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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园鸣谢
社会认知关注我们如何理解他人的心智状态(包括信念、欲望、意图和情绪等)。传统的社会认知理论基于个体主义的方法论，以“计算－表征”为研究范式，主张我们主要依赖大脑内部的读心机制来建构关于他人的心智模型。这种理论模型日益暴露出来的理论和实践困境，令部分研究者们开始关注交互(interaction)过程在社会认知中的核心作用。这些研究者们积极吸纳哲学传统中有关他心认知本质的敏锐洞见，同时受益于心理学、神经科学以及生物学中关于具身效应的重要发现，倡导“具身的社会认知观(embodied social cognition)”。这种具身的社会认知观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他人的新方式：他人不仅是我们的知觉对象，更是我们能够作出回应并与之交互的行动者。因此，真正的社会认知应当是一个自我与他人通过实时交互而共同建构意义的过程。但进一步的问题在于，这种精细而复杂的个体间交互如何可能？我们对他人熟练的回应能力仅仅是社会性本能吗？这样的疑问不仅是具身社会认知研究亟待解决的理论难题，也是“他心问题”的核心关切。
#神秘的表情  #
通过批判地将预测心智(predictive mind)模型应用于社会认知领域，本文试图为具身社会认知的研究范式所遭遇的困境提供新的理论出路。一方面，预测心智的理论模型能够为个体间的动态交互过程提供脑与神经机制的说明——社会感知涉及两个大脑之间持续的双向预测，并尽可能将预测错误降至最低；另一方面，通过将个体间交互中涌现出来的共同“意义－建构”过程纳入预测心智模型，“具身－预测”的社会认知观将为我们提供一种更清晰、更具说服力的社会认知解释。本文拟首先说明预测心智模型对知觉神秘性的消解为社会感知提供了可能，其次说明以“最小化错误预测”和“自由能原则”为核心的预测模型的局限；最后通过将共同“意义－建构”过程纳入预测模型，说明一种令人满意的社会认知解释应当赋予交互以实质性地位。
一、预测心智：从亥姆霍兹到行动－导向的预测过程
近年来，预测心智理论受到神经科学家、认知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极大关注。这种观点主张大脑就好似一个“假说－测试”器官，持续地将基于内部模型的预测结果与实际感官输入进行匹配，并据此调整当下的知觉和行动以降低预测误差。在认知科学领域中，“预测”并非一个全新的概念。经典的知觉理论认为，大脑自下而上、由外向内地对感官输入进行加工。知觉过程由外部刺激推动，通过从较低水平到较高水平的加工过程，将简单的感官输入信号转变为复杂的知觉。而亥姆霍兹颠覆了这种观点，主张知觉过程是由大脑内部的预测机制驱动的自上而下的推理过程，即大脑内部的预测模型首先对感官输入信号进行预测，进一步通过预测结果与实际的知觉输入进行对比，以形成关于知觉信号起因或源头的最佳预测。以视觉感知为例，一方面视觉信息通过视网膜传入大脑，另一方面大脑利用自上而下的逆向连接结构，形成关于视觉对象的预测。通过将预测结果和实际视觉输入之间的比较，大脑对预测误差进行分析，更新预测并向运动系统发出减少误差的指令。亥姆霍兹关于预测心智的观点直接或间接促成了20世纪认知心理学中的“合成－分析”进路、机器人技术中的“亥姆霍兹机器”、神经科学中的“生成模型”的形成和发展。新近发展起来的预测心智理论吸收了亥姆霍兹的思想，结合贝叶斯推断(Bayesian Inference)的统计学方法以及神经科学、脑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将预测加工的观念扩展到对整个大脑运行机制的解释中。
和亥姆霍兹一样，预测心智理论试图解决知觉的“神秘性问题”，即仅依靠感官输入，大脑如何感知外部世界。尽管获得的感官证据是混乱、不清晰的，并且其环境诱发因素也是不确定的，但是大脑会首先预测一个先验概率，而后通过贝叶斯推断根据似然性和当下证据对先验概率进行不断更新使其接近真实概率。当预测误差(先验预测和真实数据之间的差距)出现时，这些误差会传入大脑的高层级系统以进一步调整、优化原有的假设和模型参数。因此从本质上说，贝叶斯过程就是大脑持续地对实际的感官证据和基于经验的预测结果进行比对的过程。这种预测理论表明：一方面，大脑所进行的推断并非仅是“碰运气”或对外部刺激作出简单回应，而是通过整合当下信息和统计概率的方法来解决现实世界中遇到的问题。另一方面，大脑好像是一个只有输入通道和信息流的黑箱，在无法与外部世界直接接触的情况下，根据过去的经验对知觉进行远因识别并据此指导接下来的身体行动。这意味着，大脑所“知道”的仅是自身系统的状态流和变化，它需要依据自身内部的状态变化积极地对世界作出回应，从而令自身与环境之间持续的协调成为可能。
在此意义上，大脑不再是一个进行被动映射的、封闭的接收器，而是一个依据不断变化的输入信号对远端起因进行积极推断(active inference)的设备；知觉的对象“不再是世界，而是关于世界的大脑模型”。但其中的难点在于，人类的知觉过程异常复杂且涉及海量数据，大脑的预测模型如何才能进行有效推断？通过对层级预测编码(hierarchical predictive coding)和错误预测最小化(prediction error minimization)的说明，预测心智理论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层级预测编码通过层级神经环路之间自上而下、持续不断的信息传递实现。在神经层面，预测活动并不依赖外界刺激，大脑不同层级的神经环路彼此刺激，不断地形成关于下层传入信息的各种预测。不同层级的预测环路构成了平行的运动过程。通过积极预测，大脑主动建构了我们的知觉经验(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以及将过去经验应用到当下情景中去的可能。例如，在阅读的时候，大脑会根据以往的阅读经验对下一个最可能出现的词语进行预测。在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当屏幕中出现“我在咖啡里加了牛奶和()”的语句的时候，绝大多数被试都会毫不犹豫地在括号里填入“糖”。但如果此时屏幕上出现了“我在咖啡里加入了牛奶和狗”的语句，被试的大脑就会出现反常的电波活动。因为在“狗”这个语词出现之前，大脑就已经根据已有的生活经验进行了预测，而屏幕上新出现的词并不符合大脑的已有预测。
按照这种预测模型，我们能够很好地解释大脑对运动的控制。大脑的预测和对行动的指令多发生在运动控制之前。克拉克认为，预测并非依赖大脑独立的模块而是依赖整个动态的神经系统而完成；预测的大脑还构成了一张相互联结的“行动－导向”表征之网，以有效地利用身体的形态结构以及实时环境中的不确定信息。数以千万计的预测环路在行动发生之前，就已经对可能的视觉、触觉表征以及行动进行了模拟，因此，当预测结果符合情境时，在实际感官输入进入大脑之前，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就已经进入了最佳的应对模式。对复杂的知觉过程而言亦是如此。大脑所要做的就是根据内部的层级编码模型对“自身神经经济(neural economy)接下来的状态进行猜测”。根据贝叶斯模型，如果这些预测是正确的，该模型的后验概率就会增加，并据此遵循梯度下降的学习方法对原先的预测进行更新和调整。这种双向层级结构的优势在于，大脑能够根据当下的最佳模型以及先验信念进行迭代预测。当接收到的感官输入是一个复杂的层级因果结构时，大脑就会对自上而下的层级结构进行反转，将那些复杂的情境性信息传入更高层级的神经网络。
这种层级编码过程也是对已有信念进行不断调整和修正的过程。当大脑所作的预测和输入的感官信息出现不一致时，预测错误就发生了。这时候，较低层级的神经环路将误差提示传入较高层级环路，较高层级的神经环路通过对接收到的概率性表征进行自动调节(即快速的知觉推断)修正来自较低层级的预测错误。根据已有的误差，大脑会进一步对现有预测模型的结构进行调整(即缓慢的知觉学习)以降低后续错误产生的可能性。在大脑积极调整现有模型的同时，身体的感觉器官也积极地寻找可能与预期相符的知觉信息，实现预测错误最小化。一方面，预测模型对知觉的远端起因进行解释；另一方面，通过身体行动获取新的感官信息，以适应已有的预测模型，从而帮助大脑对这些起因进行调控。因此，问题解决过程分布在大脑－身体－世界之中。尽管信息的处理过程在大脑中完成，但知觉与世界是相连续的——大脑积极地与世界进行互动并将实时信息带回大脑，作为对进一步神经信息处理过程的补充。减少预测误差这个共同的目的，令知觉、认知和行动实现真正的统一。
如果我们按照预测心智的进路去理解知觉就会发现，知觉的“神秘性问题”消失了。不同于传统知觉哲学将知觉视为个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神秘之幕，预测心智模型将知觉过程视为大脑对已有预测结果进行验证的贝叶斯过程。由于感官输入中包含了大量冗余信息，大脑的主要工作就是对预期结果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偏差进行编码，并在不断更新预测结果的同时向运动系统发出减小偏差的指令。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层级预测机制和“行动－导向”表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实践取向的内部知觉模型。那么，预测的心智模型同样能够为我们对他人的感知提供令人满意的说明吗？
二、预测机制与社会认知
许多学者认为，预测编码理论不仅对个体的知觉经验以神经生物学角度作出了客观的说明，而且同样为个体关于他人的社会感知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接下来，本文将要表明：预测编码理论尽管为社会感知提供了脑与神经机制的说明，解决了社会认知的怀疑论问题，但是作为积极的内在主义的新发展，却并不能完全解决社会认知的认识论问题。
“我们如何感知他人”这样的问题之所以被认为是社会认知的核心议题，是因为我们感到可能性的获得遇到了阻碍。这种阻碍来自这样的常识：我们对自身的心智状态是自明的，对他人的心智状态却不是。当我处于羞愧状态的时候，我感受到了自己羞愧的情绪。但是当你感到羞愧的时候，由于我缺乏直接进入你心智状态的通道，就没有那种切身感受。这种认知上的不对称直接构成了对社会感知可能性的威胁，并导致了社会认知的怀疑论问题：“我如何知道他人和我一样拥有心智？”
对社会认知的怀疑论问题，传统的回答是读心理论。读心理论主张，个体通过某种理论机制或镜像系统中的内部表征过程来感知他人的心智状态。这种读心过程涉及对抽象感官线索(如某种面部表情或姿势)进行识别以及默会的后表征过程(如心理理论与模拟过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读心机制被看作解决社会认知怀疑论问题的标准方案。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读心机制误读了社会认知的本质，并由此提出了具身的社会认知观。这种社会认知观强调，我们对他人的心智状态的理解并不是刻意的理论推理或模拟程序的结果，而从个体间的实时交互过程中自动涌现出来。
具身社会认知观念中所蕴含着的新见解是对经典读心理论的颠覆。这主要体现在：首先，具身认知观主张心智不能从大脑－身体－环境的认知系统中独立出来，这种心智与身体、行动之间的整体性令他人的心智状态不再是私人空间中的不可观察物，而是能够在他人的行动表达中被感知；其次，社会感知不应当被安放在静态的思维模型中，它应当是一个动态交互的过程；最后，我们对他人的感知不是第三人称式的“个体－对象”的旁观过程，而是第二人称式的“我－你”共同参与具体情境而达至彼此理解的过程。在此图景下，我们对他人心智状态认识的神秘性消失了。我们通过与他人实时动态的交互而获得对他人的理解。但进一步的问题在于，这种个体间自动而熟练的交互能力如何可能，其背后的认知机制是什么？大脑在第二人称式的交互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如果不能对这些疑问作出回答，就不能说具身的社会认知范式解决了社会认知的怀疑论问题。在这方面，如果将预测心智的理论框架应用于社会认知领域，我们便能以一种更明确、更清晰的方式阐释个体间的动态交互过程。
我们在对他人进行感知时，其实也在进行预测：预测对方的意图以及接下来所要采取的行动。在社会性的情境中，这种预测往往是双向的——在你对我进行预测同时，我也正预测着你。为了将预测错误率降至最低，双方进一步生成交互行动并由此更新对对方的预测。这种通过个体间交互而降低预测错误率的努力，受到了生物系统中“自由能原则(free energy principle)”的驱动。
在热力学中，自由能的值表明了一个系统有多少可用的能量；在认知科学和信息领域，它表明了世界被表征的状态和实际所是的状态之间的差异。如果大脑对外部世界的预测越准确，那么“信息－理论”的自由能就越低。由此，自由能原则强调：任何一个生物系统都具有抵制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倾向，否则将会引发熵的不断增加，最终导致这个系统走向灭亡。对于一个自治的行动者而言，就要尽可能地避免不可预期的状态，将预测错误降到最低以维护内部稳定性。例如，通过视觉器官获得的视觉信息存在高度冗余的情况。如果这些信息所需的神经元越少，对系统来说就越经济、高效。这种尽可能降低系统自由能的原则或为适应性行为的最核心的解释和驱动因素。
基于自由能原则，有机体通过某种内部动力机制将生存的可能性最大化，同时通过在世界中采取有效的行动，令感官信息与先前的预测保持一致。这意味着，社会感知和交互行动不仅与大脑皮层的信息处理相关，其中还蕴含着知觉、推断、记忆、注意和行动之间更深层次的联结。当预测误差发生的时候，我们主动吸纳存在于他人或当下情境中的一些因素，以生成更准确的内部表征图式。这种与他人进行实时互动的生态控制反映了我们作为生物系统在自组织方面的能力与特征。
这种个体间交互服务于自身的动力过程以及系统的稳定性(所有的社会感知和交互行动都应当以此为前提)。因此，社会认知过程是一个积极的、自组织的、与他人相关的动力学过程。在这个动力学过程中，大脑的层级神经环路之间的交互以及个体之间的交互不是作为大脑的能量变化或电子活动的输入信息，而是作为共变量信息发挥作用。共变意味着，当关于一个事件状态的信息发生改变的时候，也必然导致关于另一个事件状态的信息发生变化。同样，在对他人进行预测的过程中，信息并非先被感官收集而后交由大脑处理，相反，贝叶斯的大脑本身对信息具有敏感性，它通过层级预测编码推断预测结果，以及行动能否满足自身特定的、实时的需求，并据此作出积极的回应。
进一步说，大脑依据那些关于他人的身体动作、面部表情、语言或文字的感官证据，通过层级预测回路对引起他人行为的思维、信念或欲望进行推断，并以动力学的方式积极将他人的知觉和运动状态带回自身以降低预测的误差：“感官证据可以是我听到的语言，从这些语言中我推断出你试图传达的观点。我不仅能够通过预测你可能还会说什么别的来检验我的推断，而且还可以通过自己说些什么，然后预测你会如何回应。同时，你将会把相同的策略用于我所说的。当预测误差变得足够小的时候，我们大概就达成了对彼此的理解。”这种理解的达成意味着个体和他人的大脑进入了一种共享的描述状态或动力系统，令个体双方能够准确地(至少在短期内)对彼此的心智状态和行动进行预测。事实上，当在形式上相似的两个或多个系统的积极推断图式达至耦合的时候，相互理解是必然产生和涌现结果。用数学语言说，这种耦合的结果就是“广义同步”。
预测心智的理论框架为社会感知以及个体间交互提供了脑与神经机制的说明，从而解决了社会认知的怀疑论问题。以往的知觉哲学仅关注知觉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预测的心智理论则赋予知觉以一种在认知上抽象化的动态功能性角色。作为个体与外部世界交互的中介，知觉为降低系统的自由能服务，并以行动为导向建构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觉。我们以相同的方式对他人的心智状态进行概率性的预测。这种内部与外部之间相互建构的关系令我们对他人的感知成为可能。这种社会感知涉及两个大脑之间持续的双向预测并达至某种动态耦合状态以最小化错误预测的过程。这种新的社会认知观走出了内部与外部/心智与身体分离的笛卡尔剧场，面向一种更宽广的“大脑－身体－环境”交互视野。作为一种凸显大脑神经生物动力机制的理论模型，预测的社会认知观对我们理解自我与他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方面提供了新的科学证据与理论启示。
三、“具身－预测”的社会认知观
如前所述，通过将神经科学中关于预测心智机制的研究成果应用于社会认知领域，预测的社会认知观为个体间交互的认知机制提供了客观的神经生物学解释，解决了社会认知的怀疑论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在神经科学模型以及这种模型所具有的理论解释力之间作出区分。换言之，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神经科学模型应用于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因为这种模型在解释“个体双方如何根据无意义的感官输入形成具有意义的理解”这样的认识论问题的时候遭遇了困境。而具身社会认知观中的“意义－建构”观点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通过与共同“意义－建构”的具身视角相结合，“具身－预测”的社会认知观为我们呈现了社会交互过程中双向的大脑预测和共同的“意义－建构”两个层面，共同解决了社会认知的怀疑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
在预测的社会认知观看来，当我看到一位父亲因为痛失爱子而黯然落泪的时候，如果大脑的预测系统正确地预测了这位父亲的情绪，我就“理解”了他的心智状态；如果作出了错误的预测，我就“误解”了他的心智状态。从本质上说，这种预测过程就是对他人知觉和行动进行另一种意义上内化的过程。关于他人信息以表征的方式被带入层级预测模型，并作为对神经过程的补充性(或背景性)知识，对大脑已有的预测模型进行调整和修正。
尽管心智的预测模型将来自环境和他人的信息纳入了自身模型，却不赋予这种动态交互过程以实质性的地位。我们对他人认知的通达范围仍局限在大脑循环预测的过程之内。无论他人的表情和动作多么生动，富有意义，它们的给予总是与不存在于世界而只存在于大脑预测模型中的概率性结果相容或背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性交互不是以两个或多个个体间知觉和情感的交流为目的，而以单个或多个大脑降低关于他人经验的错误预测率为目的。
然而，社会理解过程作为一种社会现实而非物理现实问题，并不仅是对关于他人假说的对错进行验证的过程。对于比如“一块手帕的材质到底是棉还是亚麻”这种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化学实验来寻找答案。而社会现实问题更多地与因果关系的说明和内容的逻辑辩护等特征相关，无法明确地进行裁决。例如，你和父亲在小区里看到邻居A先生正在路边使劲地跺脚。你的大脑通过预测建构了一个愤怒的实例，并由此认为A先生正在生气；你父亲则建构了一个沮丧的实例，认为A先生的情绪是灰心沮丧。而A先生则建构起了另一个实例——使劲甩掉粘到鞋子上的泥块。在这个例子中，谁更正确呢？从物理现实的角度看，三种建构都是真实的，我们无法判断谁的预测更准确。但就社会现实而言，可能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客观的准确性，这就要求我们通过交互才能与他人达成某种共识。
这是因为预测的社会认知框架主要是从自动的、亚个体层次的神经预测过程来解释社会认知的内部机制，但社会性的理解还涉及个体层次与群体层次的意义－建构过程。社会认知过程的这三个层次并不矛盾，而是互为补充。从亚个体层次来说，社会认知过程涉及两个大脑间持续的双向预测以降低错误预测。从工具主义的角度来说，预测心智的模型关注的是先验预测与实际输入之间的匹配程度，至于它是否呈现了蕴藏在世界中的价值和意义则并不重要。但从个体层次说，社会认知并非以对世界进行神经生物学的解释为最终目的，而是以参与世界、采取有效的行动并由此维持系统的内部稳定为目的。因此我们对他人的感知过程不仅描述了“他人接下来会怎么样”，而且具有基本的认知意义——我们通过与他人的交互而获得关于他人和世界的意义。正如加拉格尔和艾伦所说，社会认知并不仅仅是以预测为目的过程，而是在两个或多个行动者之间，在特定的情景中“通过具身的动力耦合而生成关于他人的融合性经验”。
在此意义上，我们对他人的感知过程，不仅涉及大脑中积极的神经表征过程，更涉及由于他人在场而生成的具有融合性的“意义－建构”过程。这种融合性的“意义－建构”过程是一种“涌现(emergent)”的意义形成过程。汤普森和瓦雷拉对“涌现”的定义是：一个由相互联结的元素构成的网络N，表现出涌现过程E以及涌现特征P，当且仅当：(1)E作为一个整体性过程，从N的组成部分间的局部交互过程——非线性的动力系统D中产生并呈现出P；以及(2)E和P对N的组成部分间的动力过程D具有自上而下的决定性影响。就个体间的交互而言，他人的行动和具体的情境不是无意义的刺激，而是对我而言具有意义的信息；同时，通过与他人语言、行动和情绪的耦合而涌现出来的共同“意义－建构”过程不仅超越了“我”的意向性而体现出融合性的特征，而且也是导致“我”变化的原因。
作为一个涌现的自治过程，个体的知觉和意义－建构过程以参与的方式存在于交互过程之中。当个体双方进入一个交互情境中时，两者都积极地参与到“建构－意义”的活动中去，任何一方均无法对这个共同参与的“意义－建构”过程进行完全控制。我无法让他人完全按照我的意愿来行动，他人也同样不能控制“我”的意图和情绪。由此，“我”和他人共同建构了一个以“我－你”以及“我们”为模式的自治系统。这种自治系统作为可识别模式具有自身的结构和规范。
从群体层次来说，正是因为有了相互规定、共同建构而形成的意义和规范，才使群体行动和交流成为可能。这种群体层次的规范性尽管起源于个体，但要真正成为具有群体规范的功能，还需要群体层次上自发涌现出来信念和规则的约束。这种群体层次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大脑的预测过程，塑造了亚个体和个体层次的知觉经验和情绪回应。因此，社会认知过程并非以对他人进行刻意的推断、解释和预测为根本目的，而是一种本质上熟练回应他人情绪和行动的交互过程。在这样的个体间情境中，知觉以理解他人的意义表达为目的，并通过交互达至共同的“意义－建构”。
结语
知觉并非是将个体与世界隔离开来的神秘之幕，而是两者沟通的“界面”。预测的心智观将知觉视作大脑对先验的预测进行验证的贝叶斯过程，将社会感知看作以降低关于他人经验的错误预测率为目的“假说－验证”过程。预测机制渗透在特定的情境中，构成了个体与他人进行交互并理解他人的认知基础。不过，这种模型还不能为社会认知提供充分而必要的辩护，因为个体理解他人的过程不仅包含概率性表征，还包含对他人在特定情境中意义表达的把握。后者涉及信念、价值、辩护以及不确定性等因素，很难通过神经表征模型进行客观的解释。具身的社会认知观提供了相应的补充，将社会认知看作通过个体间的交互而共同建构意义的过程。通过将预测心智和“意义－建构”的研究进路相结合，“具身－预测”的社会认知观可以解决社会认知中的怀疑论和认识论问题，为我们理解个体间复杂的交互经验奠定理论基础。
来源：《哲学动态》，2021年第2期，第121-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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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
系统
问题
身体
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