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对公共讨论失去信心，还可能有解药吗？

注：本文转载自青年志Youthology（ID：openyouthology001），撰文璐璐、Sharon，编辑阳少。

不久前，张文宏医生因为一句“与病毒共存”遭到大量攻击。反对者认为这种说法等于向病毒屈服，是不负责任，攻击他是“西方利益代言人”，并迅速指控和举报其论文涉嫌抄袭，责问“他是谁？凭什么这么发言？”

一句话稍有不慎就激起万丈波澜，上升至举国高度。这样的争端在网络上的其他议题中从不少见，不论是杨笠代言因特尔，西安地铁保安强拽女乘客，还是奥运期间古川雄辉、伊藤美诚被围攻，我们都发现，在诸如性别、国际、阶层乃至更为广泛的领域，舆论空间也越来越频繁地自动分为两个阵营，敌人友军的认知框架空前地受到欢迎，极化言论也已自然地融入了日常的语言。

“言论极化”指的是人们的观点向着二元对立、两极化发展的趋势。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的现象在心理学、传播学领域很早就有了大量的研究。由于从众心理、选择性的信息接触和群体的非理性等原因，群体成员在讨论和协商之后，最终会采取比讨论之前更极端的立场。

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网络上的言论，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极化的呢？社交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一过程，它不仅让形成一个群体更加容易，而且使得每个群体更易封闭和排除异己。我们在所谓“同温层”内接受着越来越多同质化的信息，在点赞、转发和在看的刺激下，己方的观点得到越大量的背书，不同的声音便越来越难接受。

讨论和梳理网络中极化言论的形式和问题对重塑我们的公共言说空间至关重要。有感于网络世界的不断割裂，我们想要在这篇文章中谈谈“好好说话”这件事。人们是如何使用极化言论的？言论的不断极化会对公共讨论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退化？以及当我们对公共讨论失去信心时，还可能有解药吗？

/ ©《社交网络》/

当“价值语言”与“仇恨语言”

融入日常

在如今的互联网空间，极化言论正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呈现。人们把很多日常的事实和遥远的价值勾连起来，不论是民族主义，还是“左翼”话语，都为本来再平常不过的言语拔高了调子。

疫情初期，张文宏医生呼吁大家多吃高营养、高蛋白的“肉蛋奶”，少喝粥。本是出于提高免疫力的考虑，却被很多人认为是“崇洋媚外”。

网友越来越热衷于给一些普通的事实细节扣上宏大的“帽子”。吃肉蛋奶、说话中英双语、购买外国品牌即等于“崇洋媚外”，繁体字、LGBTQ、女性主义都蕴藏着“境外势力”的隐忧。不论是针对奥运冠军杨倩曾经晒照AJ的“跪族女孩滚出中国”，还是清华大学因为给新生送《老人与海》而被批“屁股歪”，只要和异国元素沾上联系，就能激起大量的仇恨和声浪。

这些基于民族主义情绪的仇恨往往会演变成集体的、狂欢式讨伐。在豆瓣掀起针对日本电影的“一星运动”、在国货品牌的直播间怒批主播要求捐款、向日本选手的 ins 出征……这种现象出现的频次越来越高，只要“非我族类”，便“虽远必诛”。

除了民族主义的扩散，失落多年的“阶级斗争”话语再度回潮。在 b 站和社会议题相关的视频里，“打倒资本家”、“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弹幕占满了整个屏幕。我们似乎离“阶级斗争”的年代很远，却对“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的词语前所未有的熟悉。

言辞的激烈映射了时代的症候。如梁文道在《八分》里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情绪很动荡的年代，要么充满爱，要么充满恨，对这种激动上瘾，才觉得我的生活有重量、有方向、有意义。” 极端民族主义的抬头源于大国实力的此消彼长与撕破脸皮的角力，“阶级斗争”话语的回溯则是阶层固化带来的焦虑与大公司普遍存在的“工具理性”的弊病开始被人们所认知。

在不确定的年代人们急于掌舵，语言的挪用便透着对意义和价值的渴求。觉得活着缺乏意义、对生活失去兴趣的“空心病”患者们，在存在主义的虚无感中迫切地希望在个体价值之外寻找能让自己获得满足、荣耀的意义与信仰，通过对宏大叙事的守护，在安全的集体中填充心灵、抱团取暖。对异己者的仇恨，和对同盟者的钟爱，构成了互联网情绪角斗场的两端。

但这些上了价值的语言，看上去是心系家国而又一针见血的，实则大多是并不能被证实的阴谋论，但却足以让大多数人因为恐惧被定性、被审判而噤声。

此外，网络空间中的言论极化，也少不了更直白的“仇恨言论（Hate Speech）”的煽动和渲染。

仇恨言论的典型特征是对人而不对事：某个种族、国籍、性别、宗教或性取向，都会成为原罪。在中国互联网上针对黑人、性少数群体的侮辱歧视性言论就是典型例证，但我们的社交媒体平台往往对此非常宽容。

而在性别议题的讨论中，对议题本身的探讨与诉求，很快也会演进为“女拳”、“蝈蝻”和“xdz”的相互对骂。除了不断给对方贴上越来越难听的标签外，议题本身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已经不重要了。

语言成为了虚拟的拳头，以极大的攻击性一拳拳地砸在被攻击者身上，但是隔着屏幕，那些处于靶心的人们只是离攻击者非常遥远的虚拟 ID，所以发出仇恨言论的人往往认为虚拟世界的仇恨和泄愤“无伤大雅”。

很多时候，“价值语言”和“仇恨言论”并非单独出现，而是常常混杂着网络用语式的表达，三者杂糅在一起，成为当今网络舆论的典型语言现象。诸如“带节奏”、“歪屁股”、“夹带私货”这样的词汇在互联网讨论中屡试不爽。刻意煽动情绪、制造性别对立常常是“带节奏”的头号指责对象。不久前一位画师在自己接的商单画作上按客户要求加上了“free”等字样，就立刻被某 KOL 挂出来指责：“绘圈有些人歪还真不是一星半点”。

与之相似地，看起来更为“理中客”的论调是“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等反转”。这些话套用在每一个社会事件上几乎都是万金油。发言者仿佛早就预见了事情会反转，呼吁大家关注真相。事实上，“等反转”的心态在意的并非事实本身，而是现在所呈现的事实是否如其所愿。

这些用语快速、简短、有效，帮我们剥去了审慎思考的能力，像一套标准的答题模版，只要掌握了公式，怎么套都不会出错。

翻转电台主播李厚辰曾写过，互联网赋予我们的全新能力是，使人们在网上热衷于“评断”。我们感觉自己掌握了审判他人的权力，认为自己在伸张正义，在一种个体被赋能的幻想之下，我们越来越少地关心事实和逻辑，越来越多地仰仗价值、理论和意识形态。而“评断”的结果，就是要用这种评断党同伐异——去“取消（cancel）”某个人、某个组织、某种观念，让他们永久地消失。

在习得了这些语言形式和逻辑之后，充斥着流行语的价值评断就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拿来即用的条件反射。做出一个又一个的“评断”时，更多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而对网线另一端“具体的人”的感知很微弱，因此发出极端言论时，人们往往难以自知。

/ ©《浪潮》/

如果不能意识到言论极化，

会出现什么问题？

从张文宏医生一事来看，言论的极化会导致行为的极化。当人们不认同张文宏医生“我们需要长期与病毒共存”的观点之后，他不但先被扣上了“公知”、“崇洋媚外”的帽子，指控并举报其论文抄袭的动作随即而来，在互联网端持续发酵，争议逐渐演变为论战，支持者和反对者迅速明确自己的站队。

怀着敌意举报、拉黑、删除、围剿的动作并不稀奇，甚至成为了普通网民的思维惯性，施力的对象连专家也在劫难逃。民族主义与道德谴责相绑定，两者勾连的组合拳并不罕见，也是如今戾气四溢的网络环境的最佳推手。可这种运用公权力的举报文化，是纯政治性的，人们过于擅长召唤外星飞船把异族消灭，具有结构性压迫的特点，更是触动了公权力对个体生活影响的议题。

这实际也是反智主义在言论中逐渐盛行的表现，但反智主义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就发现人们没有想象中那么接受“智识”，“智识”（intellect）与“智力”（intelligence）不同，智力描述的像是一个人的表现力、反应力、口才，说明这是个“聪明人”，是受大众欢迎的；而“智识”则强调批判性、创造性、想象力，往往被认为是迂腐的、无用的。除此以外，知识分子因其精英文化与大众形成鸿沟，这之间的矛盾很容易便形成对立。人们对“智识”的不信任、仇视，霍夫施塔特将其描述为“反智主义”。

放在今天，“反智”的表现是复杂的，不能被简单定性。虽然在某些情境下，知识分子不但没有受到排挤，反而帮助了人们去理解时代的问题和寻找符合自己期待的知识话语，因而受到追捧。但显然，人们对专家式的论调仍然在保持着质疑，社交媒体表面上是一个将信息、知识和话语权都还给公众的媒介，“专家”和“知识分子”难以像过去那样垄断话语权。

许纪霖认为，信息时代更像是反智主义的新温床。知识分子说理需要将论证过程展示出来，不仅表达观点和结论，还需要通过大量的事实举例查证，让人们检阅和反思才得以成立理性的论证过程。但是在社交媒体上，与“知识”不同，人们获得的是“信息”，发表的也是“信息”，140字形成的论点张口就来，无需论述，也欠缺逻辑。

个人的理性有限，对现实和真相的认识也避免不了带有片面和偏差，这些偏差本应在与他人的公开讨论中不断被校正，不必奢望对于某一话题讨论形成一个统一的公共意见。这本是寻求真理的毕竟过程，但我们看到的是双方在各自的阵营中互相争吵、鸡同鸭讲。

人们只注重煽动情绪、贴标签、急于发表观点、对他人进行两极化的道德宣判，但他们无视了问题本身具有的多义性，反将绝对的、暴力的简化语言凌驾于“评断”之上，公共理性成为了泄愤的场所，甚至加深了对彼此偏见。在西安地铁事件中，网络舆论的发酵正是符合了这个特点，“愤怒”可以获得转发和点赞，反过来又鼓励人们去更频繁地宣泄道德上的愤慨。

不可否认的是，言论极化的根本是由深层的社会矛盾引发的，例如“阶层”和“性别”的矛盾是结构性的。但在言论中针对阶层和性别的敏感、抨击和梗化的争论，不但没有达成双方的共情与理解，反而有激化矛盾的可能，甚至形成了“极化”的恶性循环。

譬如，针对性别议题，有人替女性发声，就是制造性别对立的“女权婊”；有人替男性发声，就是得了“男权癌”。这种对立不允许异类的声音出现，否则就会被举报、取消、踢出群聊，处于中间的、中小型的可能性也都被掩盖了。

评断式的语言思想和习惯泛滥成灾，皆让基于事实、逻辑与理性的公共讨论变得难以维系，却将基于立场、态度和身份的相互攻讦设定为唯一的对话方式。分析事实、提出观点，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进而寻求更多人的认同，本来是公共讨论的基础步骤，但如今，这样的正常实践却被“带节奏”、“屁股歪”、“断章取义”、“夹带私货”等词汇一言以蔽之。

“喷子式”的发言、仇恨言论的遍布令大部分人会感到无所适从，让一部分人失去继续参与的兴趣，另一部分人则变得越来越同质化，同温层内部就会自动过滤异质信息，自我封闭，自我净化。

新闻学者方可成谈到，互联网中的舆论并未呈现“天涯若比邻”的效果，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比邻若天涯”。地球根本没有成为村，反而到处建墙，人群和人群之间的隔阂愈演愈烈。

同时，言论极化中人们对于观念的固守还会导致对事实的不在意。《后真相时代》一书里提到了“后真相”的概念，描述的正是人们对事实态度的表达比事实本身还重要，言论被既有的态度拉扯走。

我们见到不少人阅读一篇文章，没看几行就肾上腺素飙升，立刻发表评论。这指向了大众观念的困境，在于观念的塑造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情绪。如果有一方能迎合拥护关于某个事实的态度，形成共同体，则这个群体也很有可能进一步反过来操纵事实，在事实层面进行价值的拉拢。

/ ©《十二怒汉》/

好好说话，还有可能吗？

随着水温一点点加深，强烈的爱与强烈的恨交织的网络空间兜住了所有不断撕扯的观念与情绪，但容不下任何“中间派”的存在。当我们对“网络公共领域”不抱任何天真的期待时，我们还能怎么办？

在大家失去信心的时刻，很容易就走向放弃和虚无的一端，当“说理”不再有用的时候，就更易滑向极端和犬儒主义。这种心态类似于，既然无法沟通，那就要么保持沉默，要么不再好好说话，用和对立方一样的方式“以牙还牙”。

在《作为想躺平的普通人，我反思了自己身上的“特权”》一文中，我们分析了“沉默”虽然能够避免言论矛盾，但是并不能促进沟通、解决问题。在一些情况下，“闭嘴”反而是一种懒惰，甚至有可能使少数派的观念陷入“沉默的螺旋”——少数派不愿意传播自己的看法，媒体和大众则聚焦在多数派的观点，于是少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小，多数派的声音越来越大，形成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模式。良性的表达和发声固然是重要的，就像“我们不能把世界让给与自己不同观念的人”。

“以牙还牙”式的发言也明显不是一个良好的沟通方式，只会让极化愈发棘手，战线两端的人愈发难以融合。言论极化的涌现并不是公共说理能力的问题，而是意愿的问题，语言成为了具有攻击性的拳头，“说理”是被抗拒的。“好好说话”也许是首先我们需要觉醒的意识。

方可成曾经在一个讲座上提到，希望大家可以做一个不管有没有希望、不管有没有“那一天”的到来，都会朝着自己所认同的价值、目标和方向去不懈努力的人。我们也认为，我们依然可以有作出改变的勇气。

/ ©《社交网络》/

对于事实和不同的观点保持足够自己开放的心态是一种做法，表达需要基于事实，但将态度开放给新的事实也同样重要。当事件激发了自己情绪的时候，也不妨多问自己一句，难道事情只有这一个面向吗？或者，我们可以邀请他人到对话中来，获取更多面向的信息帮助我们判断和讨论。

勇于面对敌意的温柔在此刻变得越来越稀缺，但是我们依然看到很多人在做着这样的尝试。梁文道每次在《八分》节目里回应听者留言，不论留言者是否赞同他的观点，他都依然条分缕析地解释和探讨，常常大方承认自己偶尔的错误，并虚心表示从听友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在互联网骂战的缝隙里，也依然有人耐心地以清晰的条理和逻辑回应他人的问题或质疑。看到这样的交流依然存在，我们就多了一份将温和与理性放大的信心。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见到的偏狭，其实是因为很多人的工具箱里只有锤子，或者只愿意去拿起离自己最近的那把锤子。”新闻实验室的 newsletter 里写道，“歪屁股”、“三观不正”就是这样的“锤子”，如果手里有了锤子，任何东西看起来都会变成一个“钉子”。如果我们手里永远只有锤子，没有其他的工具，那么在钉满钉子的世界里就永远充满了刺痛和裂缝。

在被极化言论浸染的生活里，我们希望可以扔掉那些“锤子”，让阅读和表达重新成为我们的工具。持续地阅读好的文字、使用好的表达会为我们提供一些可能。在使用一些流行语前，问问自己：不用这个词的话，我会怎么说？如何回归一种更人本的、更有温度的表达？

沟通、对话的根基和前提是“把人当人”，在看起来庞大的国家、体制、民族、性别等等话题之下，都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人。

二元的认知框架下，人们把西方和东方、男性和女性、“我们”和“他们”通通对立起来。但是，我们要避免陷入这种二元的陷阱，因为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解决和改变所谓的“暴民”，而是打破你我之隔。只有我们能看到人，多一点对对方的体恤和共情，少一点“阵营观”，才能让我们之间的界限变得更模糊一些。

参考资料：

[1] [美]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译林出版社，2021

[2] [英] 赫克托·麦克唐纳，《后真相时代》，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

[3] 方可成，《如何与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相处（青年系列讲座文稿）》，matters，2020

[4] 方可成，《不要做一个手里只有锤子的人｜026》，新闻实验室 Newsletter，2021

[5] 界面文化，《从1768的“叫魂”到2021的“镇魂”，阴谋论为何有着永恒的吸引力？从林生斌争议谈起》，2021

[6] 李厚辰，《分崩离析的世界里，放下拳头更需要勇气》，看理想，2021

[7] 李厚辰，《网络吵架，全变成“敌我”的故事之争》，看理想，2021

[8] 梁文道，《305. 我们为什么越来越容易激动？》，八分，2021