杰
为了写出这篇文章,作者花了一年时间准备。从正式动笔到写作完成,断断续续用了 10 天。然后,像许多创作者都会做的,他把文章拿给同事、关系紧密的朋友和律师看,改,再看,再改,不到3200 字的文章经过了几次打磨才最终写就。
7 月 13 日,作者为它的面世特地选了一个日子。那天是星期二,正是一个周期里人们工作状态渐入佳境的时候。定时到晚上 8 点发布——也是特地挑的——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差不多吃完晚饭的时间。作者坐在电脑前,手指颇为郑重地滑动电脑触摸板,让光标按下了微信公众平台里的发送键。
文章发在一个平时单篇阅读量在 1000 次左右的公众号,作者估计 “最多能到个 3、5 万阅读”,结果收获近 12 万次阅读。那篇文章的标题:《当阿里云涉嫌侵权,还直接从客户变成竞争对手,你会怎么办?》,内容指控阿里云 2020 年 3 月上线的 IP 数据库产品涉嫌抄袭他的公司天特信(IPIP.NET)的数据。
人们留言声援;有同样备受侵权困扰的小公司创始人大吐苦水,抱怨有大公司在利润丰厚又容易抄袭的游戏领域肆意妄为;阿里员工也来表达愤怒和支持,只不过,他们中的许多叮嘱不要放出自己的留言。
时隔二十年,那篇文章的作者高春辉,再一次和中国最成功的一些互联网企业并列在一起。只不过,这次是结局一边倒的对抗。
这是一个有年代感的名字,中国最早一批网民基本都听过。当它出现时,总要牵连起一段中国互联网简史。
高春辉 1975 年出生,初一接触计算机。年龄和资历让他默许别人调侃自己为 “互联网活化石”。若是去搜索 “高春辉”,会得到一长条创业轨迹:天特信、爱壁纸、手机之家、ECShop、天下网,都是创始人。再往前,他受雷军邀请,一起创办卓越网——后来的亚马逊中国。
再再往前,他是中国第一代个人网站站长,1998 年唯一进入 CNNIC 首届网站排名的个人网站(www.paulgao.com.cn)。要是没有这一茬,他不会像日后经历的那样,每一步选择都备受关注(当然也包括这一次)。
不同于同期被常青藤毕业生(和辍学生)牢牢把持的硅谷新秀,中国第一代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们背景多样,走出来的大佬有清北毕业生、海归精英,也有参加两次高考才考上师范学院的马云。那个年代,勇气和机遇可以替代一切资历甚至关系。
20 年后,中国互联网创业者的资历单一程度和美国已经没什么区别,从巨头夹缝里成长起来的互联网公司远比硅谷更少。
高春辉赶上了第一代中国互联网人创业潮。他高中毕业,这些年几乎是 “安分守己” 地做一个国内市场规模不到 2 亿元的生意——还不到阿里 0.1 天的收入。这几年,好不容易做出了起色,大公司员工突然冲进来,把他给 “卷进去了”。
大公司抄小公司极不平等。他们可以一夜之间跨越创业初期的沟沟坎坎,成为最具优势的竞争者甚至最终赢家。高春辉一位朋友形容:“人家拿着你的产品,说自己又多了一个新业务。团队的人升职加薪,而小公司连活都活不好。” 很多人替他鸣不平。
文章发出的次日凌晨一点多,阿里云高层主动联系和解。一周后,双方发布联合声明,阿里云承认有员工违反公司规范,并将下架、整改 IP 数据库产品。
与此同时,高春辉又发现一家互联网大厂的 IP 数据库产品、另一家大公司旗下产品的搜索入口,都违规使用了 IPIP 的数据。他一一公证并向几家公司发出通知。前者已经接近达成和解,后者正在接触中。
曾经在同一时期活跃于互联网,之后又分化开来的老朋友们,因为抄袭重新产生了碰撞。高春辉一人之力,一一 “扳倒” 那些大公司。
在今昔对比中,我们看到,市场通过奖励一些人,建立了新的原则和秩序,而一些曾经备受向往的精神追求,早就在极致的竞争和扩张中逐渐消亡了。
整个行业 5 家公司
4 家都在抄
“老高的数据肯定会被抄的。” 好朋友朱峰这么说,可不是因为什么神机妙算。他也是技术出身,在互联网领域走了看了 20 年,清楚一款产品做到怎样的程度就会被 “借鉴”。
高春辉也不是钝的,两三年前,就有朋友好心提醒:你的数据在外面已经被传得满天飞啦!
抄就抄了。他感觉没必要非得计较。能这么想的理由来自于他对自己的 IP 数据库质量的信心——抄的没有他的好——反正有眼光的客户会挑最好的买。
普通用户不太能感知到 IP,就像正常情况下,人感觉不到空气。当用户连接网络时,设备会被分配一个地址,表现为一串 10 位或 16 位的数字。IP 是数字世界的邮政编码,但比邮编随机,且变动非常频繁。
高春辉的 IPIP.NET 2013 年成立,主业是将全球互联网 IP 地址和用户所在地理位置(精确到城市)关联起来。有这个数据库,互联网产品就能知道用户具体在哪个城市,以就近分配缓存服务器(CDN),缩短用户的等待时间。
大互联网公司都极其在意产品网速。用户每多等一秒,放弃使用该产品的可能性都会增加一分。特别是视频、直播类产品,“慢” 带来的糟糕体验更直观——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人的耐心不会超过手指划过屏幕的时长。
目前 IPIP 的数据库有 800 多万条数据,收录了全球所有的 IP 地址。每天, 40 多人的数据编辑团队都能查出并更换数万个 IP 位置。IP 数据库的建设不是 “短平快” 风格,也不能靠 “大力出奇迹”。这是一个绝大部分人不会愿意碰的 “脏活累活”。创业头半年,高春辉一个人贡献了十万行数据。
因为口碑足够好,前些年,IPIP 从未受到竞争威胁。直至阿里云的出现。
2020 年 3 月,阿里云在官网上线了 IP 数据库服务,提供 IPv6(即网际网络协定第六版)版本的数据,3 个月后,IPv4(即网际网络协定第四版)版本上线。这个发展速度不太正常,同事和朋友提醒高春辉,是不是有可能被 “借鉴” 了。
他们猜测,阿里云不会一直闷声做新品。2020 年 11 月,高春辉的朋友收到阿里云的促销邮件。许多老客户开始对续费 IPIP 动摇。销售负责人 Sarah 接到许多尖锐质疑:“你们和阿里比,有什么优点吗?”“阿里比你们大,都没要这么多钱,你凭什么卖这么贵?” 她只能无力地重复:“我们的数据更好”。
在此期间,他已经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对阿里云抄袭进行取证。律师提醒过,取证期间,必须确保阿里云不知情,否则万一对方下线数据,就告不成了。
最憋屈的时候,他就想:大不了我不干了,反正需要好数据的是你们这些大公司。我带着家人回沈阳。之后,谁来劝我,我都不会再回来。
抓到阿里云,还是挺吃惊的。据高春辉了解,控诉文发出的当晚,链接就被阿里员工转到内网,帖子被数十人点了 “扣分”。阿里还动用了廉政部门来调查。
他们本觉得,大公司没必要抄一个规模不值一提的数据类产品。一旦被发现,“损失肯定大于收益”。后来,高春辉认为自己找到了答案:大厂内部竞争激烈,如果能快速做出一款能产生收入的新产品,就可能更快晋升。“等于说他们内卷,把我给卷进去了。”
之后,高春辉访问了几家大厂的 IP 数据库产品,大部分都 “或多或少走了不该走的捷径”。“总共这个行业就 5 家公司,3 家抄我们,最后一家抄的是国外的同行。” 他说。
“大抄小” 经常发生。
2020 年 2 月,报税软件 “自记账” 的创始人胡立峰用三篇知乎长文举证被阿里云抄的证据,包括相似的 UI 界面、完全一致的文案、以及自记账的后台上,有人上传了一张发票,背景是一位阿里云员工对着电脑屏幕研究自记账的网站。
第一次开庭当天,阿里云一股脑提交了几百份证明文件,没人能当场处理这么多材料,法官只好宣布休庭。高春辉听了生气:“大家都在耍赖,都是一种你奈我何的想法。”
但曾经,事情没有这么复杂。
早期创业者的精神源头
中国互联网精神的起点之一是中国惠多网(CFido)。惠多网 1991 年出现,1993-1998 年在国内盛行,之后的超级创业者求伯君、马化腾、雷军、丁磊等都是 CFido 的活跃用户。
CFido 的 “好玩”,对那一代人无可替代。
高春辉初一去少年宫的电脑培训班,电脑还不能联网,他学习用 BASIC 语言写简单的程序。输入几行指令,黑色的页面就会出现一个亮色三角形,学得再久一点,还能让三角形在屏幕上移动。
再小一些时,他随返城的父亲搬回沈阳老城,住平房,玩的最多的游戏是用手搂起一把泥,捏成碗状,朝墙上 “啪叽” 一拍。谁拍出来的泥碗印子大,谁就赢了。那就是他们最触手可及的快乐。怪不得他会觉得,见到惠多就像 “蚊子见到光”。
资源匮乏的年代,使用网络得像用零花钱一样精心规划。惠多每个区的拨号线路只有一两条,像马化腾那样愿意拿出一笔 “巨款”——五万元——也只能为深圳惠多站搭起奢侈的四条电话线路。大家快速上线,再快速下线,就能保证更多人拨进惠多网。要是有谁一直占着线路发一些 “水贴”,准会被吐槽——那才叫真正的 “占用公共资源”。
惠多实名注册。有很多人用 “英文名 + 姓” 作为用户名,比如深圳站站长 Pony Ma。后来演变成只有惠多网友知道的外号:“卫生球”——求伯君(ID:Vincent Qiu),“破锣糕”——高春辉(ID:Paul Gao)。在一个小范围的虚拟世界,大家以真诚示人。几乎人人都自称为 “俺”,是一种冒着土味但是实在的平等。
那年代能上网逛惠多的 “层次都不低”,大家相互看着,形成了无形的约束,也创造了一个美好的小环境。高春辉打了个比方:“10000 个人里,就你一个人干了坏事,那你就低劣,你就有压力。”
于是,出于自律以及对一个好东西的珍惜,人们自发地维护惠多,“生怕这个氛围没有了”。“不像现在,我跑到一个地方骂人,平台把我封了,我再换个号继续骂人。” 高春辉说。
中国在 1994 年正式接入互联网,但最初仅覆盖少数城市和单位。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截至 1997 年 10 月,中国只有 62 万人能上网。
在那段时期,中文互联网不存在今天所谓的信息过载。能看到的信息要么是这 62 万人自己创造的,要么是他们搬运上去的。——哪怕是几封抱怨腰痛的闲聊信件,也是当时互联网为数不多的可读内容。
高春辉可能是 “互联网搬运工” 里最勤劳、口碑最好的人之一。
1997 年,高春辉在沈阳的一家软件公司做开发,业务是向辽宁地区以及哈尔滨、长春的重点高中校长售卖阅卷评分软件。一有空,他就去网上各种找新软件,破解后,上传到个人网站上。这是当年不得已的选择。那时,连银联都没成立,也不可能有双币信用卡方便地购买海外正版软件。
网站做到后期,他能得到月均 4000 元的收入。高春辉辞职,每天花 10 个小时来运营主页。后来沈阳网民越来越多,网络资源有限,他不得不在后半夜两点后更新网页,那个时间网速最畅通。
现在在网上搜索一个资源,能在毫秒内找到万里之外的陌生人多年前上传的链接,但在当时,要想找资源,得依靠人们的 “共享精神”。
高春辉也是靠纯离线的软盘拷贝来解决学习资料不足的问题。对话是这样发生的:“你认识 XXX 吗?你要是认识他,帮我带一个话给他,看他那个软件,能不能借我拷贝一份。”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对 “互联” 和 “互惠” 有真情实感的理解。
从外星人到普通人
从创造者到消费者
一位经历同样资深的互联网人听说我们要写高春辉,一下子被打开了怀旧开关,讲述了许多早期故事,言语间是老一代互联网人今天多少都会有的情绪。看到过互联网萌芽的人,对于这个新鲜小物都曾经充满理想化的期待。
摇滚巨星大卫·鲍伊(David Bowie)1999 年接受 BBC 采访时,将互联网比做欧美 1960-1970 年代兴起的摇滚乐,期待它为这个社会注入不同的声音:
“互联网出现之前,我们生活在一种单一而又绝对化的社会伪装之下,到处都是已知的真理和已知的谎言,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并不具有多元性。互联网让每个问题,有了两个、三个、四个、五个甚至更多的答案和标准。单一性消失了。互联网不是工具,它是一种外星生物(alien)。”
认为伴随互联网会有新秩序到来的,大有人在。
数字民权机构 EFF 创始人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1996 年在《赛博空间独立宣言》里写道:“工业世界的政府们,你们这些令人生厌的铁血巨人们,我来自网络世界——一个崭新的心灵家园。作为未来的代言人,我代表未来,要求过去的你们别管我们。在我们这里,你们并不受欢迎。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
90 年代末,在天津生活的朱峰在《大众软件》上看到高春辉的个人网站,之后成为它的 “活跃用户”。20 年后,他将和高春辉一同创办开发者社群 “DevLink”,办了很多次颇具规模的开发者大会,并做出一个有 300 万粉丝社群的技术播客《津津乐道》。
在一期节目里,朱峰、高春辉以及另一位主播高磊聊到当年大家对互联网的热情和信心:“人类对信息的渴求没有止境,这绝对是一个伟大的东西。”
当时有一个流行的杀毒软件名为 KV300,创造者王江民苦于盗版横行,于是在最新版本的软件中设计了一个 “逻辑炸弹”,使用盗版的用户硬盘就会被锁住。
但高春辉的破解版规避了这个攻击包。加密和破解是技术高手们的隔空过招,很容易让陌生人之间惺惺相惜。之所以能结识雷军,也是因为他破解掉了雷军在大学期间设计的一个加密软件。
90 年代末,高春辉刚来北京时,这座城市里聚集了很多对技术有着单纯热情的人,都 “相对理想化一些”。在咖啡馆、在小餐厅,他们热切地碰面,聊新鲜事、新东西、新技术。大家共同的偶像是网景,靠不正当竞争而获得市场的微软则被批 “很烂”。
现在聚会,谈论的是谁又发现了一个新机会——“能值 100 个亿!” 创业不再全凭兴趣爱好,而是各种数据综合分析后的理性判断:拿融资,做高市值,掠地攻城,上市,把空间都吃光。
不要以为这些话是用愤怒的语气、扼腕叹息着说出的。虽然当年没料想过剧情会往这个方向发展,但高春辉能理解它为什么会发生。在事实的铺陈和对比下,我们看到,一些精神被消解了。
直到 2010 年,互联网还是一个小世界,“QQ 做到同时几亿用户在线,已经很了不起了。”互联网评论家洪波(keso)回忆说,那时他们不认为互联网会是一个 “能够大到改变每个人现实生活的东西”。
万维网出现之时,它开放、共享、平等的精神,感召那些人投身当时并不火热的领域,期望用技术创造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后来,智能移动设备和社交网络把那个 “人人可被互联网惠及的时代” 带来了,但却不似开拓者们想象得那样美好。
技术爱好者所畅想的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博客说话、每个商家有自己的电商。最终变成所有人被聚集在一个社交网络里,由算法决定每个人看到什么信息;所有商家被捆绑在平台上,缴广告费让消费者看到自己的商品。
如今没有任何公司会拒绝在单一产品上聚集尽可能多的流量。做一个中心化的产品,当一个领域的巨头,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一个个山头林立而起,赛博王国之间 “互不联网”。
微信出现之后,公众号内不允许加外链,聊天框里不能转发竞争对手的商品或内容链接,小程序无法跳到外部应用。这个封闭生态,有创立者最早对于产品的思考,但也越来越被竞争支配。
封闭时代的短视频、电商平台分享文案,创造了一种具有荒诞性的 “特殊汉语”,几十年之后,会被后人当作本世纪互联网领域最大规模的一场行为艺术。
当互联网覆盖整个世界,它也必然投射出世间的一切美好与丑恶、冲突与矛盾。
如同耕种一般的连续创业
早期互联网创业者是最近 20 年快速跃迁为巨富阶层的一批人。高春辉从那个时代而来,却过着另一种生活。2002 年以后,他再也没有加入过员工 100 人以上的大公司。自从来到北京,做了 6 家公司,并没有让他成为 “那种大佬”。
夏天,他总是穿能看出来旧的 Polo 领 T 恤衫、休闲短裤和轻便的运动休闲鞋。他喜欢吃简单的东西,最常去的是望京的一家烤鱼店,熟悉到能一下子吃出换了厨子。在北京买的第一个房子,首付是他爸出的,卖公司没赚到媒体上说的那么多钱。2016 年,踩在房价低点,他卖了老房子,加上之前分到的一点钱,在望京换了一个 100 多平的新房。他还和很多生活在北京的外地人一样,在未来一些年之后,将要面对小朋友在哪里参加高考的难题。
这些琐事没有让他变成焦虑人群的一员。他是一个有适度欲望的人。
一场大雨过后的工作日上午十点,北京东四环四惠附近的一处高层住宅区,年轻的上班族已经离开他们的出租房。小区内安静整洁;老年人推着婴儿车,里面躺着他们刚降临不久的孙辈;有明显旧痕的健身器材静静地杵在地上,行人零星地穿行而过。
在一个平平无奇的单元楼前,高春辉推开一扇小铁门。不太灵活的合叶发出 “吱嘎” 一声尖叫,铁门的下边缘摩擦着地面,顿挫地张开一个弧度。创始人先生不以为意,探出半个身子,大声给我们指明方向:“从这儿进!”
办公室门厅很窄,随意地堆着杂物,没有灯,窗户是不透明的,阴天和傍晚都足以让半个办公空间变得灰暗。选一楼是因为进出方便,选民宅是因为网络方便且便宜,在那里,他能同时安装三家运营商的网络。网费按民用标准缴纳,要是在写字楼,得贵上十几倍,还更慢。
200 多平的跃层,一个房间就是一个工区。会客室在一楼夹角处的一个小房间,里面摆着两张这家公司最常出现的深棕红色木质办公桌,一台黑色显示器,灰色铁柜立于墙边,里面凌乱地塞了些天蓝色塑料壳文件夹。这些堪称有限的陈列,据销售负责人 Sarah 说,从公司搬进来起就没变过。
高春辉固执地认为他应该只关注数据本身的质量,而不是其他任何别的:比如,营销、运营、设计等。
老朋友朱峰对此无奈极了。有一回,他劝高春辉:“IPIP 网站太丑了,连个手机版都没有,是不是找个设计搞一搞?不然用户不都流到竞品去了?”
“不搞。” 高春辉像堵墙一样堵回来:“我不做那个表面功夫。”
不搞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觉得 IP 位置服务的市场空间有限,要求低的企业可以直接找免费数据,无论怎么投放或营销,都不可能让市场翻倍。
两年前,高春辉把目标转向了全球化。出海之后,所有的事情都要再做一遍,而且情况更复杂。光是美国就有数以百计的虚拟运营商,它们从大运营商手里租下网络资源,再包装成自己的产品,出售给特定需求或特定地区的客户。还有一些地区的基础设施由区域小运营商承建,厘清海外的 IP 库要难太多了。
高春辉考虑过一个更轻松的可能:不用大团队梳理全球数据,两个销售当 “坐商”,也能有两千万的收入。做全球业务还是因为有野心,好不容易找到一件喜欢的事情,值得认真投入,也有做大的可能性。
一个人的选择体现了他是什么样的人、以及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高春辉的个性从他来北京的第一段职业生涯——卓越网——高亢的开始和落寞的结束,就有所体现。
高春辉想把卓越网做成 CNET 的模式:即,一个计算机爱好者网站,提供软件、资讯和下载。而雷军看到的是亚马逊的机会。那时,上市刚两年的亚马逊股价已经从不到两美元,跳到最高超过 100 美元。两个核心缔造者的分歧从产品筹备之日就出现了。
上线五年后,2004 年,雷军把卓越网以 7500 万美金卖给了亚马逊。而高春辉,早早离开了卓越网,一路去做他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
回到黑客生活
40 岁之后,高春辉为自己确认了以后的人生:他不要当一片大海里的鲨鱼,也当不成。他就在一个中型池塘里趴着,当里面最大的一条鱼。小鱼不敢惹,大鱼瞧不上。
来北京不到两年时,他经历了离乡后最落魄的日子。天下网倒闭,自己手上又没钱。《中国经营报》2000 年的一篇报道把他出走卓越网解读为 “中国互联网泡沫的起点”。马上就要撑不下去了,他真的想过回老家。
要是把高春辉放到投资人们常用的 “创业者人格模型” 里,他实在算不上是最出色的创业者。天下网、手机之家、ECShop、爱壁纸,四个项目做完,十年就过去了。每个项目都没有诞生在最合适的时候。
2013 年筹备其它项目时,高春辉找到了 IPIP 这门生意。目前并没有成熟的单一方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梳理 IP 地址的人,需要像早年的黑客一样,用尽自己能想到的各种窍门,去验证一个地址的位置所在。
他验证一个地址标注结果是否准确的方法是:用某地所在的服务器去联系该地址,如果时间超过若干毫秒,就说明该 IP 原来所指代的地址已经 “跑了”。这种类似“撞库”的方法,和他当年破解掉雷军的加密软件师出同门,都算逆向工程。
以上只是他用来更新 IP 库的方法之一,他没找到一个新办法就写成代码,让这个流程能相对较为自动地运行。
验证 IP 地址成了高春辉生活习惯里的一部分。有一次去新加坡旅行,住在酒店里,高春辉打开电脑,去测试酒店的网络质量,他发现从酒店连接自己在中国的服务器丢包近 25%,根本没法工作。诉讼期间去公证处办理手续时,他也打开电脑测 IP,结果发现那栋楼的网络是先跳到东北某个地点,再接入互联网。
在这种近乎于生活模式的习惯下,8 年,他已经能做到每天很快就梳理完中国区的 IP 库。keso 评价高春辉身上有一种特别认真地把一件事情做好的韧性。
高春辉既在这个最受关注的行业里,又与它保持距离,以一种观察视角来审视这个领域。朱峰说,高春辉每天都活跃在十几个播客社群里,大家热切地讨论,就像从前那样。在那个主要受众是技术人员的节目里,他们严肃地讨论 “鸿蒙到底算不算一个新的操作系统”“阿里的价值观为什么会走样”。
30 年过去了,电脑仍然是高春辉最好的朋友之一。它给了他事业、名望和单纯的快乐。
小时候最快乐的时光是高中的周末,一群小伙伴相约去电脑城。在没有电话的年代,大家凭借相互信任,到点集合,然后一人骑一辆大自行车,从铁西区呼啦啦骑到三好街上的电脑城。光是挨家挨户把新电脑都看上一遍,就足以让他心情雀跃。
2018 年 5 月,高春辉和朱峰专程去硅谷的山景城参观计算机历史博物馆,把自己当年听说过但没见过的计算机都看了个遍。
他始终觉得,人就应该找一个自己愿意干一辈子的事儿,或者至少是一个自己喜欢的事儿。“否则天天想着早点下班、摸鱼,那有什么意思?” 
每天晚上十点陪完家人,他会回到电脑前继续研究 IP 数据。家里的工作台有两块屏幕,一块显示数据,一块用来播放老电影,就听个声儿,每天循环一部,一周就能把《速度与激情》系列全看一遍。
他尊敬认真做业务的对手,多一个好团队,对行业不是坏事。“只要你肯花两三年认真做,都是你的一手数据,大家可以公开、公平、公正地竞争。”
阿里云相关人士在内网帖子下公布了处罚方案:涉事五名员工有的被处分,一年内不可晋升,有的给予警告。有员工不满意:抖抖索索原帖回复,是自己也知道结论不能服众吗?还有人更直接:“就这?”“罚酒三杯?”
在处理和阿里云纠纷期间,他发现另外一家大厂的 IP 数据库产品也涉嫌抄袭,只不过抄的是国外同行。他准备出差时,去那家公司提醒一下。“这种抄来抄去,或者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对这个行业没好处。”
高春辉没有变。世界却从未停止变化。
(记者祝颖丽、管艺雯对本文亦有贡献)
- FIN -

晚点团队出品
更多内容,点击下方关注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